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前三十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实现了对生产力的解放；那么后三十年改革，则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以改革的精神开展制度反腐，恢复和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反腐败的过程，既是查办案件的过程，更是制度建设的过程，特别是对权力的制约乃至制衡的过程。
　　从反腐蚀到反腐败30 多年来，由于包括纪检体制改革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未有实质性推进，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委只能勉为其难、尽其所能地开展工作。幸而这次三中全会对此做了大的推动。
　　毋庸讳言，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反腐败难以在预防为主、治本为主、制度建设为主，以及纪检体制改革等战略上取得突破，只能在有限的作战空间，组织一些中小型战役，查处一些窝案串案；或者在查案的方式方法等战术手段上下工夫，令腐败分子闻风丧胆的“两规”也应运而生。
　　但是，由于我们很多时候是被动地被不正之风和腐蚀、腐败牵着鼻子走。从处理三件与三百件案件的关系，到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的推进；从大案要案的深挖窝案彻查串案，到担心整体塌方的精确打击定点清除；从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到办案机关的外延越来越大，而党内专门监督机关的内涵却越来越小……很像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仗越打越难，牺牲越来越多，根据地越来越小……
　　腐败与经济高速发展有关，但并不直接！与腐败最为直接相关的是权力！因为，腐败就是公权私用，牟取私利！权力制约、制衡得好，经济高速发展，政治也能清廉；权力失衡、失控，经济发展速度不快，甚至倒退，政治照样腐败！
　　34 年的腐败与反腐败实践证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步所拉开的缝隙，恰是腐败滋生蔓延并得以易发多发的生存空间。
　　如果权力架构，或者说权力的生产线出了问题，再好的零配件送上去，也难以生产出合格产品。
　　于是，小病慢慢酿成大病，违纪渐渐形成歪风，腐蚀逐步成为腐败。虽经组织部优中选优，并经党委、纪委严格把关，“一把手”犯错误的比率居然高于一般普通党员和其他领导干部。通常占同级别犯错误党员领导干部的40% 左右，个别地方甚至超过50%。
　　事实证明，没有科学的权力结构，必然经常滋生缺点；没有合理的权力分解，必然经常发生错误；没有及时的监督，必然延误错误的发现；没有有效的监督，必然难以挽救失败。
　　如果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不能得到根治，民主就难以生存，监督就难以有效，体制就难以健全。失去监督的权力，不仅容易腐败，而且也容易逃脱惩处。腐败一旦在较长时间、较大范围保持一种“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态势，就会在局部出现人心思贪的现象，就会在一些人中间为没有机会腐败而喟叹，就会在部分人中出现笑廉不笑贪的心态。于是，称谓上，“书记”变成了“老板”，“ 老板”又变成了“大爷”。权力所内含的独占性、扩张性、排它性，在这“总病根”的催化下，对内形成强烈的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对外先滋生跑官要官，再蔓延成买官卖官，最后发展成骗官杀官。欲治其症，欲求其解，党和国家干部制度改革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