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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令澳，1915年生，浙江宁波人。1937年4月毕业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卢沟桥事变后从日本返沪，投笔从戎。1941年任蒋介石侍从室专员，从事对日情报工作。抗战胜利后随蒋经国赴东北，参与外交特派员公署的机要工作。 现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九、蒋经国黯然去职
宋美龄慰劳苏军似乎是一个先兆，果然没过多久，中苏关系度过了短暂的“小阳春”，寒潮终于又来了。
前面讲过，根据双方取得的谅解，苏联驻军当局曾允诺中方空运一个师的兵力到长春，并提供机场设备的使用便利。这样，一俟苏军撤离，中方军队即可接管长春的机场和城防。为此，杜聿明指派95军第5师师长李则芬在1月初来长春，具体落实空运部队之后的有关事宜。李在了解了长春的情况后认为把一个师的兵力孤立地放置在长春一隅，与后方基地锦州相距太远，一旦苏军撤走，这支部队就会受到已大量集结在东北的中共军队的围困。再加上长春地处松辽平原，无险可守，因此他不愿意让自己的部队去担当这个冒险的任务。李则芬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蒋经国，要求他转言蒋介石，能谅解他的苦衷。李则芬回北平不久，就奉命率其部队转到天津防所去了。
杜聿明也同意李则芬暂不派正规军进驻长春的意见。然而熊式辉则急于想拥有一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军队，所以他急急地把在北平收编的伪满许赓扬和刘德博所部两个保安团空运到长春，龟缩在郊区的一处营房里。4月中旬，苏军撤离长春，随即中共军队进入市内。这两个保安团遭受到包围后，很快就被瓦解了，全然没有起到熊式辉所期望的抵御作用。
外交特派员公署和行营的各级官员在苏军撤退时，为防意外，也纷纷打点公文行李，第二次乘飞机脱离长春退到北平。蒋经国自从陪宋美龄回重庆后，就不再长留在长春，而是穿梭往来于重庆、南京、北平、沈阳之间，衔命为蒋介石的军事调度和各高层军事当局间的协调而奔波忙碌。
熊式辉则因东北接收工作的失败而被免职。张嘉等要员也先后藉故离开了东北，重任内地的原职。
苏军已撤走，中苏间的外交交涉亦就告一段落。随着局势的发展，东北的局面确如特派员公署前主任秘书胡世杰所预料的，由中苏间的外交折冲演变为国共两党间的一场内战了。
此后，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亦随东北行营、东北九省保安总司令部一起，迁到已经收复的沈阳市办公了。
1946年10月，蒋经国从南京给我们发来电报谓：“已辞去外交特派员之职。公署同仁不愿继续留任的，可回南京。”另电高维翰和我暂留守办理移交手续云云。待到12月初，新任命的特派员张剑非到沈阳接事。随后他缩小编制，削减经费，署里只留下几个办事人员维持局面。我和高维翰办妥移交手续后，就去南京另任新职。我随蒋经国到东北工作的一段经历也就到此结束。
十、美苏角逐中的东北局势
我还想起那时的历史背景，写出供读者参考。
㈠雅尔塔秘密协定形成东北局势的复杂化
1945年初，在美、英、法、苏四国盟军于欧洲战场节节胜利、希特勒纳粹德国军队面临全线总崩溃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尚在远东作困兽之斗，并狂妄地声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在日本本土与美军长期作战。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日结束，减少美国对日作战的负担，缓和一下士兵伤亡惨重的形势，约同苏联和英国，在1945年2月举行雅尔塔会议，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击溃日本关东军。经斯大林承诺，达成“雅尔塔协定”。协定中有关中国的条款规定：为了防止日军侵略势力的再起，由中苏双方共管中国长春铁路（包括从满洲里到哈尔滨，哈尔滨到大连及哈尔滨绥芬河之间的纵横三条铁路线的总称）；允许苏联使用旅顺作为军港并开放大连作为自由港等。当时因苏联尚与日本缔结有《日苏中立条约》，所以“雅尔塔协定”是秘密的。实际上雅尔塔会议是美英旨在将日本所侵占中国东北的权益移交给苏联，作为促使苏联早日参加击败日本的条件。这是美苏等背着中国干的，其藉口中国尚未与苏联结盟而和日本则是交战国，便不让中国参加。会后不久，罗斯福把雅尔塔的决议中关于苏联参战的条件通知蒋介石。