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在外做官，囿于公务以及交通不便，長期回不了家，没有如今发达的通讯工具，与家人联系只能依靠家信，所以，古代官员的“家书”成为教育其在老家子弟的一种重要形式。
　　清代王士祯的《池北偶谈》记载，明神宗时的礼部尚书沈鲤在京为官，常写信给商丘老家的儿辈，对他们的约束极其严格：出行上，不许儿辈“出入公门，招惹是非”，“拜客只可骑马，不可乘车”；衣着上，要求家人子弟“衣服勿太华美，器用宁可欠缺”；产业上，要求自家减少田亩，不要多积财货，不要购置太多的房产田地，“使身终之日，留下争端，自取辱名”，等等。并且，他还经常写信提醒儿辈“秋夏粮及早上纳，多加与些火耗，各庄上人，常约束他，莫要生事”，要求家人遵纪守法。
　　此外，沈大人还要求儿辈多做善事：每年冬天做一百件棉袄施舍给穷人，对于亲戚中的穷苦者、孤寡者，也要经常接济，等等。他在家书中教育儿辈：“大抵盛极则衰，月满则亏，日中则昃，一定之理。惟有自处退步，不张气焰，不过享用，不作威福，虽处盛时，可以保守。”历史上的沈鲤为人正直，为官清正，被推崇为贤臣。
　　极其有名的《曾国藩家书》，近1500封书信，其中很大篇幅是曾国藩教育儿辈读书、做文、做人的文字。譬如，在家书中，曾国藩一再表达：“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这对曾氏后代影响甚大。
　　（选自《温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