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车巍第一次接触，是我们一同陪韩国金大中总统的顾问陶慕廉到艾泼斯坦家作客。他俩是50多年前在美国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共事的老朋友，旧友重逢，话题从二战后的革命民主潮流到刚发生的“9·11”事件可能引发的未来时局变异，纵横捭阖。因为有车巍坐在旁边，我这个英语盲无障碍地享受到两位和平老人兼语言大师的连珠妙语。
　　自那番领略了车巍的翻译造诣后，我们又有几度过往，他给我的感觉益发不像是学外语出身，长久栉沐欧风美雨的人，他身上更多的是中国儒者的那种温文尔雅，透着倾盖如故的亲和。这，也许正是为东西方间沟通和融合的公关者所必需的气质和底蕴。
　　
　　参与策划江主席在华尔道夫举行午餐会的媒体报道
　　
　　90年代初期进入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并于获得硕士学位后踏入美国公关领域的车巍，凭借他昔日在外交、商务领域的丰富阅历，对异邦文化的深层感悟，为中国政府形象树立和企业走向世界策划运筹，到如今他已成为与中美交往相关的公关圈内颇为活跃的人物。
　　2000年9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赴美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其中日程之一是在下榻的华尔道夫大饭店举办的一个午餐会。在全球从事公关策划的21世纪战略集团获知这一信息后，立即争取到为午餐会举办及与之相关的美国媒体反映诸事宜策划联络。
　　参与此事的有21世纪战略集团总裁、被中国前驻美大使李道豫称为“中国斗士”、曾经被萨马兰奇推荐给北京市帮助申奥的第一位外籍公关专家魏佳丽；曾是肯尼迪高级助手的普莱斯利这样的关键人物。作为公司中国业务主管的车巍也置身其间，最初的文案就是由他草拟的。
　　江主席出席千年首脑会议，向世界昭示对新世纪的瞻望与分析，中国政府面对新机遇与挑战的姿态及行动走向，这本身具有非常的意义。然而车巍告诉笔者，值得称道的还在于江主席在美期间借助美国的讲坛，为推进多边及中美双边关系发展做了更多的有益工作。
　　当外交部的先遣班子到达美国后，车巍与集团有关人员随即与之会面，商议美国媒体报道午餐进行公关策划的诸项事宜，介绍怎样与洋媒体打交道。
　　笔者曾听车巍简述过一些与美国媒体打交道的讲究：例如对美国的哪个层次的人做工作，必须采用某种方式，选择某种载体，如果你用的方式和载体不对，或是对另外一个层次的人才有效的方式和载体，结果就可能适得其反。
　　他还告诉笔者要把握媒体对报道事情的期望值，要先为事情定调。若放任媒体来定调，这个调就不一定符合你的预期。比如午餐会要达到什么目的，出访怎样就算成功了，你自己要先设一个底线，够着线就可称成功。你自己不定，媒体定个很高的线，难以企及，报道肯定是不成功。另外你还要防备你的对立面也找了公关公司，引导媒体和你对着干，弄出一片不谐之声，你没准备就会陷于被动。
　　9月8日的午餐会应该说是成功的，一些重要人物到场，基辛格致辞。江主席也有一个两千余言的致辞，其中讲到中国人民历来信奉“和为贵”的传统思想。车巍评价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巧妙地回应了中国富强起来就会对亚洲乃至世界构成威胁的谬论，引得美国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显然身在美国的车巍，时时怀着借助商务公关为祖国做些事的热忱，由此我又忆及一桩有关他的往事。
　　那是在2001年“撞机事件”发生后，有一天，正在美国的车巍从《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谈论美国的耶鲁大学与中国交往的历史与现状的文章，但文中没有提耶鲁的校长到中国，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接见了他。他立即联想到这个不寻常时刻的见面，在透露着一个重要的信息，说明在这种突发的特殊事件之后，中国仍然将非正式的重要渠道对美国敞开着。
　　如此重要的信息，竟然被美国媒体遗漏了，车巍觉得应该做点补救工作，设法使中国最高领导人重视对美关系这个信息在美国的主流媒体露面。但是，倘若你专门就此写一篇文章，美国的主流媒体是不会给你版面的。可你若以对它已刊登的文章有所反映，以去信的方式行文，则相对容易被其刊用。
　　车巍还注意到，台湾及达赖集团在美搞公关的人，就特别善于捕捉这种机会，利用各种便利，故而他也想尝试一下。他以读者反映的形式，就耶鲁与中国的交往问题做了一些补充，例如说明耶鲁是美国同中国进行交流历史最悠久的学府，中国留美第一人容闳就从这里毕业，第一批中国官派留学生也在此入读，以及耶鲁大学校长访华时受到江泽民主席的接见。