当时蒋介石认为这是斯大林借出兵东北之机，企图在打败日本之后，恢复帝俄时代由于日俄战争失败而丧失的权益，表明“苏俄对东北仍有野心”，因此对这些决定表现了踌躇、拖延的态度，但是他考虑到国民党在军事、外交、经济各方面都要仰赖美国的支持，对美国已经作出的决定，他无力改变，因此最终还是接受了。罗斯福总统为了抚慰蒋介石，建议蒋介石一面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依照斯大林的意见，劝导蒋介石与苏联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以便共同击败正作最后挣扎的日本帝国主义，早日取得胜利。罗斯福答应蒋介石，美国将加强援助国民党军队的装备，并在以后支持国民政府对东北行使主权，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
1945年8月7日，以外交部长宋子文为首，包括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在内的国民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14日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前此，苏联红军已在8月8日对日本宣战，迅速占领了东北全境；关东军全部覆灭。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宋子文向蒋介石的汇报，认为条约中最成功的一点就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联政府明确承认以“国民政府为唯一对象”。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排除苏联“扶植东北的共产党力量”而有了国民政府全面接收东北主权的保障了。
日本投降后，接着中、苏、美、英又在莫斯科举行四国外长会议，宋子文代表中国出席。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有：
⑴外蒙古的独立由公民投票决定。国民政府在公民投票时可以派大员赴库伦（今乌兰巴托）监督。（笔者按：后来派去的是国民政府委员张继）。
⑵苏联远东红军在日本关东军缴械投降、完成占领任务以后第六个星期开始，从东北撤退。
⑶苏联军队占领期间，实行全面军管。在军管期间，苏军为了补给军需，可以发行军票与“满洲国”货币等值流通，国民政府应予以承认，并在接管以后用等价货币收回此项军票。
⑷中苏共管中长铁路由双方协议执行。
这就是东北问题必须经由外交方式处理的依据。也就是国民政府必须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依据“莫斯科协定”，迅速成立“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委派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的缘由。
㈡蒋经国莫斯科之行内幕
战后的东北问题不仅是中苏两国交接该地区权力纷争的问题，而且更包含着美苏间的对抗因素在内，这样，就使那时的东北成为美苏两大国在远东权力角逐的一个焦点。
斯大林并不反对战后建立苏、中、美三国的合作关系，但他不赞成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尤其反对中苏之外的第三国插手东北事务。从这点出发，斯大林要求国民政府在东北应实施有利于苏联的政策，进行中苏经济合作；在国内，则使国共两党能和平相处，建立各级联合政府。所以苏联驻军一再玩弄手法，使得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屡遭波折而难以完成，此即斯大林唯恐国民党依赖美国而对其施加的压力。
1945年12月，斯大林点名要蒋经国访苏，也是出于上述的考虑，最终目的则是希望通过蒋经国说服其父同他会晤，并说地点可以在莫斯科或中苏边境的某个适当的地方。但后来蒋介石怕引起美国的误会，再三婉辞了斯大林的邀请。
在这复杂的三角关系中，蒋经国一行于这年的12月25日启程赴苏。途中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和苏联新西伯利亚（市）分别作短暂停留后，于嘲日到达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同斯大林晤谈了两次，时间共达六个小时。蒋在1946年1月14日回国后，曾写了一份《访苏报告书》呈交蒋介石，但其中内容一直未予公开。不过以后他辞去外交特派员之职后，一次在南京黄埔路励志社召开的国防部高级将领集会上讲话时，透露出了他访苏的一些内幕。
