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间谍王》作者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
　　
　　唯一能随时随地见蒋介石的人
　　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美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讨蒋介石欢心不入国民党
　　1938年3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体大会时，蒋介石欲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戴笠得知此事后，连忙向蒋介石报告：“我连国民党党员都不是，又怎能当中央委员呢?”蒋听了非常惊奇，忙问：“你既是黄埔学生、复兴社社员，又在我身边干了这么多年，为何还不是党员?”戴说：“我以往一心追随校长(指蒋介石)，不怕衣食有缺、前途无望，入党不入党，决不是学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禄，非我所求。”蒋介石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立刻写了一张条子。戴笠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蒋中正介绍戴笠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几个字，他连忙推辞，坚决表示终生只做蒋的“无名学生”，不当中央委员，“只要校长信任，就感到莫大的光荣了。”
　　1945年，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六大”时，蒋介石又要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戴又坚辞不受，并再三向蒋表示，“唯校长信任是图，‘党、官’二字是无所谓的”。蒋介石从此对戴更是垂青备至。
　　对此，戴笠确实是拿出了实际行动的。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终其一生，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