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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样东西关乎国计、维系民生,天天不能缺,人人不能少。其中食盐更是以其不可替代的特性,被历代统治者置于战略物资的地位,实行垄断经营。平时它是稳定社会、经济正常秩序的物质基础,战时还可作摧坚陷阵、克敌制胜的“杀手锏”,正所谓“得食盐者得天下”也。
盐商世家出身的国民党党魁蒋介石深谙此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经一手拿枪,一手拿盐,差点把共产党逼进了死胡同。危难关头,苏区军民表现出了非凡的大智大勇和忠肝义胆,围绕食盐演绎了一幕幕舍生忘死、义薄云天的壮举,终于绝处逢生,险度盐关……
一、蒋介石把食盐封锁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吸取血的教训,在国民党统治的薄弱环节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发展壮大。国民党不断向根据地采取军事行动,但屡战屡败。蒋介石开始强化经济封锁手段,企图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把共产党赶尽杀绝。
1931年5月3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新《盐法》,对食盐的产销、储存严加管制,明令禁运、私卖。这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变本加厉,他们在江西南昌设立了食盐火油管理局,苏区周边各县下设食盐火油公卖委员会,推行所谓的“计口售盐”、“封锁匪区办法”,对超量购买食盐、举报不力者以“资匪通敌”、“甘心赤化”治罪,叫嚣不让“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落入共产党手里。
蒋介石这一招毒辣无比。因为中央苏区境内不产盐,而435万军民每月耗盐量至少也要15万斤以上,一时之间造成食盐供应空前紧张。盐价暴涨,一块光洋在白区可买7斤盐,在苏区却买不到自身重量的7钱3分,所谓“盐顶七钱三”,还常常有价无市。当时社会上流行“杀一头猪不算请客,送一把盐就算厚礼。”“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的说法,食盐之稀缺、珍贵,由此可见一斑。很多人因为长期缺盐,头发变白,身体浮肿,患上了各种疑难杂症,甚至丧失了生命。红军指战员也因盐分得不到足够的补充,体质明显下降,严重削弱了部队战斗力。
二、全民自救,土法熬盐
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苏维埃政府因地制宜,积极开展全民自救生产运动,大力推广土法熬盐技术。广大苏区军民群策群力,硬是拆老屋、扒旧灶、挖厕所、掘坟墓,取硝土、卤水作原料,熬制提炼食用硝盐。苏区各地纷纷支锅开炉,大办熬盐厂,其中赣南苏区宁都县七里村创办的熬盐厂规模最大,闽浙赣苏区创办的熬盐厂数量最多,达到1335个,年产硝盐上千万斤。于都县岭背区熬盐历史由来已久,技术最先进、质量最好,产量也最高,所产硝盐颗粒粗大洁白,含杂质少,除了自给自足,大部分供应胜利、会昌和瑞金等食盐缺口大的县份,并为苏区各地熬盐厂培训、输送了大批熟练技术工人。
这种土法熬制的硝盐味苦性毒,有别于一般的食用盐,即使是当时工艺技术最先进、生产设施最完备的岭背区,也未能实现盐与硝的分解,长期食用对身体很不利,中毒事件时有发生。但有盐总比没盐好,在特定的环境、非常时期,苏维埃政府通过这场全民熬盐运动,不仅有效地缓解了中央苏区的食盐供应压力,还为同样陷入困境的军工生产提供了火药原料,一举两得,意义重大。
三、蒋介石,看不住,食盐偷偷运进来
苏维埃政府在狠抓硝盐生产的同时,高度重视发展公、私营商业和群众性合作社经济,促进对外贸易,有组织、有计划、多渠道地从白区购进食盐,保障苏区军民生活需求。
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先我着鞭,早在1930年10月中下旬就普遍创办了消费合作社,1931年下半年又在边境村镇设立了19个对外贸易处,省级各单位、各县建立贩卖部,各区、各乡镇设合作商店,面向白区开放市场,互通有无。他们还分别开辟了德兴、玉山至浙江开化华埠的二条食盐贸易线,拥有一支二、三百人的专职采办员队伍,日购食盐超千斤,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
1933年2月,苏维埃中央国民经济部和对外贸易总局成立,并相继设立了6个直属对外贸易分局和10个采办处。随后又成立了河流修道委员会和转运局,打造了300多艘货船,架桥疏浚,验货把关,从水、陆二路开展对外贸易活动。10月16日,国家外贸总局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跟蒋介石的矛盾,双方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用钨砂换取食盐等紧缺物资。赣县江口外贸分局独当一面,为中央苏区解决了70%的食盐用量,被誉为“苏区第一海关”。
