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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武汉，主要负责三项工作，一是医疗队对外联络，二是护理团队管理，三是协助队委会做好医疗队管理工作。
到国家最需要、病人最需要的地方去
2月8日晚上8点多，我们医院接到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关于组建医疗队的紧急通知，院领导连夜紧急部署，在预备队的基础上，1小时内组建完成了由31名医生和100名护士组成的百人军团。
大家忘记了自己是幼小孩子的爸爸妈妈，忘记了自己身体也不好，忘记了年迈的父母也需要照顾！
女队员陈晓琳和杨淑朦，家中都有两个孩子，小的都还不到1岁;女队员张珂馨、侯衍华的孩子都还没有断奶;程鹏出征时小女儿只有18天，安桂元的孩子也还没满月。
难以想象，放下襁褓中的孩子奔赴充满风险的抗疫一线，需要何等的勇气，是怎样的家国情怀！做出这一抉择，内心要经历多大的痛苦！
卢欣欣，正与男友筹备婚事，为了支援武汉，毅然取消了已订好的婚期;很多队员年迈的父母身体并不好，需要照顾;高宗芳报名后，把所有银行卡和密码都交给了弟弟，还嘱托弟弟，万一自己回不来，一定要照顾好父母;张亚萍告诉组长，如果自己出现意外，不插管，不用呼吸机。很多队员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正像我在请战书中写到的，为了抗击疫情，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辞！
从来就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医学精神，扶危渡厄，国家有召，使命必达！队员们把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的责任，把疫情当作命令，舍小家、顾大家，不顾生死、不计报酬，主动请缨参战。疫情面前，没有什么能阻挡住队员们出征的决心和脚步！
到场即上战场，这是一场与病毒短兵相接的突击战
2月9日中午，我们医疗队131人携带呼吸机、ECMO等大批医疗物资，于下午5点抵达武汉天河机场，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空旷，坐在机场到驻地的大巴上，沿途我们看到的依然是空无一人。紧张情绪立刻涌上每一个队员的心头。
途中，领队魏主任接到了一个武汉的手机号打来的电话：“我是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院长刘继红，感谢你们来到武汉给予我们无私的支援，你们辛苦了！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今晚开始接收病人，你们做好接收病人的准备。”魏主任立即向刘院长汇报，我们目前还没有到达驻地，依然在从机场到驻地的大巴上。刘院长稍有迟疑后说，你们今晚好好休息一下，明天一早，我们派车到驻地接你们到医院接管另一病区，今晚的病人，先由同济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临时接收。
就这样，我们原定的穿脱防护服的培训与考核的计划全部取消了。我们夜里11点进入酒店房间后，放下行李，队委会就开始开会，商讨次日接收患者的相关问题。
到达武汉的第二天上午，我们就整建制接管了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一个重症病区。
那天下午，我们整个大部队分成不同工作小组，全员齐上阵：首先我将100名护士，按照她们的年龄、资历、专业合理搭配，分为10个小组，进行排班，帮助她们完成工作前的物品准备;熟悉同济医院下发的穿脱防护服流程;制定并演练接收患者流程和预案。
我们将52个床单元都准备到位，靠近护士站的几个房间都安装了監护仪和氧气，医疗队带去的1台有创呼吸机和5台无创呼吸机全部调整到待机状态。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是我们的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
晚上9点，我第一个通过缓冲间的五道门，走进那个令人紧张又害怕的隔离区。
