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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节点：化解短期增长压力的希望在2020;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2020;实现全面小康、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节点在2020。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十三五”规划需要从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趋势出发，谋划好、把握好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有效应对经济转型的挑战，以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质性破题。
中国智造、人口城镇化、服务型消费将成转型升级三大趋势
第一是工业转型升级大趋势—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
转方式、调结构和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形成历史交汇点。“十三五”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特征是与全球“工业革命3.0”同步推进。把握好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的重要机遇，主动进行工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中长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工业信息化、服务化特点突出。工业与信息化高度融合，工业的个性化、服务化特点逐步凸显。我国公布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反映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变的大趋势，即有望到2020年初步完成从工业2.0向3.0的升级，并奠定走向工业4.0的重要基础。
“互联网﹢”制造业升级的突出优势。能否抓住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新机遇，充分利用初步形成的“互联网 ”的商业模式创新，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变革，对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有重大影响。
第二是城镇化转型升级大趋势—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
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50%左右。201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4.77%，估计到2020年将达到60%。问题在于，人口城镇化率太低，2013年仅为36%。缩小人口城镇化率与规模城镇化率的缺口，需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等制度创新，努力争取到“十三五”末期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左右，并把它作为“十三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约束性目标，由此通过人口城镇化释放出蕴藏的巨大发展红利。
到2020年“让农民工成为历史”。2014年，中国农民工人数接近2.7亿，同时，绝大多数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中大部分人的意愿是落户城镇，总的看，2020年是“农民工”退出历史舞台的节点。
第三是消费结构升级大趋势—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
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10年前，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中，生存型消费支出占相当大的比重。这10年，发展型消费比重明显提升，如教育、医疗、健康、旅游等。据统计，1990年—2013年，城镇居民发展型消费支出比重从32.39%提高到54.42%;农村居民发展型消费支出比重从33.43%提高到55.72%。
从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的升级。这几年，人们对绿色消费、信息消费、便捷消费等新型消费的需求进一步提高，比如，这10年，城乡居民的信息消费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
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的升级。目前，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比重已接近40%，预计到2020年将超过45%以上，一些发达地区有可能超过50%左右。消费结构升级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消费总规模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左右，13亿人消费结构升级与消费潜力的释放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大空间。
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表明，未来5年-10年中国经济增长蕴藏着巨大潜力，经济向好的格局没有改变。
产业结构调整、创新能力提升、全面改革突破将成转型升级三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产业结构调整从工业主导转为服务业主导。
首先是经济结构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如：目前，虽然服务业增加值规模明显增加，今年上半年占GDP比重达到49.5%，创历史新高，但与发达国家70%以上水平相比仍然偏低，这使“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
其次是结构调整进程中的矛盾问题逐步凸显。如：劳动力成本明显提高，这也是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原因之一;资源环境约束全面增强，高消耗为特征的粗放型制造业难以为继。
再次是提升国际竞争力需要尽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太低，占GDP的比重仅为15%左右，同发达国家有1倍以上的差距，已成为制约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因素，掣肘了“中国智造”进程。“十三五”要努力使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15%提高到30%。
第二个挑战：创新能力提升从投资拉动转为创新驱动。
创新驱动关键是科技创新能力，但目前，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在国际上处在中等偏下的水平，尤其是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60%左右。
依托“互联网 ”，加快形成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互联网 ”是中国实现技术赶超的历史机遇，下一步，需要加快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制度环境，激发“互联网 ”带来的巨大潜力。
创新驱动重在教育。要加快形成创新型、开放性、专业化的教育体制，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所需的各类专业人才。“十三五”教育改革，需要“跳出教育看教育”，加快推进以优化结构、提升质量为基本目标的第二次教育改革。
