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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察经济起落的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要理解中国的经济波动，除了经济自身的短期因素，如库存周期和食品周期，还要重点考虑三大支点。
首先是国际环境。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市场情绪和大宗商品价格等多方面都对全球宏观环境产生交互影响。
其次是国内的政策周期。政策制定者自身的思维方式，对于经济运行的解读和判断，政府换届周期带来的影响，都会通过政策制定对短期经济运行产生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在经济中扮演显著角色的环境里。
第三是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这包括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产业扩散和产业升级等因素。这些长期趋势就像地壳的变动，虽然短期内不会对地表形态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其影响却深远有力。地表沧海桑田达变化，无不源自地壳深处的缓慢运动。
平稳增长可期
2011年四季度，金融市场一直被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美国经济是否会二次探底？欧洲债务问题是否会从主权债务危机演变成银行危机？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
2012年的全球经济依然是“后危机时代”缓慢复苏的一年，欧元区的债务问题和美国的财政问题，仍将是困扰金融市场的两大主题。
短期来看，欧洲央行及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渐有起色的经济数据，为市场的短期反弹提供了支撑。通胀压力的逐渐缓解，也给了新兴市场更广阔的政策操作空间。和2011年四季度相比，全球投资者的避险情绪已显著下降，资金又重新开始回流新兴市场。
在这样的全球宏观经济大背景下，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国内长久以来存在的种种问题，将主导2012年中国市场的波动。不确定性是存在的，但我们对2012年全球和中国的基本面相对乐观，经济增长和2011年相比要相对稳定。
“软着陆”仍将是2012年中国经济的主题，中国也将顺利着陆。我们预计，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从2011年的9.2%放缓到8.6%，季度GDP的同比增长率也将维持相对稳定的水平。中国经济的放缓将主要来自出口增速的下降，而消费和投资在剔除价格因素后，真实增速将和2011年相近。
另一方面，通胀压力将较2011年有大幅下降，预计全年CPI将由2011年的5.4%下降至3.5%左右。但是，我们也不认同市场上的另一种观点，即认为2012年通胀可能将大幅下降至2%左右。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长期主题，对通胀的影响也将是长期性的。而且，中国现在有相当一部分要素价格是由行政当局而非市场决定的，一旦通胀压力缓解，政府也有调整这些价格的动力。
在经济增长和通胀双双下行，政府又面临换届的背景下，“稳定”将是贯穿2012年宏观经济的主题，而政策也将继续维持2011年年底以来的“微调”姿态。如果外部经济环境保持相对稳定，而且国内的房地产行业不出现显著恶化，政府释放强烈的政策放松信号的可能性不大。这一点，从1月份央行在应对由于春节带来流动性紧张中，坚持使用逆回购，而非市场普遍预期的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即可看出。
2012年政策制定者首选的政策组合是“宽财政，紧货币”。同金融危机后流动性闸门大开后的大水漫灌相比，财政政策能够更好地贯彻当局的意图。特别是在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大背景下，结构性的税收调整和财政扶持将有利于这一目标的达成。当然，货币环境的紧张程度，也将较2011年有所下降，银行间市场的资金成本出现2011年那样大幅波动的可能不大。
新十年新常态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一方面，中国的通胀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接下来的5到10年里，中国的通胀水平将居于一个持续较高位置，我们判断CPI平均涨幅大概在4%左右，这与过去多年间的低通胀有所不同。另一方面，GDP增长水平很难再继续出现两位数的增长。这两个现象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中国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化——劳动力结构的改变。
在过去数年间，中国经济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现象，这主要源于中国拥有绝对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现在我们看到，一方面中国的体力劳动者，尤其是青年体力劳动者，总体数量已经趋于下降。过去十年间，处于20-39岁年龄段的绝对人数下降了20%左右，农村潜在剩余劳动力的存量已经很小。这一变化其实在2007年、2008年的通胀中就已经有所体现，但被全球金融危机的突然袭来以及一系列应对危机的举措所打断。在2009年经济恢复增长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就比较明显了。
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不仅对经济增长，对于通胀也将产生长期影响。现在很多地方的最低工资都在以两位数的速度迅速提高，这体现了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变化——劳动力供给在减少，推高了劳动力价格。可以说地方政府上调最低工资水平，只不过是顺应了这个潮流而已。
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也推高了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比如农产品，其中劳动力最密集的就是蔬菜生产领域，从种植、收割到出售，整个过程基本上都是以手工为主，大型机械很难派上用场。另外，服务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更加广泛。以保姆价格为例，现在内地不少地方的保姆价格算来已经和香港雇菲佣的价格差不多，这些都将导致中国通胀中枢水平的上升。
然而，我们也不认为通胀会因此而失控。确实，国外有些研究者看到中国农民工工资上涨那么多，认为中国通胀的压力将很大。但是，我们要看到，目前劳动力的变化是结构性的。例如，每年有660万的大学生毕业生，他们找工作不是很容易，而且他们的工资水平上涨也不是很快。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方面中国的通胀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的人口结构、劳动力供应结构发生了变化，通胀数据受到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服务价格的推动；另外一方面也不用担心失控，因为中等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涨幅将比较有限，而且我们的制造业效率还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抵消掉部分劳动力价格的上涨。
宏观经济增速同样面临长期的拐点。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经济运行机制的调整带来庞大的改革红利；二是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到了更高附加值的工业和服务业领域。