10点，19名重症新冠肺炎患者被陆续送来，他们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夫，救救我。” 看着那一双双无助、渴望的眼神，我明白，他们是把所有生的希望都托付给了我们。
从核对信息、测量体重，一直到采集血气、执行治疗，大家一下子都变成了飞毛腿。有的病人，刚安置到床上就已经开始抢救，我们第一批进入病区的护理姐妹有的在走廊上接病人，有的在房间抢救，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干，汗都是一身一身地出，出了再被身体的热气蒸干，再出，再蒸干。
忙碌了大约两个半小时后，我看到战友们在走廊上什么表情、什么姿势都有：有的靠在墙上仰着头大口喘气;有的坐在地上耷拉着头;有的趴在护士站吧台上，很难受的样子。我也是又累又憋喘，护目镜的雾气凝成水珠，流进眼睛里，刺痛无比，说实话，我真的不想说话，想节省一点力气多干点活，我多干点，我的战友就少干一点。但我还是很费劲地对战友说：“不舒服的就歇一会儿，实在难受的就先出去吧，安全第一，别硬撑！”
过了半个小时，头疼、憋喘症状让我感觉到自己都有可能出不去了。我偷偷跑到病区走廊尽头一个拐角处，想往外拽拽口罩，大口喘几口气，但是防护服帽子和护目镜的下缘压得两层口罩死死的，口罩和嘴之间没有一点空隙，那个憋闷的滋味实在是太难受了。
凌晨1点，又集中送来了10名患者，我的同事程燕护士长在安排完这批患者后，突然感到胃里不舒服，一阵恶心，满满一大口呕吐物涌了出来，她赶紧闭紧嘴巴，使劲将涌到嘴里的呕吐物硬咽了回去！她后来告诉我：“我不能吐出来，要是吐出来了，防护服就被我给污染了;我们的防护物资那么紧张，不能浪费。”听到后，我的眼泪不争气地在眼眶里打转。
那一晚，凌晨2点我们才离开医院。因为刚到武汉，夜间没有接送车，只好步行回驻地。劳累了一天的马主任弯着腰、扶着腿对我说：“董主任，我的腿实在是拉不动了。”看着年迈的马主任那疲劳的身躯，我心里说不出有多难受，我强忍着泪水颤抖地跟马主任说：马主任，要不咱歇一会再走吧。就这样，我们走一会儿，停下来歇一会儿，后来走着走着下雨了，那晚的雨真的是冷得刺骨啊。
那一天一夜，苦、累、紧张、难受、感动，万千情绪在心中，现在想起来，还是忍不住掉眼泪。这场与病毒短兵相接的突击战，我们真的是在以命搏命啊！
队友即是亲友，这是一场“速效救心”的抗压战 我们在武汉，完全脱离了正常的生活状态。物资的缺乏，倒班的时间差，上班时的压力，独处时的寂寞，各种各样的问题，队员们承受的压力很大，助眠药物成了我每天必领的物品。
在武汉抗疫期间，护士们除了日常护理工作，还要担负护工、清洁工、感控员、家属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执行着和平时不一样的护理流程与职责。例如，给患者提水、打饭、发饭、清理垃圾等。
特别是在防护物资缺乏的最初，没有长筒靴套，没有面屏，也没有头套，我们便就地取材，把医疗垃圾袋掏出两个能让视线通过的洞，再将其套在头上，每只脚上套上一个垃圾袋，用胶布缠上，权当是三级防护。护目镜不合格，我们就用胶带一层层地粘。但这些改造过的防护物资不透气，时间长了，总有护士虚脱。每听到又一个队员虚脱，我的心都像被针扎一样难受！
有的队员本身身体就不太好，有的队员摘护目镜时不小心打到眼眶了，有的憋不住呕吐在第四缓冲间就摘口罩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医疗队承受的压力很大。2月份，我们每组的队员很少有能全部上班的，总有护士在家隔离，因此医疗队建了“身体健康关注群”，规定只要有体温≥37℃、腹痛腹泻等任何不适，就要向队委会汇报。最多的一次有近10名队员在驻地隔离。
有一次，其中一个护理组就有3名护士在同一天内发烧，并且都在38℃以上。我真的害怕了，当晚11点安排她们去医院检查。送走她们，我回到宿舍，手里一直拿着手机，看队员给我发送信息了吗，打电话询问检查情况，担心她们害怕。
到了凌晨一点多，我突然感觉一阵阵心前区疼痛、胸闷得厉害，我第一次服用了速效救心丸。那一晚，我担心自己在宿舍一旦出现意外无法呼救，没敢躺下睡觉，可我又不想告诉马主任、魏主任，因为一旦告诉他们，他们肯定会让我休息不让我上班了，我第二天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处理，有那么多队友需要我去关心，我不能倒下！
付出即是收获，这是一场守望相助的生命保卫战
在武汉的这些日子，我一直被感动着，被患者感动着，被队友感动着，被团队感动着，被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感动着。