　　《纽约时报》随即刊发了车巍的来信，文字虽然不长，但把该透露的信息都透露了。从这件事上，我感到了他对故国的一片赤诚。
　　
　　30岁前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
　　
　　60年代出生于昆明的车巍，在“文革”后期赶上了个上山下乡的尾巴，在春城近郊插队。1977年高考甫恢复，他即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专业是泰国语。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是对来自东盟各国的资讯梳理剖析，可谓用其长技。虽不知所撰报告对中国有关东南亚的外交因应大计有几何贡献，但对提高自身分析归纳、笔头子的功夫则收益良多。


　　后来他进了信使队，夹着机密外交文件满天飞。这是个责任重大，操作简易的差事，文件送达目的地后，重负皆卸，可以轻松地在所到国转一转，看一看。在中国，那时就能经常出国开眼界的，实属上苍宠眷的幸运儿。
　　每得知将赴某国，他都事先找一些书籍，力求对该国的了解超越肤泛。到达目的国，他不喜欢随大流去热闹的观光景点，唯对寻觅那些有较深文化内涵的历史遗迹情有独钟。他提出的游玩处，往往驻使馆多年的人都没去过。一次到哈瓦那，车巍提出去看海明威的故居“观景庄”，他的名著《老人与海》就创作于此。使馆人员说：“哎哟，你怎么想到去看这个地方，我们都不知道。”他带动大家一起出行，东问西问还真找到了那个旧址。又如去摩洛哥，一般人首选卡萨布兰卡等固定的旅游点，而车巍惦记的是早已消亡的菲斯古国遗迹。总之，到哪里他都尽量多看一点有特色、底蕴深的东西。
　　后来车巍离开外交部，进北方公司搞了一段商贸。上大学，搞调研，他读了不少书，打了些专业理论和行文的基础；当信使，从事商贸，又各国跑，周游了世界。他一度很得意，30岁前便实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
　　有了外交、外贸领域的经历之后，要在国际政治方面做较系统的奠基，成为车巍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固念。他报考了美国的几所大学，继而收到耶鲁、康奈尔、霍普金斯等大学的录取通知。
　　车巍选择了耶鲁，他当时的兴趣在国际政治，而耶鲁的优势即政治学，在美国高校排行第一，他在耶鲁主攻的是亚洲问题。“选择耶鲁当然还在于它的名气，我外祖父也是这里毕业的，算是家世的缘分吧，不过他修的是神学。”
　　在此三年的攻读，使他说到耶鲁便有很多话：“它是美国同中国进行交流的历史最悠久的学府，中国留美第一人容闳就是这里毕业的。‘耶鲁’从字面上就有讲究，耶让人联想到西方文化一个侧面的代表耶稣，鲁是鲁国，中国文化先师孔子所在国，中西文化精华包融于一校，立意绝妙，不知是哪位智者译的。”
　　
　　“我还是先做个商人，再来研究商人与政治吧。”
　　
　　回忆起在美国读耶鲁，车巍的感慨颇多。他认为是在进了耶鲁之后才对美国化的东西，有了深入的了解，耶鲁是一个高平台，联合国秘书长、美国总统都来演讲，社会上有声望影响的人物来来往往，与这些人接触后，感到任职外交部时对外国的理解太皮相。
　　在美国读哈佛、耶鲁、斯坦福，和在中国读北大、清华一样，教授、学生都是一流的。车巍在耶鲁上过当今美国最知名的中国史权威斯潘思的课，斯潘思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史景迁，表达了他对中国史界泰斗司马迁的景仰。斯潘思以美国的理念、美国的逻辑和美国的叙述方式讲述和解析中国，深受美国学生的欢迎。他上大课的时候，不光教室爆满，连走廊都站着旁听者；他的学术著作，在美国像畅销书一样热卖。如果说，曾经有一部分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是美国前一代中国史权威费正清勾画的，那么如今许多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则认知于史景迁的著述。


　　受业期间，车巍和妻子为史景迁研究洪秀全的著述《上帝的中国儿子》做过中文资料的整理翻译，因此他和妻子的名字出现在该著的序言里。车巍说他之所以能做这方面的工作，是沾了父亲的光，因为他父亲就读西南联大时，师从郑天挺教授，其毕业论文就是石达开脱离洪秀全出走路线的问题。
　　虽然史景迁娶了一位华裔妻子，他在美国的中国评述一言九鼎，而且他给从学的车巍打了很高的学分，但车巍觉得他言中笔下的中国与实际的中国依然有隔膜，“骨子里差一点东西。”美国人对中国的感知，是通过费正清著述、美国媒体报道、好莱坞电影等不同档次的描述获取的，和你在中国的实地感受完全是两码事。
