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网报道，湖南湘潭“火箭提拔”的27岁副县長徐韬已被湘潭大学作退学处理。知情人士称原因是，“徐韬在读期间有3门必修课‘挂科’，按照研究生学籍管理相关规定，校方可做退学处理”。此前，徐韬边工作边全日制读研遭到质疑。
　　如果没有引起舆论的关注，徐副县長会否遭遇退学，不得而知。这正是当前官员读研、读博，最大的问题所在。
　　从受教育权角度出发，任何人都有权报考、攻读研究生、博士生，只要招收学校严格执行招生标准、培养标准，达到培养标准，才能授予学位，这并没有什么问题。官员读研、读博也是如此。但现实中，一些学校，在招生时，对官员实行宽松的标准，在培养时，也极为放纵，这就把官员读研，变异为学校拿教育资源、学位资源与官员做交易。
　　不少人建议，应禁止官员攻读博士、硕士，这是侵犯公民平等地受教育权利。我们不能因某人的身份，而取消其接受教育的权利。要防止“权学交易”，关键在于培养机构一视同仁地执行招生、培养标准。
　　这就需要大学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推进行政权、学术权和教育权的分离。目前，我国学校内部没有独立运行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也就难以自主启动对学术不端的调查，往往受到行政、利益因素的干扰。建立能独立运行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推行学术自治，是我国大学应该迈出的第一步。而独立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主要负责教育与学术事务的管理和决策。
　　另外，在大学推进学术自治过程中，可以适当引入第三方力量，包括舆论监督和司法监督。这有助于提高教授的自治能力，同时也警惕大学被利益化。换言之，要对任何可能影响大学实现其使命的问题保持高度警惕和持续反思。
　　再比如招生事务，属于教育事务，应该由教授委员会下设的招生委员会负责制订标准，并监督落实。如果大学有这样的制度，一名官员来报考，学校会按同样的标准考察、录取，不达到标准，将拒之门外；录取后，学校会按普通学生的要求，进行教育管理，违背管理规定，学业达不到要求者，将被淘汰，也就不会有“权学交易”的问题，包括官员自身，在报考时也会结合学校的要求和自己的工作情况做出选择一自己不能按学校要求上课，很难完成学业，也就打消了报考的念头。
　　以此来分析湘潭大学对副县長做出的退学处理，就不免让人怀疑，如果没有舆论的质疑，该校会否按校规对多门挂科的副县長做出这一处理呢？而在舆论的质疑下，才做出这样的处理，反映出学校并不独立，这完全有可能是学校行政评估各方利益做出的应对，这本质还是行政决策，而不是教育和学术决策——正常的处理方式是，学校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独立地根据事实，按教育规则和学术规则做出处理。这不受行政的干预，也不受外界舆论的影响，所谓自主办学、学术自治，就是这个道理。
　　保持独立性的学校，会建立起“钱学交易”、“权学交易”的防火墙，避免学校成为既得利益团体的一员。在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会时刻审视学校的管理制度，是否有效地避免权钱对学校的侵蚀，从而不断完善校長的遴选制度、校内的民主管理机制。我国的大学，近年来饱受质疑，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校不独立，在各种权力、利益因素的包围下，学校充斥着官商之气，本应纯洁的校园，时常与贪腐丑闻为伍，这会败坏大学的声誉，也令公众丧失对大学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