看到从隔离区出来的战友脸上、手上一道道压痕、一处处压伤，我流泪了;看到那些资深护士第一个进隔离区最后一个出隔离区，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我心疼了;看到90后的孩子们一次次给我说“主任，我们不累，我们能行”，我心酸了！他们并非钢铁铸造，只是选择了以血肉之躯坚强地搏击疫情！
队长马承恩主任，年近花甲，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8种疾病，每天需要服用11种药物。即使这样，他每天都深入病房参与病人救治;每天晚上花费大量时间了解队员的身体状况和病区危重患者的病情，直到深夜;由于患有心脏病，每次进隔离区前他都要先含化一片硝酸甘油。有一次，我们在病区谈完工作起身的时候，他站了好几次都没有站起来，是我使劲把他扶起来的。他对我说：“董红，我觉得我坚持不到最后了，我可能要永远留在武汉了。”那一刻，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边摇头边说：“不能啊，马主任，咱还得回去啊。”说完我使劲把脸别过去，在心中为马主任祈祷。
我们和新冠肺炎患者，也成为这个世界上最陌生的亲人。我们虽不熟悉，但却用生命去关怀、温暖着彼此，守望相助，共同打响这场艰难的生命保卫战。
3月1日那天，是患者刘大爷的70岁生日，我们自发组织了一个温暖的生日PARTY。护士闫雨辰用抽血试管做成心形蜡烛，用彩纸叠出蛋糕，大家送来山东老乡捐的“沂源红”苹果，值班护士在病房里唱起了生日歌。
70岁的刘大爷哭了，住在对门病房的老伴也哭了。她没有想到，医护人员能给他过生日。老大爷哽咽着说：“你们都这么累了，还想着我们。”其实，我们早已经把所有患者的生日都记下来了，谁过生日我们都要为他庆祝，因为在疫情特殊时期，这份温暖和关爱更加打动人心。
危重患者老徐，老伴因感染了新冠病毒不幸去世了，他的儿子住在我们楼下一个病区。治疗初期，是通过胃管给老徐输入肠内营养液，但因老徐卧床时间长、胃肠蠕动较差，营养液有时会反流，一旦反流，就有肺部感染或窒息的风险。3月16日这天，医疗队讨论，必须给老徐置入一根十二指肠营养管，直达胃下方的十二指肠。但是老徐病情极不稳定，随时可能在插管过程中出现生命危险，置管困难很大。方案定了，谁来做？正在大家讨论的时候，我站出来说：“我行，我给老徐放置营养管。”作为一名党员、护理部副主任，我有多年监护室工作经历，这个时刻我必须站出来。我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我必须给老徐置上管，让他吃上饭。我顶着巨大的压力成功地给老徐留置了十二指肠营养管，这是同济医院光谷院区17支医疗队留置的第一根营养管。置上管的那一刻，我趴在老徐的耳边说：“老徐，你很棒，你很坚强，有这个管，你就不饿了。你要加油啊！”
我们病人中，有一位60岁的王阿姨，她和她的哥哥，以及90岁的母亲，都住在我们病区，彼此却不能见面。有一天，我们全队都在抢救她的哥哥，那一天，阿姨哭得就像个孩子，她求我们：“你们不要再浪费时间救我了，先管我哥，我哥不能死！”我告诉她：“只要我们在，我们就绝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
有一次喂她吃药的时候，她一只手捂在她的口罩上，另一只手不停地冲我挥，不停地说：“离我远一点，你离我远一点！我这条老命不值钱了，你们可还年轻着呢。”我径直走上前去，安抚她，帮她喂了药。她哭了，我也哭了。我告诉她：“我是山东来的，我们敢来武汉，就不怕！”
在等信息中作息，这是一场争分夺秒的信息战
作为医疗队的联络员，我要每日报送医疗救治数据、医疗队每日开展工作、队员身体情况、物资情况、主流媒体声音、接文件及通知等，光联络员工作群就有十几个。
国家及各省、各指揮部、单位、部门，晚上和周末的信息量特别大，每次收到信息后必须要立即回复，并且要在当晚或次日向医疗队传达并落实，很多数据及重要工作需要统计到当日24：00，所以我凌晨1点前从来不敢睡觉，在等信息中作息，这是一场争分夺秒的信息战。
在武汉的52天，我整整瘦了8斤！苦也好，累也好，害怕也好，无助也好，都已不算什么。因为我们践行了出征时的诺言：我们131人，不辱使命，一个不落地回来了！
【董红，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山东省第六批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联络员、护理领队】
