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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了深刻改变，特别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局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前进道路上面临不少新的挑战。”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虚实交错，社会治理复杂度增加，新技术运用与反运用对政法工作现代化带来了严峻挑战。
一、新时代政法工作面临的挑战
（一）智能应用不足，基层执法压力大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各类案件特别是民事纠纷案件明显增多。案多人少的矛盾在基层政法机关凸显。当前，政法案件业务量大，执法办案人员不足，在部分省、市、区级检察院的人均年办案量达到300余件。在办案过程中，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之间的业务协同标准不统一，办案人员需要在材料流转、犯罪嫌疑人提审等基础性、事务性工作中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此外，特殊人群帮教管理问题，需要政法各部门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形成合力，但由于跨部门协调机制未建立，帮教的开展形式、人员组织及具体措施等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在执法办案基层，案多人少现象导致一线办案人员工作压力大，亟需智能应用赋能助力。
（二）开放共享不足，业务协同不深入
当前，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各地政法系统积极构建网格化社会治理基础，创新新时代群众工作方法，推动共建共享共治;在智慧政法建设方面，“科技强警”“智慧法院”“智慧检务”等均取得了一定的科技应用成果[1]。同时，部分地区建设跨部门办案平台以探索全流程无纸化协同办案，解决电子卷宗互信难、数据标准不统一、系统接口不规范等问题。但从建设模式上看，以部门条向推进为主，在网络建设方面和数据资源体系建设方面缺乏统一的业务标准、数据标准。“新一代公安信息网”“检察工作网”“法院业务专网”等各部門专用工作网均出台了严格的互联互通和信息交换规定，但部门之间的数据开放程度不够，业务协同问题仍面临一定程度困难。
（三）创新机制不畅，供给能力不足
当前国内政法智能化建设以部门牵引、区域建设为主，呈现一系列问题：产业链条分散，规模效应不明显，科技研发和实战应用结合不够，联动需求和实战的一体化协同机制未建立，成果转化渠道不畅通等。政法智能化建设整体上也呈现科技创新与体制变革融合不够、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融合不深入等问题。关键基础设施仍然基于国外技术体系构建，政法智能化关键技术和系统创新供给能力不足，难以满足政法科技创新的新要求。
二、政法智能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前瞻规划和顶层设计能力有待加强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已达到高度共振的历史机遇期，社会治理现代化跃升对科技支撑提出了新的需求。为解决由于部门壁垒、地域差异造成的政法智能化发展不均衡、业务协同难等问题，迫切需要立足战略高度，面向实战需求，统筹各方资源，采用系统工程的思想，运用科学的方法定性、定量地刻画社会问题，做好顶层设计、需求分析和规划论证。
（二）政法智能化关键核心技术有待攻关
关键核心技术是支撑政法智能化建设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促进政法科技创新的重要着力点。面向政法实战需求，应加快构建预警、预测、研判、决策、处置一体的智能化风险防范系统，加快构建政法大脑、政法业务协同平台、政法超算中心、政法专有云等政法智能化系统。应深化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传感网等新技术与政法业务融合研究，开展政法网络信息系统总体设计与集成技术攻关，突破网络互联互通、信息融合共享、数据挖掘应用、网络安全可控等共性支撑技术，加快政法智能化应用。
（三）政法智能化运用水平有待提升
从科技发展的趋势看，政法智能化需要加大建设实施力度，通过政法科技创新不断提升政法实战能力。应加强运用智能感知技术、智能算法、智能预测技术形成智能风险防控体系，形成“智防风险”的重要能力;加快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构建市域社会治理辅助决策系统，形成具有前瞻性、精准性、互动性、实效性的“智辅决策”重要能力;加速应用庭审录用、视频结构检索（信息化内容）、情感分析、行为分析等智能认知技术构建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构建类案分析研判数据库，形成“智助司法”的重要能力;促进运用新媒体、新社交网络交互技术、智能推送技术等构建政法公共服务体系，形成“智利服务”的重要能力[2]。
（四）新技术风险应对有待突破
当今，各种智能应用如电子视频监控、人脸识别、智能交通等已广泛渗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颠覆性技术引发的“伦理困境”不断成为困扰社会发展稳定的难题。若不能妥善应对技术变革隐藏的系统性风险，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需要开展防范新技术反向应用研究，加强对新技术潜在风险的研判防范，以技术对技术，以技术管技术，形成攻防兼备的技术能力，建立新技术“双刃剑”效应风险应对机制，保障新技术应用安全、可靠、可控。
（五）政法科技创新体系化有待构建