但是，这两个过程已基本趋于结束了。接下来的改革开放很难再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大刀阔斧”，更多的将是增量意义上的“修修补补”，所以从机制上得到的收益相对是有限的。城乡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收益也将殆尽。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一定下滑几乎是必然的，再出现数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的可能性非常小。
从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比如日本、韩国的经济下滑都是阶梯式的。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经济增长的黄金20年，经济平均增速维持在8%以上，但在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后，经济平均增速大幅下降至4%以下。日韩都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进行产业转移，随着企业大量的外迁，经济增速也出现了明显下降。而接受产业转移的地区，经济出现了快速上升。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将和日韩那种断崖式的下降有所不同，将是一种相对平缓的下降。这源于中国的特有优势：国土面积广阔，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和日韩进行跨国的产业转移有所不同，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从东部向中部、西部逐渐转移。
这种内部发生的转移，能够保证中国经济增速不会一落千丈，而将是一个渐进、缓慢的过程。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中国经济增速从接近10%的水平开始，到2020年左右下降到6%到7%的水平。其间，可能会因为经济周期的存在，相对于经济的潜在增速有所偏离，但总的趋势大致如此。
此外，中国经济还有一个引擎，就是研发能力。虽然中国的研发基础比较薄弱，但中国过去30年有将近150万人出国留学，其中相当部分留在了所在国家工作。在目前发达经济仍然疲软，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情况下，将吸引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归国，带回大量先进的专业技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很多领域已经具备一定的竞争实力。相信未来，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研发带来的力量也将会使中国经济增速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良性的水平。
与普遍的观点有些不同，我们认为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中国的投资增速仍将维持高位，主要投资领域将集中在保障房、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移以及研发投入。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仍低于50%，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城市化仍将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趋势，这也为住房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支撑。
同时，人口结构变化也对资本品的需求产生积极影响。劳动力人口的下降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将鼓励企业以资本替代劳动，刺激企业进行设备投资，使中国未来数年的投资需求仍能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作者为美银美林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获得2011年“远见杯”中国宏观经济季度预测优胜奖第一名和年度预测优胜奖第一名
首先是国际环境。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市场情绪和大宗商品价格等多方面都对全球宏观环境产生交互影响。
其次是国内的政策周期。政策制定者自身的思维方式，对于经济运行的解读和判断，政府换届周期带来的影响，都会通过政策制定对短期经济运行产生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在经济中扮演显著角色的环境里。
第三是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这包括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产业扩散和产业升级等因素。这些长期趋势就像地壳的变动，虽然短期内不会对地表形态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其影响却深远有力。地表沧海桑田达变化，无不源自地壳深处的缓慢运动。
平稳增长可期
2011年四季度，金融市场一直被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美国经济是否会二次探底？欧洲债务问题是否会从主权债务危机演变成银行危机？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
2012年的全球经济依然是“后危机时代”缓慢复苏的一年，欧元区的债务问题和美国的财政问题，仍将是困扰金融市场的两大主题。
短期来看，欧洲央行及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渐有起色的经济数据，为市场的短期反弹提供了支撑。通胀压力的逐渐缓解，也给了新兴市场更广阔的政策操作空间。和2011年四季度相比，全球投资者的避险情绪已显著下降，资金又重新开始回流新兴市场。
在这样的全球宏观经济大背景下，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国内长久以来存在的种种问题，将主导2012年中国市场的波动。不确定性是存在的，但我们对2012年全球和中国的基本面相对乐观，经济增长和2011年相比要相对稳定。
“软着陆”仍将是2012年中国经济的主题，中国也将顺利着陆。我们预计，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从2011年的9.2%放缓到8.6%，季度GDP的同比增长率也将维持相对稳定的水平。中国经济的放缓将主要来自出口增速的下降，而消费和投资在剔除价格因素后，真实增速将和2011年相近。
另一方面，通胀压力将较2011年有大幅下降，预计全年CPI将由2011年的5.4%下降至3.5%左右。但是，我们也不认同市场上的另一种观点，即认为2012年通胀可能将大幅下降至2%左右。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长期主题，对通胀的影响也将是长期性的。而且，中国现在有相当一部分要素价格是由行政当局而非市场决定的，一旦通胀压力缓解，政府也有调整这些价格的动力。
在经济增长和通胀双双下行，政府又面临换届的背景下，“稳定”将是贯穿2012年宏观经济的主题，而政策也将继续维持2011年年底以来的“微调”姿态。如果外部经济环境保持相对稳定，而且国内的房地产行业不出现显著恶化，政府释放强烈的政策放松信号的可能性不大。这一点，从1月份央行在应对由于春节带来流动性紧张中，坚持使用逆回购，而非市场普遍预期的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即可看出。
2012年政策制定者首选的政策组合是“宽财政，紧货币”。同金融危机后流动性闸门大开后的大水漫灌相比，财政政策能够更好地贯彻当局的意图。特别是在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大背景下，结构性的税收调整和财政扶持将有利于这一目标的达成。当然，货币环境的紧张程度，也将较2011年有所下降，银行间市场的资金成本出现2011年那样大幅波动的可能不大。
