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盯着的水老是烧不开，你越是猴急时间就越是“呆若木鸡”。时钟总喜欢背着人拼命转圈，而你一读秒它立刻就消停了。
　　大概从有人类的那天起，计算时间这个问题就被提上日程了。从太阳、沙子、石英到原子，不管计时器多么准确，人们对于主观的时间感知其实一直是“扭曲”的。
　　法国探险家迈克尔·斯佛尔在没有任何时间参照的山洞里待了两个月，他却以为只过去了25天。另一次，他在没有时间参照的山洞里等待了半年，甚至养成了48小时一周期的作息习惯。
　　控制对时间的感知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也不须要躲到山洞里。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韦尔登通过给参与者听加快或者减慢了的滴答声就改变了他们对时间快慢的估计。
　　韦尔登合成了一些时钟秒针的声音，只不过没有一个准的，要么不到1秒就滴答一下，要么过了1秒还没滴答。听过不同的滴答声的人对同一段音乐的时间长度估计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听过快速滴答声的参与者会把时间估计得更长，听过慢速滴答声的参与者则把时间估计得更短。好像他们心里也有一块表，被滴答声重新校准了。
　　危急时为什么时间很慢？
　　美国心理学家大卫·伊格曼教授幼年的亲身经历让他坚信，人们在惊恐的时候会感到时间慢了下来，好像被拉长了。8岁那年，伊格曼和哥哥到离家不远的一个工地“翻墙头”，不小心从梯子上掉了下来，他试图抓住墙上的突起，可是没够到，接着他看见地上的砖头正朝着他迎面扑来，砖头上还点缀着些闪亮的小钉子。这导致伊格曼鼻骨骨折的一摔虽然全过程不过短短的几秒钟，但对于伊格曼来说却不止那么短，甚至在三十多年后，这几秒钟的惊心动魄还历历在目。
　　这种现象有点像《李献计历险记》里的主人公患上的一种叫“差时症”的病。症状是患者时间感知能力存在缺陷，可能把客观上一段极短的时间拉伸到无限长，也可能把很长的时间主观地缩短。于是，世界一下子就成了《黑客帝国》中的“子弹时间”，除了男主角Neo以外，其他人的动作和空中飞行的子弹都几乎停止了。
　　在危急时刻主观时间真的可以拉长吗？伊格曼幼年的疑问引领他长大后从事了时间感知方面的研究。他终于有机会重现自己从梯子上掉下来的情景，这次他要看看被惊吓的实验参与者会不会和他当年一样，感觉到了时间的拉长。
　　大脑经常和我们开玩笑，动画片和电影都是利用了肉眼不能分清快速变换的图形才产生了连续的动画。小时候我们都玩过一种玩具，在一张卡片的一面画上小鸟，另一面画上笼子，旋转卡片，如果速度足够快，小鸟就被关进笼子，成了一张画，但如果速度不够快，看到的仍然是翻转的两张画。
　　伊格曼就利用了这个原理，用一块电子屏变换两个图（一个数字和它的底片），通常情况下由于变化速度太快，数字和底片正好互补，没有人能看清上面是什么，但如果时间真的减慢了，那么参与者就应该能够轻易地辨识。
　　接下来，到哪里可以找到“摔下来”的刺激感觉呢？伊格曼想到“零重力式蹦极”，就是将人从几十米的高处扔到下面的网兜上，背部朝下，高举双手，做自由落体运动。参与者要把电子屏戴在手腕上，报告伊格曼他们看到的数字。
　　等这些勇敢的参与者一下来，伊格曼就叫他们拿着秒表回忆掉下来的过程并计时。他发现，在排除干扰误差后，这些人回忆的坠落时间比实际时间平均长三分之一。好像时间真的拉长了。但令人失望的是，没有人看清电子屏上出现的数字。这说明在经历危急时人们的主观时间并没有变慢，只是在事后回忆时把时间拉长了。
　　当我们身处事件之中时通常会对时间快慢产生“预期型”判断，而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凭借回忆而产生“回顾型时间感知”，所以时间的长短往往只是记忆的密度而已。
　　小时候为什么日头总是很长？
　　危急时刻，大脑中胡桃大小的脑组织杏仁核高速运转。当杏仁核被调动起来，我们的记忆好像打开了备用门，储存下了更多的内容。所以当我们回忆这段时间的时候，高密度的信息就会让我们产生拉长时间的错觉。
　　当大脑的更多认知资源被调动起来时，就会记住更多的信息。事后回忆起来的内容越丰富，我们主观上就会感到时间越长。在伊格曼的另一个实验中，他让参与者看一系列图片，在这些图片中夹杂个别与其他图片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怪图”。让参与者估计每张图片呈现的时间，他们会把怪图呈现的时间估计得更长一些。
　　对于新鲜的刺激，我们的印象总是更加深刻。所以童年时总是会着急“日子过得太慢”，因为童年的记忆更深刻，而长大之后才会感慨“逝者如斯”，因为这个越来越熟悉的世界已经没有了新鲜感。以色列心理学家埃文尼·巴哈德的研究发现，不常坐飞机的人比经常坐飞机的人更会感到飞行是一件费时的事儿。
　　时间就是这么喜新厌旧，你若不经常给它尝尝鲜，找点刺激，它就会悄悄地溜走。在你日复一日对着电脑的时候，挤上公交车的时候，拿着电视摇控器的时候，多少的日子都渐渐重叠、揉成了模糊的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