创新体系是创新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政法与创新结合的重要抓手。当前，联动需求和实战的一体化协同机制不通畅，政法业务的全链条协作创新体系尚未形成。面向政法智能化建设的重大需求，应集聚资源，推动形成基础设施完备、技术体系健全、人才队伍充足的智能化建设体系，探索建立科技研发与实战需求高度融合的创新机制，贯通产学研用全链条，为政法工作现代化打造新引擎。
（六）政法科技协同创新生态有待形成
近年来，政法系统中的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各业务部门分别开展了信息化相关建设，在各自业务条向分别形成了相应的技术支撑链条;部分省市也根据政法工作需求积极进行探索和实践，在省、市、区级等区域范围内形成技术支撑链条。从国家政法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发展趋势看，应结合当前国内政法智能化建设的先进经验，统筹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国家、行业、地方三级全覆盖的创新网络体系。整合技术优势资源、实现科技驱动和市场拉动双轮驱动，锻造过硬的政法科技人才队伍，打造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的工作模式，营造政法科技协同创新的良好生态。 三、加强政法工作智能化的对策
（一）强化政法科技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
主动适应政法科技创新需求，开展面向2035年的战略研究，明确发展思路、发展目标和战略重点。深入研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政法领域改革发展的新要求，做好政法领域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加强政法智能化建设需求分析和技术预测，前瞻性开展政法智能化建设专项任务规划，并兼顾当前需求与长远发展，提前部署可能引发政法工作重大变革的前沿基础研究。此外，有预见性地规划政法智能化建设体系，统筹推进政法职能部门共建共享基础设施。同时，开展网络、数据、人机交互等标准规范研究，构建政法智能化标准规范体系，以及运用科学发展的思维和系统工程的建设方法，推动政法智能化能力体系建设。
（二）开展政法智能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构建政法智能化、现代化理论体系，提升政法科技原始创新能力，开展政法相关学科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跨学科交叉基础理论研究;结合政法业务需求，突破核心算法模型瓶颈，强化应用基础理论研究;开展社会治理智能体复杂巨系统体系架构设计、运行机理研究。深化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传感网等新技术与政法业务融合研究。构筑政法科技先发优势，开展政法网络信息系统总体设计与集成技术攻关。研究网络互联互通、信息融合共享、数据挖掘应用、网络安全可控等共性支撑技术，加快构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应用支撑技术体系[3]，开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基础前沿技术在智能感知、智能预警、智能决策、智能协作等政法业务中的综合运用研究。
（三）开展政法专用科技装备研发
开展政法大脑、政法业务协同平台、政法超算中心、政法专有云等专用科技装备研发。突破跨域数据汇聚、异构数据融合、智能决策分析、风险预警监测等关键技术，构建信息实时上报、风险智能预警、支持智能决策的智慧政法大脑。统一电子卷宗、电子目录、数据传输交换、业务系统接口等标准，规范协同办案流程，构建跨部门办案政法业务协同平台，提升办案质效。突破智能感知、数据标签、基于知识图谱的知识推理、数据挖掘应用等关键技术，强化政法职能部门、政府业务部门、企业、社区、园区等网络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建立统一标准，加强社会治理基础数据建设。构建知识计算与服务的政法超算中心，为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平台提供基础数据和知识服务支撑。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网、天地一体化网、跨域异构网络安全交换等关键技术，构建跨领域横向协同、多层级纵向贯通的政法专有云，提升政法机关全业务协同、智能感知、决策支持能力。构建“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的技术与装备研发格局，提升装备持续供给与升级换代能力。
（四）加强新技术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
跟踪科技发展前沿，围绕政法业务需求，开展防范新技术反向应用研究，加强5G、量子技术、区块链等新技术潜在风险的研判和防范，建立新技术“双刃剑”效应的风险应对机制，确保新技术安全、可靠、可控，增强对新技术的适应力、掌控力、驾驭力。加强政法智能化评估体系、新技术应用效能等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五）推动政法业务智能协同发展
建立政法部门间互信机制，构建统一技术规范标准、数据共享管理规范等标准规范体系，如基础数据标准、数据开放标准、数据共享交换、协同办案标准等。建立数据资源共享目录，探索完善数据产权和隐私保护机制，强化政法网现有网络资源整合共享，推动各层级政法网络互联互通，数据融通共用。建立跨领域、多层级政法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提高政法机关业务智能协同和决策能力。
（六）强化社会安全风险科技应对