到国家最需要、病人最需要的地方去
2月8日晚上8点多，我们医院接到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关于组建医疗队的紧急通知，院领导连夜紧急部署，在预备队的基础上，1小时内组建完成了由31名医生和100名护士组成的百人军团。
大家忘记了自己是幼小孩子的爸爸妈妈，忘记了自己身体也不好，忘记了年迈的父母也需要照顾！
女队员陈晓琳和杨淑朦，家中都有两个孩子，小的都还不到1岁;女队员张珂馨、侯衍华的孩子都还没有断奶;程鹏出征时小女儿只有18天，安桂元的孩子也还没满月。
难以想象，放下襁褓中的孩子奔赴充满风险的抗疫一线，需要何等的勇气，是怎样的家国情怀！做出这一抉择，内心要经历多大的痛苦！
卢欣欣，正与男友筹备婚事，为了支援武汉，毅然取消了已订好的婚期;很多队员年迈的父母身体并不好，需要照顾;高宗芳报名后，把所有银行卡和密码都交给了弟弟，还嘱托弟弟，万一自己回不来，一定要照顾好父母;张亚萍告诉组长，如果自己出现意外，不插管，不用呼吸机。很多队员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正像我在请战书中写到的，为了抗击疫情，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辞！
从来就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医学精神，扶危渡厄，国家有召，使命必达！队员们把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的责任，把疫情当作命令，舍小家、顾大家，不顾生死、不计报酬，主动请缨参战。疫情面前，没有什么能阻挡住队员们出征的决心和脚步！
到场即上战场，这是一场与病毒短兵相接的突击战
2月9日中午，我们医疗队131人携带呼吸机、ECMO等大批医疗物资，于下午5点抵达武汉天河机场，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空旷，坐在机场到驻地的大巴上，沿途我们看到的依然是空无一人。紧张情绪立刻涌上每一个队员的心头。
途中，领队魏主任接到了一个武汉的手机号打来的电话：“我是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院长刘继红，感谢你们来到武汉给予我们无私的支援，你们辛苦了！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今晚开始接收病人，你们做好接收病人的准备。”魏主任立即向刘院长汇报，我们目前还没有到达驻地，依然在从机场到驻地的大巴上。刘院长稍有迟疑后说，你们今晚好好休息一下，明天一早，我们派车到驻地接你们到医院接管另一病区，今晚的病人，先由同济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临时接收。
就这样，我们原定的穿脱防护服的培训与考核的计划全部取消了。我们夜里11点进入酒店房间后，放下行李，队委会就开始开会，商讨次日接收患者的相关问题。
到达武汉的第二天上午，我们就整建制接管了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一个重症病区。
那天下午，我们整个大部队分成不同工作小组，全员齐上阵：首先我将100名护士，按照她们的年龄、资历、专业合理搭配，分为10个小组，进行排班，帮助她们完成工作前的物品准备;熟悉同济医院下发的穿脱防护服流程;制定并演练接收患者流程和预案。
我们将52个床单元都准备到位，靠近护士站的几个房间都安装了監护仪和氧气，医疗队带去的1台有创呼吸机和5台无创呼吸机全部调整到待机状态。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是我们的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
晚上9点，我第一个通过缓冲间的五道门，走进那个令人紧张又害怕的隔离区。
10点，19名重症新冠肺炎患者被陆续送来，他们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夫，救救我。” 看着那一双双无助、渴望的眼神，我明白，他们是把所有生的希望都托付给了我们。