蒋经国谈到斯大林在接见他时，曾以教训的口气说：“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自己利益的工具，必要时他是会牺牲你们的。”（笔者按：这话虽似挑拨但也是事实，雅尔塔密约即是一例。）
斯大林谈了中苏经济合作问题。他说，苏联愿意向中国政府提供汽车、机器以及其他中国所没有的东西。同时也希望中国能向苏联提供矿产和农产品。这时斯大林话锋一转，以警告的语气告诫蒋经国：“我再三声明，也是我对你的最大要求，那就是你们绝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否则，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关于中共问题，斯大林表示国民党应该和共产党共存。他说，如果没有共产党，也许国民党将会变得腐败。至于今后，则要看两党的竞争了。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斯大林是明显偏袒中共的。
记得蒋经国不久重回长春后曾对我们说：“斯大林是两面做人。如果国民党对他好，他就会去压制中共；反之，他又会尽力扶持中共同国民党对抗。他的目的是想在两党相争中渔利。而美国又口口声声要求中国、包括东北在内实行门户开放。我们处在两大国之间，真难做人哪！”
蒋经国道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从全局上讲国民党应该站在美国一边；若从东北这局部考虑，则应同苏联修好，而绝不能反苏。这个外交策略他也多次向蒋介石建议过。
斯大林在晤谈中还答应蒋经国，将派一个经济顾问斯拉特克夫斯基去长春，同中国方面商谈东北经济的接收问题。他说：“斯拉特克夫斯基将会同你见面，只要你们保证不让美国在东北谋取利益，我们可以在经济问题上作必要的让步。”
这一问题因归属于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的职掌范围，故后来斯拉特克夫斯基到长春后，蒋经国就介绍他同张嘉、孙越崎直接谈判。这方面的交涉最后并无取得多大进展。
总之，蒋经国还是不虚此行的。虽然双方在莫斯科取得谅解的内容仍是前不久在长春谈判时达成的那几条，但如今又得到了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的首肯，当然这对苏联驻军当局有了更大的约束力。再说，蒋经国当面听到了斯大林对中苏、中美关系等问题的看法，这对于适当调整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也是大有裨益的。
然而当时谁也没有料到以后国内局势的逆转会来得那么的快。（全文完）
九、蒋经国黯然去职
宋美龄慰劳苏军似乎是一个先兆，果然没过多久，中苏关系度过了短暂的“小阳春”，寒潮终于又来了。
前面讲过，根据双方取得的谅解，苏联驻军当局曾允诺中方空运一个师的兵力到长春，并提供机场设备的使用便利。这样，一俟苏军撤离，中方军队即可接管长春的机场和城防。为此，杜聿明指派95军第5师师长李则芬在1月初来长春，具体落实空运部队之后的有关事宜。李在了解了长春的情况后认为把一个师的兵力孤立地放置在长春一隅，与后方基地锦州相距太远，一旦苏军撤走，这支部队就会受到已大量集结在东北的中共军队的围困。再加上长春地处松辽平原，无险可守，因此他不愿意让自己的部队去担当这个冒险的任务。李则芬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蒋经国，要求他转言蒋介石，能谅解他的苦衷。李则芬回北平不久，就奉命率其部队转到天津防所去了。
杜聿明也同意李则芬暂不派正规军进驻长春的意见。然而熊式辉则急于想拥有一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军队，所以他急急地把在北平收编的伪满许赓扬和刘德博所部两个保安团空运到长春，龟缩在郊区的一处营房里。4月中旬，苏军撤离长春，随即中共军队进入市内。这两个保安团遭受到包围后，很快就被瓦解了，全然没有起到熊式辉所期望的抵御作用。
外交特派员公署和行营的各级官员在苏军撤退时，为防意外，也纷纷打点公文行李，第二次乘飞机脱离长春退到北平。蒋经国自从陪宋美龄回重庆后，就不再长留在长春，而是穿梭往来于重庆、南京、北平、沈阳之间，衔命为蒋介石的军事调度和各高层军事当局间的协调而奔波忙碌。
熊式辉则因东北接收工作的失败而被免职。张嘉等要员也先后藉故离开了东北，重任内地的原职。
苏军已撤走，中苏间的外交交涉亦就告一段落。随着局势的发展，东北的局面确如特派员公署前主任秘书胡世杰所预料的，由中苏间的外交折冲演变为国共两党间的一场内战了。
此后，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亦随东北行营、东北九省保安总司令部一起，迁到已经收复的沈阳市办公了。