同年12月,中央消费合作总社成立,下设福建、江西两省17个县总社。到次年2月,苏区境内消费合作社总数达到1140个,广泛吸纳民间闲散资金,贩运食盐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仅9月份,瑞金县各级消费合作社就筹集到了12000斤食盐。福建省上杭县才溪区上、下才溪乡还成立了食盐消费合作社,自筹资金收购当地富余农产品,专门从白区换取食盐,然后按成本价出售给社员。
苏维埃政府实行保护和鼓励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深得民心,苏区群众和白区开明商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智慧发挥到了极致。他们有的把粪桶做成双层,有的打通竹杠的关节,有的用食盐水浸渍衣服,甚至还有的假扮乞丐、假装出殡,千方百计藏匿食盐,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纵深260里的封锁网,把食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苏区。其办法之多、行动之隐秘,令国民党防不胜防,不得不承认:“天下事,往往不能尽利无弊。封锁之布置愈严,偷运之诡谋亦愈巧。”
四、武装打出去,食盐抢回来
然而,随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的扩大,1933年春夏之交,中央苏区的经济严重恶化,进一步加剧了盐荒,解决食盐问题成了一项重要的战斗任务。苏维埃政府不惜动用武装力量,有计划地挺进到白区中心,掩护群众采购食盐。各分区、各军事部和各县国民经济部制定食盐采购计划,中央国民经济部组织运盐队随军行动,中革军委还组建了一个300人的特别营,常驻闽西接运、押送食盐物资。
1933年7月,红三军团与红七军团第19师组成东方军,外线出击入闽作战,8月26日攻占顺昌县洋口和延平县峡阳二港,9月3日再克南平县夏道码头,几天时间夺得食盐24万斤。10月26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驻闽绥署、十九路军跟苏维埃政府讲和,开始解除经济封锁,向苏区敞开供应食盐等商品。同年8月,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也发动了一场“夺盐”战役,他们直截了当地宣传“打到南部有便宜盐吃”,剑锋直指四川仪陇、南部等产盐区,夺取盐井近万口,缴获食盐10余万斤,并恢复了南部县反动盐主破坏的食盐生产,盐井由原来的2240口发展到8000多口,食盐月产量提高到70多万斤。
1934年2月9日,红七军团再次入闽,攻占将乐县城,缴获食盐十万余斤。7月21日,红七军团受命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红九军团的配合下攻克大田县城,缴获食盐万余斤,8月1日占领古田水口,缴获食盐10万余斤。红九军团在护送红七军团渡过闽江、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回师占领尤溪口,又夺得食盐5万多斤,这次行动颇有斩获,满载而归。
五、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苏区军民有盐同咸,干群无盐同淡,食盐面前人人平等。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切实解决群众的食盐问题,政府工作人员的食盐标准一降再降,每人每月一律供应旧秤4两食盐,折合市秤才0.125公斤,谁也不准多吃多占搞特殊。1932年5月9日,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因贪污食盐100多斤,生活腐化,谋财害命,数罪并罚被枪决,由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斗争。
毛泽东以身作则,坚持执行最低生活标准,每天只食3钱盐。有一次,罗荣桓从前线带回两担优质海盐,分配给每位中央领导3小包,毛泽东三送三拒,在他的带动下,两担海盐全部送去了中央红色医院。还有一次,周恩来的警卫员偷偷地瞒着他,在他的菜里多加了一点盐,周恩来发现后大发雷霆,狠狠地训了他一顿。“人是铁,盐是钢。”不久,这条铮铮铁汉因攻苦食淡而竟至于晕倒,警卫员忍不住又设法为他要来了一点食盐冲开水,但周恩来依然不肯接受,命令他转送给了红军医院的重伤员。闽浙赣省财政部部长张其德手握全省食盐分配大权,却自觉地守着盐堆喝清汤、吃淡菜,有一回,他的孩子实在受不了,以为他忘了放盐,索性自己去取,张其德急忙厉声喝止:“不是我忘了放盐,而是压根就没放。这些白花花的盐巴来之不易,它是苏区军民的血汗结晶,是革命的本钱,我们决不能以权谋私,动用公家一粒盐!”