第三个挑战：全面改革突破从被动改转为主动改。
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难度很大，在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的阶段，要使改革不走回头路，并有所作为，需要尽快形成改革的大环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需要建立改革的激励机制，需要鼓励地方的改革试验。
速度与结构、短期与中长期、政策与体制将成转型升级三大关系
一是速度与结构的关系：从更加注重速度到更加注重结构。
“十三五”的经济增速要为结构调整预留空间。“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正处在关键阶段。在保持经济6%—7%增长的同时，要把结构调整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既有增长周期的原因，更有发展方式的问题。客观地看，这些矛盾和问题大都与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直接相关。不能因为短期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而忽略转方式、调结构的目标。 调结构的重点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总的判断是，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牵动影响转型升级全局：一是近几年，中国服务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GDP增长约0.4个百分点。如果“十三五”服务业年均增长10%，可以带动4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为中速增长奠定重要基础;二是目前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吸纳约100万个新增就业，如果服务业年均增长10%，未来5年每年将吸纳新增就业1000万人左右，成为吸引就业的主要渠道，并为创业创新开辟巨大的市场空间;三是推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关键在于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四是如果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5%，能源消耗量将下降14%左右，二氧化硫将减排18%左右，将为形成绿色发展新常态创造有利条件。
“十三五”有条件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估计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将达到55%以上。做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一是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01年-2013年服务业年均实际增长10.6%，2015年上半年服务业占比接近50%;二是服务业的投资空间巨大，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远没有得到满足，到2020年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至少需要新增数十万亿元的投资;三是工业部门80%以上是制造业，属于高度市场化部门，而服务业50%以上仍被行政力量垄断，一旦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将释放巨大的增长潜能。
二是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从关注短期到谋划中长期。
立足中期。立足2020这个中期，不仅可以缓解短期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强转方式、调结构的动力，而且能够为10年、20年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立足中期，缓解短期。立足2020，客观认识经济转型时期带来经济下行的短期压力，由此找到一条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就短期解决短期，不仅难以解决问题，搞不好还会带来更大隐患。
“十三五”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节点。2015年-2017年是一个小坎，这三年顺利过去，2018年-2020年就会有较好的增长势头;2020年是一个大坎，越过这个坎，未来10年实现6%—7%的经济增长是有基础的，这个基础在于13亿人消费结构升级的大市场蕴藏着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三是政策与体制的关系：从依靠政策刺激到着力体制创新。
关键在于激发市场活力。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短期内政策刺激起托底作用。但化解经济下行压力，主要不是靠政策刺激，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适应发展趋势，在制度创新中发挥政策的放大效应。
服务业市场全面开放是重点。服务业市场开放既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又是市场化改革的战略重点。改革开放37年来，工业部门绝大多数领域的市场已经高度开放，但服务业领域市场开放严重不足，服务业难以利用国内社会资本和外资做大“蛋糕”。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占外贸比重为12.3%，明显低于2013年全球19.6%、美国22.1%和印度26.5%的水平。“十三五”深化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中之重是让市场在服务业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建议把2020年服务贸易规模达到1万亿美元，将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提高到20%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之一。把加快服务业开放作为双边多边自由贸易重点，通过发展服务外包提升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促进服务业企业“走出去”。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服务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整套政策与体制安排，带有激励工业发展、抑制服务业发展的突出特征。推进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加快打破结构性矛盾带来的掣肘，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一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政策调整，切实降低服务业税负，加大对服务业的财力支持，尽快启动消费税立法程序;二是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政策调整，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机构，促进民间金融健康发展;三是加快理顺服务业要素价格。在用地、用水、用电、用气等方面实现服务业与工业同一价格;四是加快教育结构性改革，打破“考试型、封闭性、行政化”的教育模式，重点是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结构的转型升级。
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重点加快公共服务业市场开放。充分利用市场力量、社会力量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争取使政府采购规模占财政支出比重从2013年的11.7%提高到2020年的15%—20%，服务类占政府采购总额比重从2013年的9.4%提高到30%左右。