从核对信息、测量体重，一直到采集血气、执行治疗，大家一下子都变成了飞毛腿。有的病人，刚安置到床上就已经开始抢救，我们第一批进入病区的护理姐妹有的在走廊上接病人，有的在房间抢救，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干，汗都是一身一身地出，出了再被身体的热气蒸干，再出，再蒸干。
忙碌了大约两个半小时后，我看到战友们在走廊上什么表情、什么姿势都有：有的靠在墙上仰着头大口喘气;有的坐在地上耷拉着头;有的趴在护士站吧台上，很难受的样子。我也是又累又憋喘，护目镜的雾气凝成水珠，流进眼睛里，刺痛无比，说实话，我真的不想说话，想节省一点力气多干点活，我多干点，我的战友就少干一点。但我还是很费劲地对战友说：“不舒服的就歇一会儿，实在难受的就先出去吧，安全第一，别硬撑！”
过了半个小时，头疼、憋喘症状让我感觉到自己都有可能出不去了。我偷偷跑到病区走廊尽头一个拐角处，想往外拽拽口罩，大口喘几口气，但是防护服帽子和护目镜的下缘压得两层口罩死死的，口罩和嘴之间没有一点空隙，那个憋闷的滋味实在是太难受了。
凌晨1点，又集中送来了10名患者，我的同事程燕护士长在安排完这批患者后，突然感到胃里不舒服，一阵恶心，满满一大口呕吐物涌了出来，她赶紧闭紧嘴巴，使劲将涌到嘴里的呕吐物硬咽了回去！她后来告诉我：“我不能吐出来，要是吐出来了，防护服就被我给污染了;我们的防护物资那么紧张，不能浪费。”听到后，我的眼泪不争气地在眼眶里打转。
那一晚，凌晨2点我们才离开医院。因为刚到武汉，夜间没有接送车，只好步行回驻地。劳累了一天的马主任弯着腰、扶着腿对我说：“董主任，我的腿实在是拉不动了。”看着年迈的马主任那疲劳的身躯，我心里说不出有多难受，我强忍着泪水颤抖地跟马主任说：马主任，要不咱歇一会再走吧。就这样，我们走一会儿，停下来歇一会儿，后来走着走着下雨了，那晚的雨真的是冷得刺骨啊。
那一天一夜，苦、累、紧张、难受、感动，万千情绪在心中，现在想起来，还是忍不住掉眼泪。这场与病毒短兵相接的突击战，我们真的是在以命搏命啊！
队友即是亲友，这是一场“速效救心”的抗压战 我们在武汉，完全脱离了正常的生活状态。物资的缺乏，倒班的时间差，上班时的压力，独处时的寂寞，各种各样的问题，队员们承受的压力很大，助眠药物成了我每天必领的物品。
在武汉抗疫期间，护士们除了日常护理工作，还要担负护工、清洁工、感控员、家属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执行着和平时不一样的护理流程与职责。例如，给患者提水、打饭、发饭、清理垃圾等。
特别是在防护物资缺乏的最初，没有长筒靴套，没有面屏，也没有头套，我们便就地取材，把医疗垃圾袋掏出两个能让视线通过的洞，再将其套在头上，每只脚上套上一个垃圾袋，用胶布缠上，权当是三级防护。护目镜不合格，我们就用胶带一层层地粘。但这些改造过的防护物资不透气，时间长了，总有护士虚脱。每听到又一个队员虚脱，我的心都像被针扎一样难受！
有的队员本身身体就不太好，有的队员摘护目镜时不小心打到眼眶了，有的憋不住呕吐在第四缓冲间就摘口罩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医疗队承受的压力很大。2月份，我们每组的队员很少有能全部上班的，总有护士在家隔离，因此医疗队建了“身体健康关注群”，规定只要有体温≥37℃、腹痛腹泻等任何不适，就要向队委会汇报。最多的一次有近10名队员在驻地隔离。
有一次，其中一个护理组就有3名护士在同一天内发烧，并且都在38℃以上。我真的害怕了，当晚11点安排她们去医院检查。送走她们，我回到宿舍，手里一直拿着手机，看队员给我发送信息了吗，打电话询问检查情况，担心她们害怕。
到了凌晨一点多，我突然感觉一阵阵心前区疼痛、胸闷得厉害，我第一次服用了速效救心丸。那一晚，我担心自己在宿舍一旦出现意外无法呼救，没敢躺下睡觉，可我又不想告诉马主任、魏主任，因为一旦告诉他们，他们肯定会让我休息不让我上班了，我第二天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处理，有那么多队友需要我去关心，我不能倒下！
付出即是收获，这是一场守望相助的生命保卫战
在武汉的这些日子，我一直被感动着，被患者感动着，被队友感动着，被团队感动着，被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感动着。