1946年10月，蒋经国从南京给我们发来电报谓：“已辞去外交特派员之职。公署同仁不愿继续留任的，可回南京。”另电高维翰和我暂留守办理移交手续云云。待到12月初，新任命的特派员张剑非到沈阳接事。随后他缩小编制，削减经费，署里只留下几个办事人员维持局面。我和高维翰办妥移交手续后，就去南京另任新职。我随蒋经国到东北工作的一段经历也就到此结束。
十、美苏角逐中的东北局势
我还想起那时的历史背景，写出供读者参考。
㈠雅尔塔秘密协定形成东北局势的复杂化
1945年初，在美、英、法、苏四国盟军于欧洲战场节节胜利、希特勒纳粹德国军队面临全线总崩溃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尚在远东作困兽之斗，并狂妄地声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在日本本土与美军长期作战。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日结束，减少美国对日作战的负担，缓和一下士兵伤亡惨重的形势，约同苏联和英国，在1945年2月举行雅尔塔会议，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击溃日本关东军。经斯大林承诺，达成“雅尔塔协定”。协定中有关中国的条款规定：为了防止日军侵略势力的再起，由中苏双方共管中国长春铁路（包括从满洲里到哈尔滨，哈尔滨到大连及哈尔滨绥芬河之间的纵横三条铁路线的总称）；允许苏联使用旅顺作为军港并开放大连作为自由港等。当时因苏联尚与日本缔结有《日苏中立条约》，所以“雅尔塔协定”是秘密的。实际上雅尔塔会议是美英旨在将日本所侵占中国东北的权益移交给苏联，作为促使苏联早日参加击败日本的条件。这是美苏等背着中国干的，其藉口中国尚未与苏联结盟而和日本则是交战国，便不让中国参加。会后不久，罗斯福把雅尔塔的决议中关于苏联参战的条件通知蒋介石。当时蒋介石认为这是斯大林借出兵东北之机，企图在打败日本之后，恢复帝俄时代由于日俄战争失败而丧失的权益，表明“苏俄对东北仍有野心”，因此对这些决定表现了踌躇、拖延的态度，但是他考虑到国民党在军事、外交、经济各方面都要仰赖美国的支持，对美国已经作出的决定，他无力改变，因此最终还是接受了。罗斯福总统为了抚慰蒋介石，建议蒋介石一面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依照斯大林的意见，劝导蒋介石与苏联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以便共同击败正作最后挣扎的日本帝国主义，早日取得胜利。罗斯福答应蒋介石，美国将加强援助国民党军队的装备，并在以后支持国民政府对东北行使主权，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
1945年8月7日，以外交部长宋子文为首，包括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在内的国民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14日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前此，苏联红军已在8月8日对日本宣战，迅速占领了东北全境；关东军全部覆灭。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宋子文向蒋介石的汇报，认为条约中最成功的一点就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联政府明确承认以“国民政府为唯一对象”。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排除苏联“扶植东北的共产党力量”而有了国民政府全面接收东北主权的保障了。
日本投降后，接着中、苏、美、英又在莫斯科举行四国外长会议，宋子文代表中国出席。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有：
⑴外蒙古的独立由公民投票决定。国民政府在公民投票时可以派大员赴库伦（今乌兰巴托）监督。（笔者按：后来派去的是国民政府委员张继）。
⑵苏联远东红军在日本关东军缴械投降、完成占领任务以后第六个星期开始，从东北撤退。
⑶苏联军队占领期间，实行全面军管。在军管期间，苏军为了补给军需，可以发行军票与“满洲国”货币等值流通，国民政府应予以承认，并在接管以后用等价货币收回此项军票。
⑷中苏共管中长铁路由双方协议执行。
