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几年的发展中，只见大数据的正面鼓吹，而很少见到对大数据的警惕。作为一种工具，大数据在具备可以善意利用的价值之外，同样也具备极大的破坏性。
　　 inBloom的倒掉
　　脱胎于美国共享合作学习联盟的inBloom是一个非营利机构。它在 2011年，由美国教育工作者、国家领导人、非营利基金会和教学内容与工具供应商构成。联盟的愿景很简单：创建资源共享联盟，让老师对学生进步有更全面的了解，在节省时间、经历和宝贵的资源的情况下，实现个性化教学。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inBloom收集众多的学区数据库信息，把它们存储在云端并采用高级加密保护措施。但是该机构与学区的合作却遭到家长的强烈反对。
　　2013年4月份，路易斯安那州的家长发现孩子的社保号码被上传到inBloom数据库，经过一番社会讨论，最终在数据库中删除了所有本州学生的数据。
　　随后，这种忧虑蔓延到科罗拉多州、马萨诸塞州、佐治亚州等其他6个州，这些州也纷纷宣布终止与inBloom的合作。今年4月初，纽约也放弃了合作关系，导致最初的9个合作州中只剩下伊利诺伊州一个。
　　4月末，CEO伊万·施特赖兴贝格尔不堪社会公众声势浩大的反对声，宣布关闭inBloom。
　　这并非个例。在美国较大的在线教育公司中，很多储存有上千万学生的数据记录，通过这些数据老师可以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以及对学生适当的教学建议。


　　大数据大行其道之时，要求整合学生数据的声音也从而加大。除了学生的成绩、阅读、课堂记录等之外，甚至希望政府强制推行，如同社保号一样，在儿童出生时就必须建立，一直到此人的死亡。
　　看起来，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一旦实现，却是一个非常恐怖的问题。人还有没有隐私呢？一旦拥有了这些数据，那些掌握这些大数据的人，几乎可以控制每个需要控制的人。
　　数字监狱
　　1785年，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从一所巴黎军事学校的观察中，提出了一个圆形监狱的设计。它的功用是，可以使一个监视者能够监视所有的犯人，而犯人却无法确定他们是否受到监视。
　　这样的设计使得处在中央塔楼的监视者可以便利地观察到囚室里的罪犯的一举一动。同时囚徒不知是否被监视以及何时被监视，，时时刻刻迫使自己循规蹈矩。这就实现了“自我监禁”。
　　如果大数据从技术手段变成每个人的数据流，这将包括每个人的健康情况、身体构成、各种习惯、兴趣、做事的风格等等，对于掌握大数据的人来说，这样一群人就几乎毫无秘密可言。
　　如果借用边沁的圆形监狱的设计风格，那么这个掌握大数据的人就是监视者，被监视的人不知道他在哪里掌控，但清楚知道有人掌握他的一切信息，且无时不刻不在完善。这样，就等于用大数据形成了一个可以监视一切的数字监狱。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数字的囚徒。
　　人还是数据
　　这并非是一种想象。《大数据时代》一书向我们提供了相关的案例：史黛西·施奈德因自己多年前一张名为“喝醉的海盗”的照片被网络爬虫程序存档，而成了她多年后被拒绝在教师职业门外的有力证据。
　　这意味着，一旦一个人成为数字监狱的一员，他一生的所作所为都可能收到权力架构的影响。
　　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人的自由和监控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可是大数据的时代已无法逆转。
　　如果无法改变这个时代，就必须有良好的方式可以保护自己的自由精神。
　　这是很多鼓吹大数据时代的人所从未曾想过的问题。
　　目前，在美国，围绕学生数据安全和利用的一系列讨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而数据利用和安全问题并不是inBloom独有的问题。在这方面，整个行业和社会利益相关者（包括美国联邦、政府、当地政府、个人和数据公司）的争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在法律不起作用的时候，只能期待这个行业去自律。
　　而在大陆，这样的争论还没有出现。面对未来，尤其是在法律法规和行业自律的发展中，还有大量的问题等待解决。把人当成人，而不是数据，目前还看不到端倪。唯一已经进行的，是大量的数据仍然奔驰在进入数据库的路上。
　　大数据不是万能的。科技再先进也无法将世界上的数据总量尽数收纳、储存和加工。一个技术再完美也不是人类，它也存在工具性，而没有善恶之别。但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大数据提供的不是最终答案，而是参考答案，为我们提供暂时的帮助，以便等待更好的方法和答案。这也提醒我们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应当怀有谦卑之心，铭记人类之本。”
　　这正是教育本源的力量之一。在这个世界，永远要深记“善的位置”。只有从教育入手，让人们牢记自己的权利，并通过教育告知他们如何保护以及为何保护自己的权利，才能让自由和善植根于此，而不是成为大数据之中的一个病毒代码，时刻等待被人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