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末，毛晨雨再次回到故乡细毛家屋棚村，他走在田地间，看到抽绿的秧苗，莫名欣喜起来。
　　这个从湖南岳阳县走出来的乡村青年，十几年间，一直住在千里之外的大城市上海，过着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企盼的都市生活。但2008年一场大病过后，让他突然意识到故乡的意义。
　　然而，当他心怀乡愁地回归，却发现乡村早已物是人非。身为纪录片导演，毛晨雨期待通过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乡村变化的过程，并唤醒乡亲们曾经的敬畏。不过，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他的这些努力收效甚微。

I have what ？

　　毛晨雨穿着大汗衫，面目干净，下巴上留着一簇稀松的山羊胡，眉骨很高，眼窝深邃，目光平静、温和而认真。
　　过去三年里，他在故乡——湖南省岳阳县松原镇细毛家屋棚村——拍了一部纪录片，名字叫《拥有》，主要是对故乡乡亲们的采访，一个村民，叼着香烟，用湖南土话絮絮叨叨地讲述着自己对乡村这些年变化的感受。
　　其中一个场景，一群村民围坐在昏暗的堂屋里，大声调侃着，“农村的农字不好，被一个盖子盖住了头，没得出头，没的出路。”四面白墙，墙上挂着红色的民俗画，他们抽出来的香烟烟雾，四处弥漫，看不清他们的脸。
　　另一个场景，一个农民说，他已经43岁了，村里种田的人中，年龄比他小的只有两个人，也都是30多岁的人。“种田没的收入，活不了，”他说，“不知道我们这批老的死了，还有谁来种田。”
　　另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说，如今村里的年轻女人，去城市卖淫，赚了钱回家盖房子，“有钱就是最大的荣誉，别的都不重要，以前不是这样的”。
　　在一个接一个不断变化场地的村民采访间隙，毛晨雨插进去大量田野和庄稼地的空镜头，呼呼的风声，偶尔响起的几声狗吠声，除此之外，就是被推平露出红土的荒地，没有一点声音。
　　毛晨雨特地拍摄了几个乡里的土地庙，有的荒废，有的则用铁门锁起来，没有香火，没有祭拜，这些曾经乡村农民的精神图腾，像荒草一样被遗忘了。片尾，一个衰老的农民正在举着镐掘土，据说，那是他在给自己挖坟。
　　毛晨雨说，片子拍完没多久，那个老人就死了，被埋进土里，消失于乡村。
　　这部片子的英文名字叫《I have what ？》（我还拥有什么？），毛晨雨说，他更喜欢这个直白而惆怅的英文名字，“是的，相比于中文名，这个更直接，更残酷一些，不是吗？”

“金钱成了新的话事人”

　　1996年，毛晨雨20岁，还在细毛家村，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仅有的一点印象，来自于那些返乡者。他们是早年去城市里闯荡之人。彼时房地产开始最初的升温，大量农民闯入城市，其中一些，成了包工头，赚了些钱，衣锦还乡时，带回了最初的城市的味道，“钱和希望的味道”，这让青年毛晨雨甚是着迷。
　　因此，报考大学时，毛晨雨首先想到的就是：离开乡村，去城市里。他报考了上海同济大学建筑材料学专业，为的是与曾经迷恋的“城市的味道”离得近些。如果一切顺利，毕业后毛晨雨将成为一名建筑结构设计师。
　　然而，他在大学期间爱上了文学与摄影，并开始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
　　毕业后，他先是到北京电视台《记录》栏目作了一名“编外编导”。之后，经一位朋友引荐，他去山西为一家县城电视台拍一部献礼片，这个项目没有完成。毛晨雨在重新剪辑的过程中，突然想起拍摄时的一个场景：当他们30多号人一本正经拍电影时，一个当地的牧羊人赶着羊群，在一旁看闲，羊四处啃着草根，牧羊人则看一会儿就在一旁扯着嗓子唱山歌。
　　那股乡土的气息，让他依然感到熟悉，“要是当时拿着摄影机去拍着这个放羊人，该多有意思啊。”
　　他想到了自己的故乡，“拍点我熟悉的，或许能找到自我的价值。”
　　2004年，阔别多年后，毛晨雨回到细毛家屋棚村。
　　毛晨雨一家，曾是细毛家屋棚村的骄傲。他二姐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他是第二个。而毛晨雨的父亲和爷爷，则曾是村里的巫师，帮村民操办婚丧嫁娶，处理纠纷。
　　1975年，爷爷去世，由于一生奉呈神意，死后被乡民们尊奉为当地大神。毛晨雨的父亲，继位成为神的“马脚”，即傩师。傩，是一种神秘而古老的原始祭礼，也是神意的传达者。但傩师的功能又不只于此，他们是乡村日常事务的话事人，即发生纠纷时的“裁判”。
　　在毛晨雨的印象中，那时的乡村是和谐而安宁的。人们辛勤地劳作，聊的大多是农事话题，邻里之间相处睦，发生争执时，“马脚”出面，便会前嫌尽释。
　　然而，毛晨雨上大学前后，这样的光景渐渐消失。村里人争先恐后地奔向大城市，留下的人不断衰老，傩师的用场，最后变成了帮忙判定：买什么样的六合彩可以中奖。
　　毛晨雨的父亲当然无法给出答案。于是，他被渐渐遗弃了，后来甚至遭到了嘲笑。
　　毛晨雨每天扛着摄像机，去拍摄村里荒废的土地庙、无人问津的窑神，和每一个村民聊天，在纪录片《细毛家屋场甲申阴阳界》里，他企图勾勒村民心目中渐行渐远的神灵形象。但他遗憾地发现，村民们心目不只没有了过去的神灵形象，连敬畏的对象也找不到了，“金钱成了新的话事人”，“钱能摆平一切”。
　　毛晨雨有些悲观。

