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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献
学者王升远曾有一个巧妙的观察,他将日本昭和时期关注亚洲连带命运的日本知识分子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帝国日本“支那学家”,他们以东亚的汉学传统和欧洲现代科学知识体系为基础,将理解中国有意无意地服务于日本的帝国建设,并以“优等生”之文化自负品评现代中国的政治一社会建设;另一种是以北一辉、橘朴等为代表的现场主义者,他们的中国论完全内嵌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国族建构进程之中.“二战”后,这种“内在于中国”的现场主义知识分子视野被竹内好继承,并发展为“内在于我的中国”立场,将想象中不同片段的历史中国(
顾钧称宜“为葛兰言辩护”(《读书》二○二一年第七期),确实很有必要.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以社会学方法治汉学,虽然在史学上难免出错,但是在方法论上另辟蹊径,给汉学之异彩纷呈提供了灵光闪现的可能.非但法国汉学如此,德国汉学恐怕更是.前者已是学界公认的世界汉学之祭酒,但德国汉学之重要性似乎尚缺公允认识.其实德国汉学家中的大学者,值得举出的例子也不少,譬如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再譬如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
汉朝始有纸,旧说蔡伦发明.《后汉书·蔡伦传》云:“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一○五)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二十世纪考古发现西汉古纸,或以为蔡伦功在革新造纸术.东汉后期灵帝朝,左伯(子邑)制纸最为著名,名为“左伯纸”,有“子邑之纸,研染辉光”之誉.大概经过砑磨、染色,故而辉光.
期刊
一rn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凌晨的广州,依然湿热潮闷.因从日本回国,在酒店隔离已有些日子,百无聊赖,日夜无常,茫茫长夜正好读书.几乎在五分钟内,手机微信不断涌来,都是马拉多纳的图片.直觉告诉我,大事不好.rn果然,随后的消息铺天盖地,马拉多纳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享年六十岁.不是,或不仅仅是球星、球王或是足球上帝等或真诚或虚誉的名号,此公对于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国球迷而言,可能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至少对我来说,马拉多纳一九八六年率领阿根廷队夺得世界杯的那副模样,不会也不应该变
期刊
自一九五二年的高校院系调整中社会学被取缔,继而一九五七年谋求“恢复社会学”的努力失败之后,“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销声匿迹了二十多年.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新征程,社会学才又在邓小平“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需要赶快补课”的号召中开始重建的历程.可以说,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学重建与发展的进程,完全应和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由此撬动的中国社会变迁的节奏与律动,或者说,社会学重建和发展的进程,本身即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方面、一个表征,而参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也就是参与中国
期刊
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大明、朝鲜和日本在半岛上的喋血之战已经打了一年.n一个叫作史世用的大明间谍,在这一年四月,以福建同安商人身份,先到了内浦(うちうら,今日本静冈县沼津市),然后到关白丰臣秀吉所在的名护屋(今佐贺县)一带活动,陪同他的是福建商船船主许豫.他们不仅“观其山川形势,探其动静起居”,而且还和好些个日本官员打了交道.
期刊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墨西哥历史学家艾德蒙多·奥格曼(Edmundo O\\\'Gorman,1906-1995)出版了数部作品,谈论“美洲”(América)是如何作为概念被“发明”出来而非作为地理盲点被哥伦布所“发现”的.其巅峰之作《发明美洲》(La Invención de América),与其被单纯当作奥格曼倾注多年心血的研究成果,似乎更应该看作是作者将心中不断思索的哲学命题呈现出来,反复揉捏、层层推敲,并铺开在众人面前.在他略显繁复、冗长的论述之中,所蕴藏的其实是对“美洲人”这一身份的反思.
期刊
一现代史上的德国问题rn现代德国命运悲怆而深具世界历史意义.其间,又因为韦伯、施米特、阿伦特和法兰克福学派等思想家的阐释而与现代性密不可分.二十世纪之交的德国因其快速崛起的政治经济力量以及与霸权国英国的宿命性碰撞,尤让当代中国知识精英倍加关注.正如托克维尔之于法国,韦伯对德国政治充满深深的焦虑感,百年之后尚能让我们感同身受.
期刊
对加拿大约克大学季家珍教授(Joan Judge)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学界并不陌生.近些年她尤其从理论和个案两个层面对中国“女性”问题做了深刻分析,她的新著《共和国透镜:中国早期出版物中的性别、可视性和经验》,延续了她以往女性研究的问题意识,并大有开新.
《读书》今年第十期刊发了田松先生《“不二过”?“不诿过”?》一文,作者从修辞、心理与逻辑等角度分析认为,《论语·雍也》中的“不二过”该是“不诿过”.这个圈子绕大了.rn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评价颜回“不迁怒,不贰过”,文献中用的是“贰”,而不是“二”.《论语》也常用到“二”,如“周鉴于二代”“二三子”等,贰和二各有其义,不可混用.《说文》云:“贰,副益也.”段注:“当云副也,益也.”贰为增益之义,后又引申为重复之义,故《字汇·贝部》讲:“贰,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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