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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坚强活着的,还是不幸逝去的,都需要我们善待,也都值得我们去敬重,因为,幸存活着的人是那么坚强,不幸遇难的人他们走得是那么惨烈。
1月13日上午6时,尚在睡梦中的我,接到了中国地震局地震台网中心的地震即时短信:“据国家台网测定,1月13日5时53分,在海地地区(北纬18.5度、西经72.5度)发生7.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我按惯例第一时间向台新闻播出线及时报播,发出口播消息。与此同时,我根据以往地震报道经验判断,如此高的震级、如此浅的震源深度,对震区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由于对海地这个国家比较陌生,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披衣起床、打开电脑上网,搜索关于“海地”的相关背景,同时,拨通中国地震局值班电话,询问是否会发生海啸?国家地震局值班员当时只告诉我简短的几句话:“当地所有通信中断;美国曾第一时间发布海啸警报,但目前已经解除。我国是否派出国际救援队要等国家统一安排,目前暂时没有派遣通知。”
第一时间快速反应
下午3时左右,我刚从国家地震台网中心采访回到办公室,中国国救援队领队黄建发司长通知:“中国国际救援队将于今天下午6时左右,从首都机场出发赴海地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由外交部统一负责前往海地的人员安排,你赶紧联系!”
我立即向制片人王铁钢汇报。由于海地社会治安形势复杂、加上不是建交国家,外交部一开始并没有将安排新闻记者随队采访列入计划。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部门三位主任经过多方协调,从外交部相关部门争取到了难得的2个随队采访名额。在接到出发通知的那一刻,离外交部要求17时到达机场集结的时间只剩不到一个半小时;来不及走正常程序办理出国手续,台外事处就特事特办,让我们先拿走护照,后续补办相关手续;来不及回家取行李,部办公室就立即送来了出差的必备药品,邢栋老师还把自己新买的保温水杯送到了我手上;没有带手机充电器,组里的同事霍小娜就把自己的全套装备放到了我包里;打出租车已经赶不上集结时间,同事董肖明就开着自己的车,几乎是一路狂奔,仅用不到一个小时,就将我送到了首都机场专机楼。
在拿着手写的登机牌走进包机的那一刻,部门上下、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无私的关爱和默默的支持,让我备感温暖并为之感动。
赴海地!20多个小时、15000多公里的航程,这不但创下了我国民航包机有史以来无固定班次航线飞行的新纪录,也拉开了中国国际救援队成立以来距离最远的一次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序幕。
救援与时间赛跑
北京时间1月14日下午3时,即海地时间1月14日凌晨2时,我们乘坐的包机抵达海地太子港机场,中国是所有国际救援队当中,行动最快、距离最远的救援队。成员共68人,其中50人为中国国际救援队的队员,此外还有外交部、公安部等部委的11名工作人员,以及新华社4名记者和我台3名记者。
由于强烈的地震,海地太子港机场早已变成一个“三无机场”:无导航,无地面保障,无指挥调度;飞机完全是盲降落地的,就连下飞机也颇费周折,国航的工作人员自己找来一架铁梯,但飞机舱门离舷梯还有1.5米高,我们所有人几乎都是从舱门跳下飞机的。
踏上海地的第一时间,救援队计划兵分两路,一路赴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营地安营扎寨,另一路直奔赴“联海团”,直接投入救援工作。我和摄像周琨立即随队登上了赴“联海团”的汽车。
“联海团”是联合国驻海地稳定特派团的简称,驻地在太子港的一个半山坡上。去往“联海团”的路上,借着车灯可以看到不少灾民成排席地睡在马路中间的绿化带上,还有不少灾民成群结队地在黑暗中盲目前行;而在我们道路的两旁,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成排、成堆遇难者的遗体……