六、共产党终于有了自己的食盐基地
1934年8月11日,中央苏区即将弹尽盐绝,面临灭顶之灾,关键时刻,远在闽西、闽北苏区边缘开展游击斗争的红九军团,响亮地喊出了“背盐就是背黄金”的口号,全体官兵背负食盐、军火等战利品,翻山越岭,昼夜兼行,历时半个多月,行程600余里,从尤溪口一两不丢地送到了连城姑田,再由少共国际师和数千民工肩挑背驮接运回赣南,为中央红军主力抵御强敌、实施战略大转移,及时地提供了物质支撑,赢得了一线生机。
红军长征一路打富济贫、开仓分盐放粮,沿途群众也纷纷慷慨解囊,送盐送粮支援红军。在进入“生命禁区”雪山草地时,四川阿坝各族人民节衣缩食,为红军补充了5000余斤土盐和大量粮食、肉食。红一军团二师政治部青年干事王宗槐因身体虚弱,掉了好几次队,重伤在身的四团团政委杨成武见此情景,二话不说硬塞给他一包食盐。六团政治处青年干事钟生溢因干粮袋被激流冲走,一下子陷入了困境,王宗槐得知情况后,又毅然把自己的干粮和那包食盐分给他一半。一粒盐米一份力,患难之中见真情,正因为军民同心协力、官兵互助友爱,红军在极端险恶的生存环境下,始终保持着无比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战斗力,经受住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严峻的考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完成了伟大的长征创举。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经过西征、东征,解放了宁夏盐池、陕西定边等产盐区,并于1937年9月6日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饱尝缺盐之苦的共产党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食盐供应基地,陕甘宁边区政府以牙还牙,利用国统区受战事影响、盐路受阻之机,实行食盐专卖统销,囤盐提价,牢牢掌握了市场主导权,这回轮到国民党、蒋介石傻眼了……
盐商世家出身的国民党党魁蒋介石深谙此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经一手拿枪,一手拿盐,差点把共产党逼进了死胡同。危难关头,苏区军民表现出了非凡的大智大勇和忠肝义胆,围绕食盐演绎了一幕幕舍生忘死、义薄云天的壮举,终于绝处逢生,险度盐关……
一、蒋介石把食盐封锁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吸取血的教训,在国民党统治的薄弱环节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发展壮大。国民党不断向根据地采取军事行动,但屡战屡败。蒋介石开始强化经济封锁手段,企图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把共产党赶尽杀绝。
1931年5月3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新《盐法》,对食盐的产销、储存严加管制,明令禁运、私卖。这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变本加厉,他们在江西南昌设立了食盐火油管理局,苏区周边各县下设食盐火油公卖委员会,推行所谓的“计口售盐”、“封锁匪区办法”,对超量购买食盐、举报不力者以“资匪通敌”、“甘心赤化”治罪,叫嚣不让“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落入共产党手里。
蒋介石这一招毒辣无比。因为中央苏区境内不产盐,而435万军民每月耗盐量至少也要15万斤以上,一时之间造成食盐供应空前紧张。盐价暴涨,一块光洋在白区可买7斤盐,在苏区却买不到自身重量的7钱3分,所谓“盐顶七钱三”,还常常有价无市。当时社会上流行“杀一头猪不算请客,送一把盐就算厚礼。”“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的说法,食盐之稀缺、珍贵,由此可见一斑。很多人因为长期缺盐,头发变白,身体浮肿,患上了各种疑难杂症,甚至丧失了生命。红军指战员也因盐分得不到足够的补充,体质明显下降,严重削弱了部队战斗力。
二、全民自救,土法熬盐
