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自古以来就是长江的咽喉要津。在中国近代史上，武汉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从清末的汉口开埠到张之洞的汉阳铁厂，从楚望台的首义炮声到大革命的滾滚洪流，武汉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大变局，并不断将中国革命推向高潮。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广泛传播，武汉成为继上海之后又一个早期建立党组织并掀起革命浪潮的城市。在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的积极协助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赵子健等人决意在武汉筹建“共产党武汉支部”。大革命时期，武汉更是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和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被世人誉为“赤都”。
　　1927年7月，正当北伐胜利在望之际，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动派撕下伪善的面具，与南京的蒋介石集团同流合污，史称“宁汉合流”。随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密谋下，汪精卫向武汉的共产党人举起屠刀，悍然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万马齐喑究可哀”，面对国民革命所遭受的巨大挫折，不惧白色恐怖的共产党人齐聚武汉，在攸关党和革命事业前途与命运的关键时刻，召开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会议—“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力挽狂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从而为“危急存亡之秋”的中国革命指明了新的方向。此外，武汉还一度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不断谋划和推进中国革命向前发展。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英雄的武汉人民最终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新的曙光。
　　抚院街、都府堤、三教街、珞珈山……百年沧桑巨变，今日武汉的繁华之下，沉淀着半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让我们踏寻先辈们的足迹，去探访这座彰显英雄底色的“红色故里”。

“红色摇篮”—抚院街97号

　　悠悠黄鹤楼，寂寂抚院街。历史上的武昌抚院街，可谓人烟辐辏、车马骈阆的商贸集市。如今，抚院街的地名早已消逝于历史长河之中，成为民主路的一部分。这里南临黄鹤楼所在的蛇山，不远处是闻名遐迩的小吃街户部巷。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一面饱览横亘于长江之上的武汉长江大桥，一面穿行于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的闹市街区。或许他们并不知道，今天看似寻常的幸福与抚院街97号有着怎样的联系。上溯至20世纪20年代，面对内忧外患、苦难深重的中国，想必绝大多数的武汉市民尚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然而，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肩负国家与民族兴亡重责，在喧嚣嘈杂的闹市街区中，苦苦探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与未来。

　　1920年10月，抚院街97号作为董必武的寓所，成为武汉马克思主义者的秘密活动场所，中共武汉早期党组织就在此成立。早在6月初，参与中共上海早期党组织筹建工作的湖北人李汉俊，就给董必武这位前清秀才、参加“辛亥首义”的老革命去信，信中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传播的情况，并建议尽快在武汉筹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组织。同时，作为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也委派刘伯垂抵汉，发动组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不久，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赵子健等一批怀有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的革命志士，在抚院街97号内召开秘密会议，宣告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他们租用了武昌多公祠5号作为活动机关，门前挂有“刘芬律师事务所”，以掩护党的秘密活动。
　　1921年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又先后吸收了失业工人赵子俊，进步教师刘子通、黄负生等人入党。他们积极从事工人运动，把平民夜校、识字班办进了武汉的纱厂、烟厂、兵工厂，“哪里有工人，哪里就有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身影。1921年7月，董必武和陈潭秋作为湖北地区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怀揣改造中国的梦想，点燃自己的热血，在中华大地上播撒革命火种。