积极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依托各级综治中心和网格化管理机制，推进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平台建设。深化社会运行动态立体感知及数据挖掘应用，做好与电子政务、智慧城市等相关平台的数据对接，构建物理分散、逻辑统一、管控可信、标准一致的政法信息资源体系，实现信息实时上报、风险智能预警，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七）提升科技支撑政法公共服务水平
研究基于政法网随时獲取政法资源与能力服务的云计算技术，深化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数据结构化、联网共享、综合利用等应用研究，研究政法服务智能机器人技术与装备，强化“智能+政法便民服务”建设[4]。加快政法服务资源线上整合，构建移动服务体系，推动服务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跨层架联动办理、跨部门协同办理。研究政法领域安全大数据技术，努力实现更精准管控、更精细治理以及更高水平的社会服务，提高动态管控与社会服务能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八）加强政法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以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为核心基础，以区域示范应用中心为应用支撑，以行业技术创新平台为协同主体，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国家、行业、地方三级全覆盖的创新网络体系。开展体系化顶层设计，整合技术优势资源，实现科技驱动和市场拉动双轮驱动。培养提升政法科技人才队伍专业能力，建立产学研用新生态，推动形成基础设施完备、技术体系健全、人才队伍充足的智能化建设体系，全面支撑政法科技创新，为新时代政法工作创新发展打造新动能、开辟新境界。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司法智能化技术预测及创新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18YFC0832106）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曹广宇.政法综治工作智能化建设实践综述[J].大连干部学刊，2019（10）：60-64.
[2]陈一新.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理念体系能力现代化[J].社会治理，2018（8）：5-14.
[3]郭子瑜.政法大数据应用服务支撑平台核心技术研究[J].数字通信世界，2017，（03）：155-156.
[4]汪玉凯.“一网通办”，政务服务新境界[J].中国信息安全，2019（3）：61-63.
作 者：邵元勋，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航天科工网络信息发展有限公司博士研究生
彭彦熙，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航天科工网络信息发展有限公司硕士研究生
牛中盈，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航天科工网络信息发展有限公司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小侨
一、新时代政法工作面临的挑战
（一）智能应用不足，基层执法压力大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各类案件特别是民事纠纷案件明显增多。案多人少的矛盾在基层政法机关凸显。当前，政法案件业务量大，执法办案人员不足，在部分省、市、区级检察院的人均年办案量达到300余件。在办案过程中，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之间的业务协同标准不统一，办案人员需要在材料流转、犯罪嫌疑人提审等基础性、事务性工作中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此外，特殊人群帮教管理问题，需要政法各部门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形成合力，但由于跨部门协调机制未建立，帮教的开展形式、人员组织及具体措施等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在执法办案基层，案多人少现象导致一线办案人员工作压力大，亟需智能应用赋能助力。
（二）开放共享不足，业务协同不深入
当前，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各地政法系统积极构建网格化社会治理基础，创新新时代群众工作方法，推动共建共享共治;在智慧政法建设方面，“科技强警”“智慧法院”“智慧检务”等均取得了一定的科技应用成果[1]。同时，部分地区建设跨部门办案平台以探索全流程无纸化协同办案，解决电子卷宗互信难、数据标准不统一、系统接口不规范等问题。但从建设模式上看，以部门条向推进为主，在网络建设方面和数据资源体系建设方面缺乏统一的业务标准、数据标准。“新一代公安信息网”“检察工作网”“法院业务专网”等各部門专用工作网均出台了严格的互联互通和信息交换规定，但部门之间的数据开放程度不够，业务协同问题仍面临一定程度困难。
（三）创新机制不畅，供给能力不足
当前国内政法智能化建设以部门牵引、区域建设为主，呈现一系列问题：产业链条分散，规模效应不明显，科技研发和实战应用结合不够，联动需求和实战的一体化协同机制未建立，成果转化渠道不畅通等。政法智能化建设整体上也呈现科技创新与体制变革融合不够、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融合不深入等问题。关键基础设施仍然基于国外技术体系构建，政法智能化关键技术和系统创新供给能力不足，难以满足政法科技创新的新要求。