“土地还是有价值的”

　　2008年，毛晨雨做了一个肿瘤切除手术，躺在病床上，他禁不住思考那个终极问题：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再次返乡，开始了新一轮的拍摄。这便是纪录片《神衍像》。
　　时隔四年，父亲这样的巫师，已变得和普通人无异，他对村中事务的发言，只代表他个人，再也没有信仰的意味。而此刻，外出打工者，也会季节性地返乡。但他们并不热衷种地，而是等着机会再次离开。种田不赚钱，谁会那么傻的将时间耗在上面？ 　　在金钱的逻辑下，信仰崩裂的后果很严重。虽然也有人大规模种田，但方式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伤害，毛晨雨举例说，高毒性的农药被广泛采用，农药喷洒之后，土壤中的生物都要灭绝，连青蛙都没有，而乡村周边的工厂，排放有毒物质，重金属超标造成大米受到污染的新闻，让他十分痛心。
　　“信仰没了，以前最多土地撂荒，现在则是互相伤害。”毛晨雨说。
　　他开始期望不只是简单记录，而是用拍摄这个行为，为对这一切习以为常的村人，带来些实质改变。
　　他邀请村民来看看片子，想通过对谈和影片，唤醒人们对传统的记忆，但大家似乎都太忙，没人愿意花太多时间陪着这个“无所事事”的青年人闲聊种地的事儿。人们甚至开始议论，毛家这个大学生，现在重新回到村里，一定是因为“在城里混不下去了”。
　　于是，在拍摄之余，毛晨雨想做点实质工作，以挽救凋敝的乡村。他首先想到的是联合基层乡村干部，一起搞乡村文化复兴，他甚至天真地计划，自己每年拿出几万元钱，补贴给乡村干部，以做养廉。
　　2012年，毛晨雨承包了20亩土地，搞起了生态农场的实验，还特别在稻田里空出一些区域，买来青蛙、蛇，让它们和杂草一起自由生长。带点赌气的意味，他选择了一种在湖南几乎被淘汰掉的稻米品种“洞庭红”；他拒绝使用化肥，而是用“油菜枯”、白酒、白醋和食盐作为肥料，用茶枯水灭虫。“这些都不是我的发明，”他说，“全是以前就有的经验，但是成本比较高。我是想种来看看，到底是提高产量更重要，还是种出安全的稻米更有价值。”
　　他一边种田，一边在四邻八乡奔走，宣传生态种田之道。他的父亲则担心，周边的农田都打农药，虫子会被赶到自家的稻田来。但结果是，这块地的发病率反而是全村最低的，谁也解释不了这是为什么。
　　他试图身体力行地树立某种榜样，让村民们效仿，找回对土地的敬畏和信仰。但换回来的，却是村民们的不解和嘲笑。
　　“这将是一场精神改造的实验。”毛晨雨说，但他也坦率地说，对于结果如何，他没有把握。
　　如今，毛晨雨将自己种的“洞庭红”放到网上卖，用精美礼盒包装，4公斤的精米礼盒标出了398元的高价，每斤卖到了66元。
　　不过一年多来，只卖出去三十件左右，不过他说，这不是买卖，而是一个象征。“我做的事情首先是让大家认识到土地还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