在这次地震中,“联海团”的10层大楼被摇成了3层高,而楼下汽车已被压成了一层铁皮。看到现场惨烈的状况,救援队当即在现场设立临时救援指挥部,就地加强力量,开始生命大营救。因为这里不仅埋压着我们的8位同胞,还有近百名联合国驻海地工作人员。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在接下来的60多个小时里,我们在“联海团”废墟的报道机位一直就没有撤离过,我和冀惠彦、周琨3人每天轮流换班坚守在废墟旁,用摄像机记录了中国国际救援队及同别国救援队合作,找到27名遇难者的历程。
不论是坚强活着的,还是不幸逝去的,都需要我们善待,也都值得我们去敬重,因为,幸存活着的人是那么坚强,不幸遇难的人他们走得是那么惨烈。
在“联海团”废墟搜救现场,每当救援队员找到遇难者遗体的时候,不论国籍、不论肤色,大家对逝者怀有的都是同样的敬重;为了不让逝者的遗体二次受伤,我们的救援队队员和参与救援的维和防暴队队员,都是用雙手一点点去清理他们身边的碎石块和身上的泥土,手套磨破了、手流血了,也没有一个人停下来……
当大家找到遇难同胞、维和防暴队的新闻宣传官钟荐勤烈士遗体的时候,救援人员首先发现的是他手里拿着的摄影机和照相机,当队员们从烈士手中取下的时候,摄像机、照相机的电源指示灯还在闪烁,烈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工作,突发的地震还来不及让他关闭电源,看着他拍下的照片,看着大楼倒塌前几秒烈士们的音容笑貌,当场所有的人都流下了泪水。看着熟悉的拍摄器材,作为同时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我们也格外痛心,烈士走得那么惨烈,他们的精神也是一直支撑着我们在海地社会治安局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下,继续深入一线报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联海团”废墟上,人的生命在那一刻是那么脆弱,为了能发现并及时找到幸存者,救援队员们和时间赛跑、和余震赛跑、和天气赛跑、和随时可能倒塌的危房赛跑,近3天3夜的时间里,队员们哪怕算上吃饭和席地稍事休息的时间都不到6个小时,坚守,大家共同为了生者的希望。
在60多个小时里,我们不仅见证和记录了一段艰辛寻找、祈盼亲人幸存的感人历程,也给我们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生命让我们敬畏,也更让我们感动和感激。
危难中我们与海地人民在一起
强烈的地震让海地太子港几乎已面目全非。在受灾最严重的马提桑和家乐福地区,毒辣的太阳下,街上随处可见粉碎性坍塌的房屋、满身是血的幸存者、哭号遍地亟待救治的伤员、被弃之道路两旁的遇难者遗体,还有许多被埋压在废墟下未能逃生的民众。
在灾区采访的日子里,当地的社会治安状况一天比一天严峻,每当夜幕降临后,无论是在我们驻扎的防暴队营地、还是在太子港市区,总能听到零星的枪声。
为了安全,每天不论是救援队员外出执行搜救任务和救治伤员,还是我们外出采访,都需要提前向赴海地临时工作组申报,经过安全评估后,还必须穿上防弹衣、戴上钢盔,然后由维和警察实枪荷弹或开着装甲车护卫才能进行,这也是在我以前去过的任何地震灾区从未有过的体验。
采访期间,危险确实存在,我们见过向一些国际救援人员开枪的暴徒,也见过为了一份糊口的食物而被横刀砍死在街头的可怜灾民,但这毕竟只是少数。
在10多天的采访中,我们接触到的真正的海地普通人是纯朴和善良的,即使在政府完全瘫痪,在食不果腹、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他们的奢望也很简单,有一瓶水,他们就能非常高兴;哪怕出去忙活一整天能得到一包饼干,他们就会觉得这一天很幸运。
在海地,灾民的生活可以说令人触目惊心,用几根木棍支起一张塑料布,就算是自己的“家”;在尘土飞扬的狭窄街道,街面上污水横流,而空气中弥漫着的几乎全是垃圾和尸体腐败的气味,已经口渴的小孩儿由于没有干净的饮用水,甚至会双手捧着街上脏水去喝;而在地震中已经受重伤的25万灾民,却由于90%的医院倒塌、85%的医护人员受伤或遇难而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大量的人出现了严重的继发性感染,由于延误了病情,很多人最终不得不面临截肢手术。
每次难得的外出采访,我们最开心的就是能走进灾民聚居区、能去接触到海地最普通的老百姓,看看他们生活的状态,了解他们的生活所需,感受他们最真实的心境和想法。