二、政法智能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前瞻规划和顶层设计能力有待加强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已达到高度共振的历史机遇期，社会治理现代化跃升对科技支撑提出了新的需求。为解决由于部门壁垒、地域差异造成的政法智能化发展不均衡、业务协同难等问题，迫切需要立足战略高度，面向实战需求，统筹各方资源，采用系统工程的思想，运用科学的方法定性、定量地刻画社会问题，做好顶层设计、需求分析和规划论证。
（二）政法智能化关键核心技术有待攻关
关键核心技术是支撑政法智能化建设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促进政法科技创新的重要着力点。面向政法实战需求，应加快构建预警、预测、研判、决策、处置一体的智能化风险防范系统，加快构建政法大脑、政法业务协同平台、政法超算中心、政法专有云等政法智能化系统。应深化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传感网等新技术与政法业务融合研究，开展政法网络信息系统总体设计与集成技术攻关，突破网络互联互通、信息融合共享、数据挖掘应用、网络安全可控等共性支撑技术，加快政法智能化应用。
（三）政法智能化运用水平有待提升
从科技发展的趋势看，政法智能化需要加大建设实施力度，通过政法科技创新不断提升政法实战能力。应加强运用智能感知技术、智能算法、智能预测技术形成智能风险防控体系，形成“智防风险”的重要能力;加快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构建市域社会治理辅助决策系统，形成具有前瞻性、精准性、互动性、实效性的“智辅决策”重要能力;加速应用庭审录用、视频结构检索（信息化内容）、情感分析、行为分析等智能认知技术构建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构建类案分析研判数据库，形成“智助司法”的重要能力;促进运用新媒体、新社交网络交互技术、智能推送技术等构建政法公共服务体系，形成“智利服务”的重要能力[2]。
（四）新技术风险应对有待突破
当今，各种智能应用如电子视频监控、人脸识别、智能交通等已广泛渗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颠覆性技术引发的“伦理困境”不断成为困扰社会发展稳定的难题。若不能妥善应对技术变革隐藏的系统性风险，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需要开展防范新技术反向应用研究，加强对新技术潜在风险的研判防范，以技术对技术，以技术管技术，形成攻防兼备的技术能力，建立新技术“双刃剑”效应风险应对机制，保障新技术应用安全、可靠、可控。
（五）政法科技创新体系化有待构建
创新体系是创新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政法与创新结合的重要抓手。当前，联动需求和实战的一体化协同机制不通畅，政法业务的全链条协作创新体系尚未形成。面向政法智能化建设的重大需求，应集聚资源，推动形成基础设施完备、技术体系健全、人才队伍充足的智能化建设体系，探索建立科技研发与实战需求高度融合的创新机制，贯通产学研用全链条，为政法工作现代化打造新引擎。
（六）政法科技协同创新生态有待形成
近年来，政法系统中的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各业务部门分别开展了信息化相关建设，在各自业务条向分别形成了相应的技术支撑链条;部分省市也根据政法工作需求积极进行探索和实践，在省、市、区级等区域范围内形成技术支撑链条。从国家政法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发展趋势看，应结合当前国内政法智能化建设的先进经验，统筹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国家、行业、地方三级全覆盖的创新网络体系。整合技术优势资源、实现科技驱动和市场拉动双轮驱动，锻造过硬的政法科技人才队伍，打造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的工作模式，营造政法科技协同创新的良好生态。 三、加强政法工作智能化的对策
（一）强化政法科技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
主动适应政法科技创新需求，开展面向2035年的战略研究，明确发展思路、发展目标和战略重点。深入研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政法领域改革发展的新要求，做好政法领域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加强政法智能化建设需求分析和技术预测，前瞻性开展政法智能化建设专项任务规划，并兼顾当前需求与长远发展，提前部署可能引发政法工作重大变革的前沿基础研究。此外，有预见性地规划政法智能化建设体系，统筹推进政法职能部门共建共享基础设施。同时，开展网络、数据、人机交互等标准规范研究，构建政法智能化标准规范体系，以及运用科学发展的思维和系统工程的建设方法，推动政法智能化能力体系建设。
（二）开展政法智能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构建政法智能化、现代化理论体系，提升政法科技原始创新能力，开展政法相关学科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跨学科交叉基础理论研究;结合政法业务需求，突破核心算法模型瓶颈，强化应用基础理论研究;开展社会治理智能体复杂巨系统体系架构设计、运行机理研究。深化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传感网等新技术与政法业务融合研究。构筑政法科技先发优势，开展政法网络信息系统总体设计与集成技术攻关。研究网络互联互通、信息融合共享、数据挖掘应用、网络安全可控等共性支撑技术，加快构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应用支撑技术体系[3]，开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基础前沿技术在智能感知、智能预警、智能决策、智能协作等政法业务中的综合运用研究。
（三）开展政法专用科技装备研发