这就是东北问题必须经由外交方式处理的依据。也就是国民政府必须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依据“莫斯科协定”，迅速成立“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委派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的缘由。
㈡蒋经国莫斯科之行内幕
战后的东北问题不仅是中苏两国交接该地区权力纷争的问题，而且更包含着美苏间的对抗因素在内，这样，就使那时的东北成为美苏两大国在远东权力角逐的一个焦点。
斯大林并不反对战后建立苏、中、美三国的合作关系，但他不赞成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尤其反对中苏之外的第三国插手东北事务。从这点出发，斯大林要求国民政府在东北应实施有利于苏联的政策，进行中苏经济合作；在国内，则使国共两党能和平相处，建立各级联合政府。所以苏联驻军一再玩弄手法，使得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屡遭波折而难以完成，此即斯大林唯恐国民党依赖美国而对其施加的压力。
1945年12月，斯大林点名要蒋经国访苏，也是出于上述的考虑，最终目的则是希望通过蒋经国说服其父同他会晤，并说地点可以在莫斯科或中苏边境的某个适当的地方。但后来蒋介石怕引起美国的误会，再三婉辞了斯大林的邀请。
在这复杂的三角关系中，蒋经国一行于这年的12月25日启程赴苏。途中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和苏联新西伯利亚（市）分别作短暂停留后，于嘲日到达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同斯大林晤谈了两次，时间共达六个小时。蒋在1946年1月14日回国后，曾写了一份《访苏报告书》呈交蒋介石，但其中内容一直未予公开。不过以后他辞去外交特派员之职后，一次在南京黄埔路励志社召开的国防部高级将领集会上讲话时，透露出了他访苏的一些内幕。
蒋经国谈到斯大林在接见他时，曾以教训的口气说：“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自己利益的工具，必要时他是会牺牲你们的。”（笔者按：这话虽似挑拨但也是事实，雅尔塔密约即是一例。）
斯大林谈了中苏经济合作问题。他说，苏联愿意向中国政府提供汽车、机器以及其他中国所没有的东西。同时也希望中国能向苏联提供矿产和农产品。这时斯大林话锋一转，以警告的语气告诫蒋经国：“我再三声明，也是我对你的最大要求，那就是你们绝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否则，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关于中共问题，斯大林表示国民党应该和共产党共存。他说，如果没有共产党，也许国民党将会变得腐败。至于今后，则要看两党的竞争了。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斯大林是明显偏袒中共的。
记得蒋经国不久重回长春后曾对我们说：“斯大林是两面做人。如果国民党对他好，他就会去压制中共；反之，他又会尽力扶持中共同国民党对抗。他的目的是想在两党相争中渔利。而美国又口口声声要求中国、包括东北在内实行门户开放。我们处在两大国之间，真难做人哪！”
蒋经国道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从全局上讲国民党应该站在美国一边；若从东北这局部考虑，则应同苏联修好，而绝不能反苏。这个外交策略他也多次向蒋介石建议过。
斯大林在晤谈中还答应蒋经国，将派一个经济顾问斯拉特克夫斯基去长春，同中国方面商谈东北经济的接收问题。他说：“斯拉特克夫斯基将会同你见面，只要你们保证不让美国在东北谋取利益，我们可以在经济问题上作必要的让步。”
这一问题因归属于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的职掌范围，故后来斯拉特克夫斯基到长春后，蒋经国就介绍他同张嘉、孙越崎直接谈判。这方面的交涉最后并无取得多大进展。
总之，蒋经国还是不虚此行的。虽然双方在莫斯科取得谅解的内容仍是前不久在长春谈判时达成的那几条，但如今又得到了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的首肯，当然这对苏联驻军当局有了更大的约束力。再说，蒋经国当面听到了斯大林对中苏、中美关系等问题的看法，这对于适当调整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也是大有裨益的。
然而当时谁也没有料到以后国内局势的逆转会来得那么的快。（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