虽然大家彼此语言不通,但是竖起大拇指,我们对灾民的支持,灾区民众对我们的感激,这一切的关爱都已经不需要翻译。危难中,我们看到了灾区人民生存的不易;危险中,我们始终与灾区民众站在一起,从没有放弃、没有抛弃对他们的关注和报道。
维和防暴队营地:感受家的温暖别样的海地情结
见识到了太子港的满目疮痍,也真正领略到了海地条件的艰苦恶劣;在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营地生活的日子里,那里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安全岛,相对安全和有保障的生活,不仅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祖国强大的真正含义。
海地和中国有13个小时的时差,白天不用说,我们顶着烈日在海地尽可能地去多发现新闻;而晚上赶回来写完稿、编辑、传送完片子,很想休息的时候,北京正好是白天,后期24小时滚动的新闻需求量更大,除了要做新闻特写和各类成片,还有大量的视频和电话连线,做完所有的这些,大概也已经到凌晨三四点,而第二天7点又是新一轮救援行动的开始。
在海地的日子里,我们几乎是一个人当几个人来用;摄像师不仅要拍摄画面,还要担当起视频采集、卫星传送的技术活儿;记者除了要采访、写稿、编辑画面,有时还不得不自己一手扛着机器,一手拿起话筒采访。
在海地,即使是早上9时,炙热的阳光和潮湿的空气就已把太子港变成了一个大蒸笼,哪怕你待着不用干什么,只要在太阳底下站一会,衣服就会被汗水完全湿透。在这样的环境中,平常看来传送画面这样最轻松的差事,在这里也是份辛苦活,由于卫星不能受到遮挡,每次画面传送,我们几乎都是顶着烈日完成的,为了防止机器暴晒受损,我们不得不用紙壳搭成简易的遮阳棚,在室外40多度的环境中苦苦坚守。
在海地,我们最怕的还有蚊子,海地的蚊子不仅毒性极强,而且特别猖獗,个头大、嘴巴尖、飞行起来还没有嗡嗡的声音,一旦咬在脸上,整个脸皮痒得都恨不得揪掉,即使是再厉害的防蚊药水,这里的蚊子们都会毫不畏惧;在蚊子最猖獗、我们还没有蚊帐的日子里,闷热的晚上,我们都必须穿着长衣长裤,甚至穿着袜子、戴着手套睡觉。也许因为强烈的地震,动物对人的安全依赖表现得更为明显,对于我们来说,经常与溜进来的大蜥蜴和营区的鸡群共眠,几乎成了家常便饭。而对于几乎每天都会发生的强余震,大家也早已见怪不怪了,但海地余震,让人切身的感受比我去过的任何地震灾区都更为真切,有像火车拉着长笛冲向地面的那种,也有像矿山碎石爆破排山倒海的那种,还有像睡在吊床里左右持续摆动的那种……海地唯一的防震减灾法则——晚上睡觉双手一定要扶着床板。
在海地近12天的新闻报道日子里,还有许多的故事,让我们落泪,让我们感动,也让我们坚强。现在,我台第二批赴海地新闻报道团队依旧在灾区继续坚守,我国派出的医疗防疫队和维和警队满含着中国人民的爱心也依旧在灾区延续,世界各国跨越了地域和时空的真情和爱心也正源源不断地汇聚海地……(作者为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
1月13日上午6时,尚在睡梦中的我,接到了中国地震局地震台网中心的地震即时短信:“据国家台网测定,1月13日5时53分,在海地地区(北纬18.5度、西经72.5度)发生7.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我按惯例第一时间向台新闻播出线及时报播,发出口播消息。与此同时,我根据以往地震报道经验判断,如此高的震级、如此浅的震源深度,对震区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由于对海地这个国家比较陌生,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披衣起床、打开电脑上网,搜索关于“海地”的相关背景,同时,拨通中国地震局值班电话,询问是否会发生海啸?国家地震局值班员当时只告诉我简短的几句话:“当地所有通信中断;美国曾第一时间发布海啸警报,但目前已经解除。我国是否派出国际救援队要等国家统一安排,目前暂时没有派遣通知。”
第一时间快速反应
下午3时左右,我刚从国家地震台网中心采访回到办公室,中国国救援队领队黄建发司长通知:“中国国际救援队将于今天下午6时左右,从首都机场出发赴海地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由外交部统一负责前往海地的人员安排,你赶紧联系!”