开展政法大脑、政法业务协同平台、政法超算中心、政法专有云等专用科技装备研发。突破跨域数据汇聚、异构数据融合、智能决策分析、风险预警监测等关键技术，构建信息实时上报、风险智能预警、支持智能决策的智慧政法大脑。统一电子卷宗、电子目录、数据传输交换、业务系统接口等标准，规范协同办案流程，构建跨部门办案政法业务协同平台，提升办案质效。突破智能感知、数据标签、基于知识图谱的知识推理、数据挖掘应用等关键技术，强化政法职能部门、政府业务部门、企业、社区、园区等网络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建立统一标准，加强社会治理基础数据建设。构建知识计算与服务的政法超算中心，为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平台提供基础数据和知识服务支撑。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网、天地一体化网、跨域异构网络安全交换等关键技术，构建跨领域横向协同、多层级纵向贯通的政法专有云，提升政法机关全业务协同、智能感知、决策支持能力。构建“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的技术与装备研发格局，提升装备持续供给与升级换代能力。
（四）加强新技术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
跟踪科技发展前沿，围绕政法业务需求，开展防范新技术反向应用研究，加强5G、量子技术、区块链等新技术潜在风险的研判和防范，建立新技术“双刃剑”效应的风险应对机制，确保新技术安全、可靠、可控，增强对新技术的适应力、掌控力、驾驭力。加强政法智能化评估体系、新技术应用效能等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五）推动政法业务智能协同发展
建立政法部门间互信机制，构建统一技术规范标准、数据共享管理规范等标准规范体系，如基础数据标准、数据开放标准、数据共享交换、协同办案标准等。建立数据资源共享目录，探索完善数据产权和隐私保护机制，强化政法网现有网络资源整合共享，推动各层级政法网络互联互通，数据融通共用。建立跨领域、多层级政法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提高政法机关业务智能协同和决策能力。
（六）强化社会安全风险科技应对
积极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依托各级综治中心和网格化管理机制，推进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平台建设。深化社会运行动态立体感知及数据挖掘应用，做好与电子政务、智慧城市等相关平台的数据对接，构建物理分散、逻辑统一、管控可信、标准一致的政法信息资源体系，实现信息实时上报、风险智能预警，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七）提升科技支撑政法公共服务水平
研究基于政法网随时獲取政法资源与能力服务的云计算技术，深化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数据结构化、联网共享、综合利用等应用研究，研究政法服务智能机器人技术与装备，强化“智能+政法便民服务”建设[4]。加快政法服务资源线上整合，构建移动服务体系，推动服务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跨层架联动办理、跨部门协同办理。研究政法领域安全大数据技术，努力实现更精准管控、更精细治理以及更高水平的社会服务，提高动态管控与社会服务能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八）加强政法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以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为核心基础，以区域示范应用中心为应用支撑，以行业技术创新平台为协同主体，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国家、行业、地方三级全覆盖的创新网络体系。开展体系化顶层设计，整合技术优势资源，实现科技驱动和市场拉动双轮驱动。培养提升政法科技人才队伍专业能力，建立产学研用新生态，推动形成基础设施完备、技术体系健全、人才队伍充足的智能化建设体系，全面支撑政法科技创新，为新时代政法工作创新发展打造新动能、开辟新境界。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司法智能化技术预测及创新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18YFC0832106）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曹广宇.政法综治工作智能化建设实践综述[J].大连干部学刊，2019（10）：60-64.
[2]陈一新.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理念体系能力现代化[J].社会治理，2018（8）：5-14.
[3]郭子瑜.政法大数据应用服务支撑平台核心技术研究[J].数字通信世界，2017，（03）：155-156.
[4]汪玉凯.“一网通办”，政务服务新境界[J].中国信息安全，2019（3）：61-63.
作 者：邵元勋，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航天科工网络信息发展有限公司博士研究生
彭彦熙，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航天科工网络信息发展有限公司硕士研究生
牛中盈，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航天科工网络信息发展有限公司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小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