中国正处于转型变革的关键时期，观察中国、分析中国，不能看短期，而要“明大势、看大局”。“十三五”基本实现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将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这是大势，是大局。
中国智造、人口城镇化、服务型消费将成转型升级三大趋势
第一是工业转型升级大趋势—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
转方式、调结构和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形成历史交汇点。“十三五”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特征是与全球“工业革命3.0”同步推进。把握好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的重要机遇，主动进行工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中长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工业信息化、服务化特点突出。工业与信息化高度融合，工业的个性化、服务化特点逐步凸显。我国公布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反映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变的大趋势，即有望到2020年初步完成从工业2.0向3.0的升级，并奠定走向工业4.0的重要基础。
“互联网﹢”制造业升级的突出优势。能否抓住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新机遇，充分利用初步形成的“互联网 ”的商业模式创新，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变革，对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有重大影响。
第二是城镇化转型升级大趋势—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
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50%左右。201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4.77%，估计到2020年将达到60%。问题在于，人口城镇化率太低，2013年仅为36%。缩小人口城镇化率与规模城镇化率的缺口，需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等制度创新，努力争取到“十三五”末期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左右，并把它作为“十三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约束性目标，由此通过人口城镇化释放出蕴藏的巨大发展红利。
到2020年“让农民工成为历史”。2014年，中国农民工人数接近2.7亿，同时，绝大多数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中大部分人的意愿是落户城镇，总的看，2020年是“农民工”退出历史舞台的节点。
第三是消费结构升级大趋势—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
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10年前，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中，生存型消费支出占相当大的比重。这10年，发展型消费比重明显提升，如教育、医疗、健康、旅游等。据统计，1990年—2013年，城镇居民发展型消费支出比重从32.39%提高到54.42%;农村居民发展型消费支出比重从33.43%提高到55.72%。
从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的升级。这几年，人们对绿色消费、信息消费、便捷消费等新型消费的需求进一步提高，比如，这10年，城乡居民的信息消费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
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的升级。目前，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比重已接近40%，预计到2020年将超过45%以上，一些发达地区有可能超过50%左右。消费结构升级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消费总规模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左右，13亿人消费结构升级与消费潜力的释放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大空间。
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表明，未来5年-10年中国经济增长蕴藏着巨大潜力，经济向好的格局没有改变。
产业结构调整、创新能力提升、全面改革突破将成转型升级三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产业结构调整从工业主导转为服务业主导。
首先是经济结构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如：目前，虽然服务业增加值规模明显增加，今年上半年占GDP比重达到49.5%，创历史新高，但与发达国家70%以上水平相比仍然偏低，这使“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
其次是结构调整进程中的矛盾问题逐步凸显。如：劳动力成本明显提高，这也是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原因之一;资源环境约束全面增强，高消耗为特征的粗放型制造业难以为继。
再次是提升国际竞争力需要尽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太低，占GDP的比重仅为15%左右，同发达国家有1倍以上的差距，已成为制约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因素，掣肘了“中国智造”进程。“十三五”要努力使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15%提高到30%。
第二个挑战：创新能力提升从投资拉动转为创新驱动。
创新驱动关键是科技创新能力，但目前，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在国际上处在中等偏下的水平，尤其是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60%左右。
依托“互联网 ”，加快形成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互联网 ”是中国实现技术赶超的历史机遇，下一步，需要加快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制度环境，激发“互联网 ”带来的巨大潜力。
创新驱动重在教育。要加快形成创新型、开放性、专业化的教育体制，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所需的各类专业人才。“十三五”教育改革，需要“跳出教育看教育”，加快推进以优化结构、提升质量为基本目标的第二次教育改革。
第三个挑战：全面改革突破从被动改转为主动改。
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难度很大，在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的阶段，要使改革不走回头路，并有所作为，需要尽快形成改革的大环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需要建立改革的激励机制，需要鼓励地方的改革试验。
速度与结构、短期与中长期、政策与体制将成转型升级三大关系