我立即向制片人王铁钢汇报。由于海地社会治安形势复杂、加上不是建交国家,外交部一开始并没有将安排新闻记者随队采访列入计划。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部门三位主任经过多方协调,从外交部相关部门争取到了难得的2个随队采访名额。在接到出发通知的那一刻,离外交部要求17时到达机场集结的时间只剩不到一个半小时;来不及走正常程序办理出国手续,台外事处就特事特办,让我们先拿走护照,后续补办相关手续;来不及回家取行李,部办公室就立即送来了出差的必备药品,邢栋老师还把自己新买的保温水杯送到了我手上;没有带手机充电器,组里的同事霍小娜就把自己的全套装备放到了我包里;打出租车已经赶不上集结时间,同事董肖明就开着自己的车,几乎是一路狂奔,仅用不到一个小时,就将我送到了首都机场专机楼。
在拿着手写的登机牌走进包机的那一刻,部门上下、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无私的关爱和默默的支持,让我备感温暖并为之感动。
赴海地!20多个小时、15000多公里的航程,这不但创下了我国民航包机有史以来无固定班次航线飞行的新纪录,也拉开了中国国际救援队成立以来距离最远的一次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序幕。
救援与时间赛跑
北京时间1月14日下午3时,即海地时间1月14日凌晨2时,我们乘坐的包机抵达海地太子港机场,中国是所有国际救援队当中,行动最快、距离最远的救援队。成员共68人,其中50人为中国国际救援队的队员,此外还有外交部、公安部等部委的11名工作人员,以及新华社4名记者和我台3名记者。
由于强烈的地震,海地太子港机场早已变成一个“三无机场”:无导航,无地面保障,无指挥调度;飞机完全是盲降落地的,就连下飞机也颇费周折,国航的工作人员自己找来一架铁梯,但飞机舱门离舷梯还有1.5米高,我们所有人几乎都是从舱门跳下飞机的。
踏上海地的第一时间,救援队计划兵分两路,一路赴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营地安营扎寨,另一路直奔赴“联海团”,直接投入救援工作。我和摄像周琨立即随队登上了赴“联海团”的汽车。
“联海团”是联合国驻海地稳定特派团的简称,驻地在太子港的一个半山坡上。去往“联海团”的路上,借着车灯可以看到不少灾民成排席地睡在马路中间的绿化带上,还有不少灾民成群结队地在黑暗中盲目前行;而在我们道路的两旁,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成排、成堆遇难者的遗体……
在这次地震中,“联海团”的10层大楼被摇成了3层高,而楼下汽车已被压成了一层铁皮。看到现场惨烈的状况,救援队当即在现场设立临时救援指挥部,就地加强力量,开始生命大营救。因为这里不仅埋压着我们的8位同胞,还有近百名联合国驻海地工作人员。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在接下来的60多个小时里,我们在“联海团”废墟的报道机位一直就没有撤离过,我和冀惠彦、周琨3人每天轮流换班坚守在废墟旁,用摄像机记录了中国国际救援队及同别国救援队合作,找到27名遇难者的历程。
不论是坚强活着的,还是不幸逝去的,都需要我们善待,也都值得我们去敬重,因为,幸存活着的人是那么坚强,不幸遇难的人他们走得是那么惨烈。
在“联海团”废墟搜救现场,每当救援队员找到遇难者遗体的时候,不论国籍、不论肤色,大家对逝者怀有的都是同样的敬重;为了不让逝者的遗体二次受伤,我们的救援队队员和参与救援的维和防暴队队员,都是用雙手一点点去清理他们身边的碎石块和身上的泥土,手套磨破了、手流血了,也没有一个人停下来……
当大家找到遇难同胞、维和防暴队的新闻宣传官钟荐勤烈士遗体的时候,救援人员首先发现的是他手里拿着的摄影机和照相机,当队员们从烈士手中取下的时候,摄像机、照相机的电源指示灯还在闪烁,烈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工作,突发的地震还来不及让他关闭电源,看着他拍下的照片,看着大楼倒塌前几秒烈士们的音容笑貌,当场所有的人都流下了泪水。看着熟悉的拍摄器材,作为同时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我们也格外痛心,烈士走得那么惨烈,他们的精神也是一直支撑着我们在海地社会治安局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下,继续深入一线报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联海团”废墟上,人的生命在那一刻是那么脆弱,为了能发现并及时找到幸存者,救援队员们和时间赛跑、和余震赛跑、和天气赛跑、和随时可能倒塌的危房赛跑,近3天3夜的时间里,队员们哪怕算上吃饭和席地稍事休息的时间都不到6个小时,坚守,大家共同为了生者的希望。
在60多个小时里,我们不仅见证和记录了一段艰辛寻找、祈盼亲人幸存的感人历程,也给我们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生命让我们敬畏,也更让我们感动和感激。