　　说到这儿，车巍忆起一段亲历往事：一次赵浩生与史景迁谈论近代中国，言及英国人赫德长期担任总税务司把持中国海关的屈辱历史时，史景迁说：“这不是很好吗？中国人又不懂，由外国人来掌管不是帮了中国的忙吗？”赵先生随即反驳道：“你说这样好？那么让中国人掌管美国的海关，你们美国人干吗？”史感到失言，说：“哦，我没想到这一层，我愿就刚才那句话表示道歉。”
　　“实际上在耶鲁对我影响更大的，是一些华裔教师，虽然他们的名气不如史景迁响亮。”车巍随之提到了萧凤霞教授，萧出身于香港的殷实之家，是斯坦福大学美国人类学泰斗斯金纳的弟子，曾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从一种更高的层次来为中国出主意是发自内心的，她生于斯。而且，她对中国的把握比史景迁更真切。
　　由于一直对商业与政治的问题感兴趣，并形成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始终存在着商业与政治此消彼长关系的观念，车巍非常投入地选修了萧老师讲授的“现代商人”课。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在不同商业文化背景比较基础上，阐述有海外经历华商的回归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并把他在东南亚搞商务熟悉的正大集团详加剖析。
　　类似的题目在一个世纪前，张裕葡萄酒公司的老板张振勋也做过，但囿于那个时代的实际与认知，没产生什么影响。萧教授听了车巍的陈述，感觉很好，提议他继续从事研究，把这个题目深化成一部有价值的论著。
　　车巍对教授说：“听您的课使我获益匪浅，这部论著我也确实想做，可是现在年纪已经这么大了，我还是先做个商人，再来研究商人与政治吧。”在车巍身着硕士袍领取学位证书那天，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和活动家赵浩生、李惠英以其家长的身份出席了授证典礼。
　　
　　对人们通常都要经历的“文化休克期”没感觉
　　
　　由于在谈话中几次提到了赵浩生，笔者问车巍是怎么和赵先生相识的。车巍说他这一生好像很有福气，总是在需要的时候得到好人的照应，就在临赴美国之际，一位朋友介绍他和赵先生认识了。
　　从小生长在一个国家，突然换一个国度生活，一般都会有一个文化休克期，要有一段异国适应期。但因为结识了赵先生并得到他的关怀帮助，使车巍在异国他乡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应，甚至不缺乏亲情。
　　车巍说起赵太太对他的体贴，让笔者听着都为之感动。一般人赴异国留学，总先急着找份工打，使生存问题先有着落。“但我却没有为此费神，一到赵先生家，就得到了一份工作，教赵太太中文。开始我以为是我缺乏教授经验，赵太太的学习成效很不明显。后来我才明白，她当时在耶鲁担着很重要的教学工作，实际上没什么精力学中文，要我教她中文只是找个理由接济我，让我能全力以赴地念书。此外赵先生夫妇还常在周末拉我上馆子，看我缺什么就帮我买，使我在异国他乡始终能感受到一种自家长辈式的关怀。”
　　像自家长辈一样关怀车巍的，还有干姨李惠英。车巍就读于耶鲁神学专业的外祖父毕业后在教会任职，与同在教会的李惠英父亲是挚友，李以干爹称车巍的外祖父，车巍遂有了这么一位干姨。
　　李惠英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她的第一位丈夫，是同情支持孙中山的香港名医马禄臣，孙中山寄往香港西医学院叙述伦敦蒙难经过的信，就是由他收藏并捐献给中国政府的。马禄臣去世后，李惠英移居美国，与一直关心亚洲和平、后来成为韩国总统金大中政治顾问的陶慕廉相识并结婚。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财富，都投入于美中友好事业。
　　赵、李在美国的丰富履历和对异国的认知，使置身海外求学生存的车巍受益无穷。特别是他们都为增进中美交往了解做出过卓越贡献，如今都已在耄耋之龄，却依然像年轻人一样为之奔波不息，这些嘉言懿行都潜移默化地感染着车巍。
　　在赵浩生、李惠英的带引下，车巍结识了许多有才华和有人格的人物，包括斯诺的原配夫人海伦·斯诺。斯诺是记者，对事物敏感；海伦是作家，有思想的深度。她的寓所就在耶鲁附近，因为不善于处理一些社会事务，就请多年的老友陶慕廉帮忙，她的著作《阿里郎之歌》在韩国的版权即由陶全权代理交涉。
　　海伦年富力强时，曾写出许多影响非凡的作品，但她的晚景并不太好，十分孤寂。李、陶夫妇在带车巍结识海伦后，嘱咐他隔一段时间就代他们夫妇去看望她。车巍追忆说：“表面上看，是我们给垂暮的老人带去了慰籍问候；而实际上是我们得到了感受写作大家人生卓见和博雅风范的良机。”
　　编/何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