新十年新常态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一方面，中国的通胀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接下来的5到10年里，中国的通胀水平将居于一个持续较高位置，我们判断CPI平均涨幅大概在4%左右，这与过去多年间的低通胀有所不同。另一方面，GDP增长水平很难再继续出现两位数的增长。这两个现象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中国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化——劳动力结构的改变。
在过去数年间，中国经济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现象，这主要源于中国拥有绝对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现在我们看到，一方面中国的体力劳动者，尤其是青年体力劳动者，总体数量已经趋于下降。过去十年间，处于20-39岁年龄段的绝对人数下降了20%左右，农村潜在剩余劳动力的存量已经很小。这一变化其实在2007年、2008年的通胀中就已经有所体现，但被全球金融危机的突然袭来以及一系列应对危机的举措所打断。在2009年经济恢复增长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就比较明显了。
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不仅对经济增长，对于通胀也将产生长期影响。现在很多地方的最低工资都在以两位数的速度迅速提高，这体现了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变化——劳动力供给在减少，推高了劳动力价格。可以说地方政府上调最低工资水平，只不过是顺应了这个潮流而已。
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也推高了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比如农产品，其中劳动力最密集的就是蔬菜生产领域，从种植、收割到出售，整个过程基本上都是以手工为主，大型机械很难派上用场。另外，服务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更加广泛。以保姆价格为例，现在内地不少地方的保姆价格算来已经和香港雇菲佣的价格差不多，这些都将导致中国通胀中枢水平的上升。
然而，我们也不认为通胀会因此而失控。确实，国外有些研究者看到中国农民工工资上涨那么多，认为中国通胀的压力将很大。但是，我们要看到，目前劳动力的变化是结构性的。例如，每年有660万的大学生毕业生，他们找工作不是很容易，而且他们的工资水平上涨也不是很快。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方面中国的通胀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的人口结构、劳动力供应结构发生了变化，通胀数据受到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服务价格的推动；另外一方面也不用担心失控，因为中等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涨幅将比较有限，而且我们的制造业效率还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抵消掉部分劳动力价格的上涨。
宏观经济增速同样面临长期的拐点。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经济运行机制的调整带来庞大的改革红利；二是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到了更高附加值的工业和服务业领域。
但是，这两个过程已基本趋于结束了。接下来的改革开放很难再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大刀阔斧”，更多的将是增量意义上的“修修补补”，所以从机制上得到的收益相对是有限的。城乡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收益也将殆尽。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一定下滑几乎是必然的，再出现数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的可能性非常小。
从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比如日本、韩国的经济下滑都是阶梯式的。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经济增长的黄金20年，经济平均增速维持在8%以上，但在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后，经济平均增速大幅下降至4%以下。日韩都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进行产业转移，随着企业大量的外迁，经济增速也出现了明显下降。而接受产业转移的地区，经济出现了快速上升。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将和日韩那种断崖式的下降有所不同，将是一种相对平缓的下降。这源于中国的特有优势：国土面积广阔，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和日韩进行跨国的产业转移有所不同，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从东部向中部、西部逐渐转移。
这种内部发生的转移，能够保证中国经济增速不会一落千丈，而将是一个渐进、缓慢的过程。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中国经济增速从接近10%的水平开始，到2020年左右下降到6%到7%的水平。其间，可能会因为经济周期的存在，相对于经济的潜在增速有所偏离，但总的趋势大致如此。
此外，中国经济还有一个引擎，就是研发能力。虽然中国的研发基础比较薄弱，但中国过去30年有将近150万人出国留学，其中相当部分留在了所在国家工作。在目前发达经济仍然疲软，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情况下，将吸引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归国，带回大量先进的专业技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很多领域已经具备一定的竞争实力。相信未来，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研发带来的力量也将会使中国经济增速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良性的水平。
与普遍的观点有些不同，我们认为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中国的投资增速仍将维持高位，主要投资领域将集中在保障房、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移以及研发投入。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仍低于50%，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城市化仍将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趋势，这也为住房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支撑。
同时，人口结构变化也对资本品的需求产生积极影响。劳动力人口的下降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将鼓励企业以资本替代劳动，刺激企业进行设备投资，使中国未来数年的投资需求仍能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作者为美银美林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获得2011年“远见杯”中国宏观经济季度预测优胜奖第一名和年度预测优胜奖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