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苏维埃政府因地制宜,积极开展全民自救生产运动,大力推广土法熬盐技术。广大苏区军民群策群力,硬是拆老屋、扒旧灶、挖厕所、掘坟墓,取硝土、卤水作原料,熬制提炼食用硝盐。苏区各地纷纷支锅开炉,大办熬盐厂,其中赣南苏区宁都县七里村创办的熬盐厂规模最大,闽浙赣苏区创办的熬盐厂数量最多,达到1335个,年产硝盐上千万斤。于都县岭背区熬盐历史由来已久,技术最先进、质量最好,产量也最高,所产硝盐颗粒粗大洁白,含杂质少,除了自给自足,大部分供应胜利、会昌和瑞金等食盐缺口大的县份,并为苏区各地熬盐厂培训、输送了大批熟练技术工人。
这种土法熬制的硝盐味苦性毒,有别于一般的食用盐,即使是当时工艺技术最先进、生产设施最完备的岭背区,也未能实现盐与硝的分解,长期食用对身体很不利,中毒事件时有发生。但有盐总比没盐好,在特定的环境、非常时期,苏维埃政府通过这场全民熬盐运动,不仅有效地缓解了中央苏区的食盐供应压力,还为同样陷入困境的军工生产提供了火药原料,一举两得,意义重大。
三、蒋介石,看不住,食盐偷偷运进来
苏维埃政府在狠抓硝盐生产的同时,高度重视发展公、私营商业和群众性合作社经济,促进对外贸易,有组织、有计划、多渠道地从白区购进食盐,保障苏区军民生活需求。
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先我着鞭,早在1930年10月中下旬就普遍创办了消费合作社,1931年下半年又在边境村镇设立了19个对外贸易处,省级各单位、各县建立贩卖部,各区、各乡镇设合作商店,面向白区开放市场,互通有无。他们还分别开辟了德兴、玉山至浙江开化华埠的二条食盐贸易线,拥有一支二、三百人的专职采办员队伍,日购食盐超千斤,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
1933年2月,苏维埃中央国民经济部和对外贸易总局成立,并相继设立了6个直属对外贸易分局和10个采办处。随后又成立了河流修道委员会和转运局,打造了300多艘货船,架桥疏浚,验货把关,从水、陆二路开展对外贸易活动。10月16日,国家外贸总局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跟蒋介石的矛盾,双方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用钨砂换取食盐等紧缺物资。赣县江口外贸分局独当一面,为中央苏区解决了70%的食盐用量,被誉为“苏区第一海关”。
同年12月,中央消费合作总社成立,下设福建、江西两省17个县总社。到次年2月,苏区境内消费合作社总数达到1140个,广泛吸纳民间闲散资金,贩运食盐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仅9月份,瑞金县各级消费合作社就筹集到了12000斤食盐。福建省上杭县才溪区上、下才溪乡还成立了食盐消费合作社,自筹资金收购当地富余农产品,专门从白区换取食盐,然后按成本价出售给社员。
苏维埃政府实行保护和鼓励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深得民心,苏区群众和白区开明商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智慧发挥到了极致。他们有的把粪桶做成双层,有的打通竹杠的关节,有的用食盐水浸渍衣服,甚至还有的假扮乞丐、假装出殡,千方百计藏匿食盐,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纵深260里的封锁网,把食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苏区。其办法之多、行动之隐秘,令国民党防不胜防,不得不承认:“天下事,往往不能尽利无弊。封锁之布置愈严,偷运之诡谋亦愈巧。”
四、武装打出去,食盐抢回来
然而,随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的扩大,1933年春夏之交,中央苏区的经济严重恶化,进一步加剧了盐荒,解决食盐问题成了一项重要的战斗任务。苏维埃政府不惜动用武装力量,有计划地挺进到白区中心,掩护群众采购食盐。各分区、各军事部和各县国民经济部制定食盐采购计划,中央国民经济部组织运盐队随军行动,中革军委还组建了一个300人的特别营,常驻闽西接运、押送食盐物资。
1933年7月,红三军团与红七军团第19师组成东方军,外线出击入闽作战,8月26日攻占顺昌县洋口和延平县峡阳二港,9月3日再克南平县夏道码头,几天时间夺得食盐24万斤。10月26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驻闽绥署、十九路军跟苏维埃政府讲和,开始解除经济封锁,向苏区敞开供应食盐等商品。同年8月,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也发动了一场“夺盐”战役,他们直截了当地宣传“打到南部有便宜盐吃”,剑锋直指四川仪陇、南部等产盐区,夺取盐井近万口,缴获食盐10余万斤,并恢复了南部县反动盐主破坏的食盐生产,盐井由原来的2240口发展到8000多口,食盐月产量提高到70多万斤。