危难中我们与海地人民在一起
强烈的地震让海地太子港几乎已面目全非。在受灾最严重的马提桑和家乐福地区,毒辣的太阳下,街上随处可见粉碎性坍塌的房屋、满身是血的幸存者、哭号遍地亟待救治的伤员、被弃之道路两旁的遇难者遗体,还有许多被埋压在废墟下未能逃生的民众。
在灾区采访的日子里,当地的社会治安状况一天比一天严峻,每当夜幕降临后,无论是在我们驻扎的防暴队营地、还是在太子港市区,总能听到零星的枪声。
为了安全,每天不论是救援队员外出执行搜救任务和救治伤员,还是我们外出采访,都需要提前向赴海地临时工作组申报,经过安全评估后,还必须穿上防弹衣、戴上钢盔,然后由维和警察实枪荷弹或开着装甲车护卫才能进行,这也是在我以前去过的任何地震灾区从未有过的体验。
采访期间,危险确实存在,我们见过向一些国际救援人员开枪的暴徒,也见过为了一份糊口的食物而被横刀砍死在街头的可怜灾民,但这毕竟只是少数。
在10多天的采访中,我们接触到的真正的海地普通人是纯朴和善良的,即使在政府完全瘫痪,在食不果腹、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他们的奢望也很简单,有一瓶水,他们就能非常高兴;哪怕出去忙活一整天能得到一包饼干,他们就会觉得这一天很幸运。
在海地,灾民的生活可以说令人触目惊心,用几根木棍支起一张塑料布,就算是自己的“家”;在尘土飞扬的狭窄街道,街面上污水横流,而空气中弥漫着的几乎全是垃圾和尸体腐败的气味,已经口渴的小孩儿由于没有干净的饮用水,甚至会双手捧着街上脏水去喝;而在地震中已经受重伤的25万灾民,却由于90%的医院倒塌、85%的医护人员受伤或遇难而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大量的人出现了严重的继发性感染,由于延误了病情,很多人最终不得不面临截肢手术。
每次难得的外出采访,我们最开心的就是能走进灾民聚居区、能去接触到海地最普通的老百姓,看看他们生活的状态,了解他们的生活所需,感受他们最真实的心境和想法。
虽然大家彼此语言不通,但是竖起大拇指,我们对灾民的支持,灾区民众对我们的感激,这一切的关爱都已经不需要翻译。危难中,我们看到了灾区人民生存的不易;危险中,我们始终与灾区民众站在一起,从没有放弃、没有抛弃对他们的关注和报道。
维和防暴队营地:感受家的温暖别样的海地情结
见识到了太子港的满目疮痍,也真正领略到了海地条件的艰苦恶劣;在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营地生活的日子里,那里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安全岛,相对安全和有保障的生活,不仅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祖国强大的真正含义。
海地和中国有13个小时的时差,白天不用说,我们顶着烈日在海地尽可能地去多发现新闻;而晚上赶回来写完稿、编辑、传送完片子,很想休息的时候,北京正好是白天,后期24小时滚动的新闻需求量更大,除了要做新闻特写和各类成片,还有大量的视频和电话连线,做完所有的这些,大概也已经到凌晨三四点,而第二天7点又是新一轮救援行动的开始。
在海地的日子里,我们几乎是一个人当几个人来用;摄像师不仅要拍摄画面,还要担当起视频采集、卫星传送的技术活儿;记者除了要采访、写稿、编辑画面,有时还不得不自己一手扛着机器,一手拿起话筒采访。
在海地,即使是早上9时,炙热的阳光和潮湿的空气就已把太子港变成了一个大蒸笼,哪怕你待着不用干什么,只要在太阳底下站一会,衣服就会被汗水完全湿透。在这样的环境中,平常看来传送画面这样最轻松的差事,在这里也是份辛苦活,由于卫星不能受到遮挡,每次画面传送,我们几乎都是顶着烈日完成的,为了防止机器暴晒受损,我们不得不用紙壳搭成简易的遮阳棚,在室外40多度的环境中苦苦坚守。
在海地,我们最怕的还有蚊子,海地的蚊子不仅毒性极强,而且特别猖獗,个头大、嘴巴尖、飞行起来还没有嗡嗡的声音,一旦咬在脸上,整个脸皮痒得都恨不得揪掉,即使是再厉害的防蚊药水,这里的蚊子们都会毫不畏惧;在蚊子最猖獗、我们还没有蚊帐的日子里,闷热的晚上,我们都必须穿着长衣长裤,甚至穿着袜子、戴着手套睡觉。也许因为强烈的地震,动物对人的安全依赖表现得更为明显,对于我们来说,经常与溜进来的大蜥蜴和营区的鸡群共眠,几乎成了家常便饭。而对于几乎每天都会发生的强余震,大家也早已见怪不怪了,但海地余震,让人切身的感受比我去过的任何地震灾区都更为真切,有像火车拉着长笛冲向地面的那种,也有像矿山碎石爆破排山倒海的那种,还有像睡在吊床里左右持续摆动的那种……海地唯一的防震减灾法则——晚上睡觉双手一定要扶着床板。
在海地近12天的新闻报道日子里,还有许多的故事,让我们落泪,让我们感动,也让我们坚强。现在,我台第二批赴海地新闻报道团队依旧在灾区继续坚守,我国派出的医疗防疫队和维和警队满含着中国人民的爱心也依旧在灾区延续,世界各国跨越了地域和时空的真情和爱心也正源源不断地汇聚海地……(作者为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