一是速度与结构的关系：从更加注重速度到更加注重结构。
“十三五”的经济增速要为结构调整预留空间。“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正处在关键阶段。在保持经济6%—7%增长的同时，要把结构调整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既有增长周期的原因，更有发展方式的问题。客观地看，这些矛盾和问题大都与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直接相关。不能因为短期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而忽略转方式、调结构的目标。 调结构的重点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总的判断是，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牵动影响转型升级全局：一是近几年，中国服务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GDP增长约0.4个百分点。如果“十三五”服务业年均增长10%，可以带动4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为中速增长奠定重要基础;二是目前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吸纳约100万个新增就业，如果服务业年均增长10%，未来5年每年将吸纳新增就业1000万人左右，成为吸引就业的主要渠道，并为创业创新开辟巨大的市场空间;三是推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关键在于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四是如果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5%，能源消耗量将下降14%左右，二氧化硫将减排18%左右，将为形成绿色发展新常态创造有利条件。
“十三五”有条件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估计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将达到55%以上。做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一是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01年-2013年服务业年均实际增长10.6%，2015年上半年服务业占比接近50%;二是服务业的投资空间巨大，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远没有得到满足，到2020年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至少需要新增数十万亿元的投资;三是工业部门80%以上是制造业，属于高度市场化部门，而服务业50%以上仍被行政力量垄断，一旦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将释放巨大的增长潜能。
二是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从关注短期到谋划中长期。
立足中期。立足2020这个中期，不仅可以缓解短期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强转方式、调结构的动力，而且能够为10年、20年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立足中期，缓解短期。立足2020，客观认识经济转型时期带来经济下行的短期压力，由此找到一条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就短期解决短期，不仅难以解决问题，搞不好还会带来更大隐患。
“十三五”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节点。2015年-2017年是一个小坎，这三年顺利过去，2018年-2020年就会有较好的增长势头;2020年是一个大坎，越过这个坎，未来10年实现6%—7%的经济增长是有基础的，这个基础在于13亿人消费结构升级的大市场蕴藏着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三是政策与体制的关系：从依靠政策刺激到着力体制创新。
关键在于激发市场活力。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短期内政策刺激起托底作用。但化解经济下行压力，主要不是靠政策刺激，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适应发展趋势，在制度创新中发挥政策的放大效应。
服务业市场全面开放是重点。服务业市场开放既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又是市场化改革的战略重点。改革开放37年来，工业部门绝大多数领域的市场已经高度开放，但服务业领域市场开放严重不足，服务业难以利用国内社会资本和外资做大“蛋糕”。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占外贸比重为12.3%，明显低于2013年全球19.6%、美国22.1%和印度26.5%的水平。“十三五”深化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中之重是让市场在服务业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建议把2020年服务贸易规模达到1万亿美元，将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提高到20%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之一。把加快服务业开放作为双边多边自由贸易重点，通过发展服务外包提升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促进服务业企业“走出去”。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服务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整套政策与体制安排，带有激励工业发展、抑制服务业发展的突出特征。推进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加快打破结构性矛盾带来的掣肘，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一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政策调整，切实降低服务业税负，加大对服务业的财力支持，尽快启动消费税立法程序;二是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政策调整，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机构，促进民间金融健康发展;三是加快理顺服务业要素价格。在用地、用水、用电、用气等方面实现服务业与工业同一价格;四是加快教育结构性改革，打破“考试型、封闭性、行政化”的教育模式，重点是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结构的转型升级。
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重点加快公共服务业市场开放。充分利用市场力量、社会力量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争取使政府采购规模占财政支出比重从2013年的11.7%提高到2020年的15%—20%，服务类占政府采购总额比重从2013年的9.4%提高到30%左右。
中国正处于转型变革的关键时期，观察中国、分析中国，不能看短期，而要“明大势、看大局”。“十三五”基本实现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将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这是大势，是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