1934年2月9日,红七军团再次入闽,攻占将乐县城,缴获食盐十万余斤。7月21日,红七军团受命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红九军团的配合下攻克大田县城,缴获食盐万余斤,8月1日占领古田水口,缴获食盐10万余斤。红九军团在护送红七军团渡过闽江、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回师占领尤溪口,又夺得食盐5万多斤,这次行动颇有斩获,满载而归。
五、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苏区军民有盐同咸,干群无盐同淡,食盐面前人人平等。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切实解决群众的食盐问题,政府工作人员的食盐标准一降再降,每人每月一律供应旧秤4两食盐,折合市秤才0.125公斤,谁也不准多吃多占搞特殊。1932年5月9日,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因贪污食盐100多斤,生活腐化,谋财害命,数罪并罚被枪决,由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斗争。
毛泽东以身作则,坚持执行最低生活标准,每天只食3钱盐。有一次,罗荣桓从前线带回两担优质海盐,分配给每位中央领导3小包,毛泽东三送三拒,在他的带动下,两担海盐全部送去了中央红色医院。还有一次,周恩来的警卫员偷偷地瞒着他,在他的菜里多加了一点盐,周恩来发现后大发雷霆,狠狠地训了他一顿。“人是铁,盐是钢。”不久,这条铮铮铁汉因攻苦食淡而竟至于晕倒,警卫员忍不住又设法为他要来了一点食盐冲开水,但周恩来依然不肯接受,命令他转送给了红军医院的重伤员。闽浙赣省财政部部长张其德手握全省食盐分配大权,却自觉地守着盐堆喝清汤、吃淡菜,有一回,他的孩子实在受不了,以为他忘了放盐,索性自己去取,张其德急忙厉声喝止:“不是我忘了放盐,而是压根就没放。这些白花花的盐巴来之不易,它是苏区军民的血汗结晶,是革命的本钱,我们决不能以权谋私,动用公家一粒盐!”
六、共产党终于有了自己的食盐基地
1934年8月11日,中央苏区即将弹尽盐绝,面临灭顶之灾,关键时刻,远在闽西、闽北苏区边缘开展游击斗争的红九军团,响亮地喊出了“背盐就是背黄金”的口号,全体官兵背负食盐、军火等战利品,翻山越岭,昼夜兼行,历时半个多月,行程600余里,从尤溪口一两不丢地送到了连城姑田,再由少共国际师和数千民工肩挑背驮接运回赣南,为中央红军主力抵御强敌、实施战略大转移,及时地提供了物质支撑,赢得了一线生机。
红军长征一路打富济贫、开仓分盐放粮,沿途群众也纷纷慷慨解囊,送盐送粮支援红军。在进入“生命禁区”雪山草地时,四川阿坝各族人民节衣缩食,为红军补充了5000余斤土盐和大量粮食、肉食。红一军团二师政治部青年干事王宗槐因身体虚弱,掉了好几次队,重伤在身的四团团政委杨成武见此情景,二话不说硬塞给他一包食盐。六团政治处青年干事钟生溢因干粮袋被激流冲走,一下子陷入了困境,王宗槐得知情况后,又毅然把自己的干粮和那包食盐分给他一半。一粒盐米一份力,患难之中见真情,正因为军民同心协力、官兵互助友爱,红军在极端险恶的生存环境下,始终保持着无比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战斗力,经受住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严峻的考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完成了伟大的长征创举。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经过西征、东征,解放了宁夏盐池、陕西定边等产盐区,并于1937年9月6日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饱尝缺盐之苦的共产党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食盐供应基地,陕甘宁边区政府以牙还牙,利用国统区受战事影响、盐路受阻之机,实行食盐专卖统销,囤盐提价,牢牢掌握了市场主导权,这回轮到国民党、蒋介石傻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