看到从隔离区出来的战友脸上、手上一道道压痕、一处处压伤，我流泪了;看到那些资深护士第一个进隔离区最后一个出隔离区，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我心疼了;看到90后的孩子们一次次给我说“主任，我们不累，我们能行”，我心酸了！他们并非钢铁铸造，只是选择了以血肉之躯坚强地搏击疫情！
队长马承恩主任，年近花甲，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8种疾病，每天需要服用11种药物。即使这样，他每天都深入病房参与病人救治;每天晚上花费大量时间了解队员的身体状况和病区危重患者的病情，直到深夜;由于患有心脏病，每次进隔离区前他都要先含化一片硝酸甘油。有一次，我们在病区谈完工作起身的时候，他站了好几次都没有站起来，是我使劲把他扶起来的。他对我说：“董红，我觉得我坚持不到最后了，我可能要永远留在武汉了。”那一刻，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边摇头边说：“不能啊，马主任，咱还得回去啊。”说完我使劲把脸别过去，在心中为马主任祈祷。
我们和新冠肺炎患者，也成为这个世界上最陌生的亲人。我们虽不熟悉，但却用生命去关怀、温暖着彼此，守望相助，共同打响这场艰难的生命保卫战。
3月1日那天，是患者刘大爷的70岁生日，我们自发组织了一个温暖的生日PARTY。护士闫雨辰用抽血试管做成心形蜡烛，用彩纸叠出蛋糕，大家送来山东老乡捐的“沂源红”苹果，值班护士在病房里唱起了生日歌。
70岁的刘大爷哭了，住在对门病房的老伴也哭了。她没有想到，医护人员能给他过生日。老大爷哽咽着说：“你们都这么累了，还想着我们。”其实，我们早已经把所有患者的生日都记下来了，谁过生日我们都要为他庆祝，因为在疫情特殊时期，这份温暖和关爱更加打动人心。
危重患者老徐，老伴因感染了新冠病毒不幸去世了，他的儿子住在我们楼下一个病区。治疗初期，是通过胃管给老徐输入肠内营养液，但因老徐卧床时间长、胃肠蠕动较差，营养液有时会反流，一旦反流，就有肺部感染或窒息的风险。3月16日这天，医疗队讨论，必须给老徐置入一根十二指肠营养管，直达胃下方的十二指肠。但是老徐病情极不稳定，随时可能在插管过程中出现生命危险，置管困难很大。方案定了，谁来做？正在大家讨论的时候，我站出来说：“我行，我给老徐放置营养管。”作为一名党员、护理部副主任，我有多年监护室工作经历，这个时刻我必须站出来。我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我必须给老徐置上管，让他吃上饭。我顶着巨大的压力成功地给老徐留置了十二指肠营养管，这是同济医院光谷院区17支医疗队留置的第一根营养管。置上管的那一刻，我趴在老徐的耳边说：“老徐，你很棒，你很坚强，有这个管，你就不饿了。你要加油啊！”
我们病人中，有一位60岁的王阿姨，她和她的哥哥，以及90岁的母亲，都住在我们病区，彼此却不能见面。有一天，我们全队都在抢救她的哥哥，那一天，阿姨哭得就像个孩子，她求我们：“你们不要再浪费时间救我了，先管我哥，我哥不能死！”我告诉她：“只要我们在，我们就绝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
有一次喂她吃药的时候，她一只手捂在她的口罩上，另一只手不停地冲我挥，不停地说：“离我远一点，你离我远一点！我这条老命不值钱了，你们可还年轻着呢。”我径直走上前去，安抚她，帮她喂了药。她哭了，我也哭了。我告诉她：“我是山东来的，我们敢来武汉，就不怕！”
在等信息中作息，这是一场争分夺秒的信息战
作为医疗队的联络员，我要每日报送医疗救治数据、医疗队每日开展工作、队员身体情况、物资情况、主流媒体声音、接文件及通知等，光联络员工作群就有十几个。
国家及各省、各指揮部、单位、部门，晚上和周末的信息量特别大，每次收到信息后必须要立即回复，并且要在当晚或次日向医疗队传达并落实，很多数据及重要工作需要统计到当日24：00，所以我凌晨1点前从来不敢睡觉，在等信息中作息，这是一场争分夺秒的信息战。
在武汉的52天，我整整瘦了8斤！苦也好，累也好，害怕也好，无助也好，都已不算什么。因为我们践行了出征时的诺言：我们131人，不辱使命，一个不落地回来了！
【董红，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山东省第六批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联络员、护理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