都府堤的红色印记

　　在武昌中华路街道，有一条560米长的小街巷。此地与武汉其他街巷并无二致，但居住在这里的社区居民对发生在此地的党史却是如数家珍。短短的小街巷，每年吸引着数百万名参观者慕名前来。可以说，小街巷的每一米都铭刻着大革命时期峥嵘岁月的历史印记，它就是闻名全国的红色教育基地—都府堤。
　　据史料记载，在都府堤一带原有“司湖”“筷子湖”等湖塘。为了防止湖水漫灌，清代时人们在此筑堤。因堤直通都督府衙门，故名督府堤，亦称都府堤。如今，随着武汉城市规模的急遽发展，城内的湖塘与堤坝早已无迹可寻，唯有都府堤的地名保留下来，并延传至今。
　　都府堤，可谓“中国第一红街”，农讲所、毛泽东旧居、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等一批红色文化遗址就位于这条短短的小街巷上，这里也就成为展示中国革命历史的窗口，成为宣传革命精神的基地，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武汉革命斗争记忆的重要缩影。徜徉于“红色街巷”之中，很多游客不禁会问：为什么这条小街巷会拥有如此众多的革命遗址？这其中又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呢？
　　“党史上的多个第一”—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
　　走进都府堤20号，映入眼帘的便是“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1926年12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武汉遂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革命遭受巨大挫折。正当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4月27日至5月9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齐聚武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的都府堤20号是武昌高等师范附属小学所在地，武汉早期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就在此任教。他以教书作为掩护，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这里一度成为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与斗争前哨。

“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重大会议”—“八七会议”

　　1927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随着“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大革命由高潮瞬时转向了低潮。这一时期，国共合作联合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空前激烈，社会各阶级的矛盾异常尖锐。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汉口三教街41号内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原址为1920年英商怡和洋行投资所建的联排西式公寓，时称“怡和新房”。此地原为汉口俄租界，俄国“十月革命”后，不少因战乱而背井离乡的俄国人纷纷寓居于此。1927年的8月7日，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烈日炙烤下的武汉显得更为静谧沉重。担任中共中央秘书的邓小平正忙着接待分批到场的神秘来客，房子的女主人拉祖莫娃则站在门口四处观望。这些神秘来客是从湖北、湖南、上海等地赶来参会的地方代表，在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中国共产党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们决定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这栋公寓前有楼梯，后有小巷、凉台互通，以便于他们在紧要关头时藏匿疏散。
　　缘于时局紧张，原本定于7月28日举行的会议，被迫推迟到了8月7日，这场在敌人眼皮底下召开的“八七会议”，虽然只召开1天，但20多位代表却花了3天时间才陆续抵达会场。尽管会期很短，但却是中国革命史上可以载入史册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主义错误，并慷慨激昂地说：“以后要非常重视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着重强调了党今后的任务是“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提出了要发动武装暴动的斗争策略，并解决了如何挽救党、挽救革命的重要问题。从此，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迈出了坚实而又关键的一步。

　　如今，当参观者登上吱吱作响的楼梯来到二楼的会址复原陈列室内，可以清晰感受当时会议召开时的情景。1张长条桌、2把长条凳、8把方凳、4把圆凳、10把高背椅，瞬时将人带入到当时会议激烈讨论的氛围之中。就是在这里，会议的代表们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希望，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

　　位于汉口解放大道2185号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斗争的指挥中心。京汉铁路又名卢汉铁路，北起北京的卢沟桥，南至武汉的汉口，全长1214千米，是晚清时期盛宣怀主持修筑的一条沟通南北的大动脉。京汉铁路全线贯通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布局，郑州、武汉等城市迅速崛起，并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商业重镇。京汉铁路的工人，也成为中国较早的一批产业工人。
　　1923年初，京汉铁路总工会领导人从郑州赶赴武汉，租用铁路沿线上一栋旧式砖木结构的普通民宅作为秘密办公地点。2月3日，张国焘、陈潭秋、林育南、施洋、林祥谦等人在此开会，起草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宣言及电文稿，编印各类宣传品，策划和指挥了京汉铁路大罢工。2月4日上午，林祥谦在这里下达了罢工命令，汉口江岸机厂锅炉工黄正兴接到命令后，奋力拉响了指挥罢工的汽笛。顿时，工人熄炉灭火，关闸刹车，京汉铁路全线客车、军车、货车等一律停驶，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就此爆发。在中共武汉区委的帮助下，京汉铁路总工会还在此处创办了油印小报—《罢工月刊》。1923年2月7日下午，参加最后谈判的工人代表们聚集在此共商大计。几个小时后，不少人就倒在军阀的枪口和刀尖下。
　　京汉铁路大罢工虽然遭到了军阀的血腥镇压，但它充分彰显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革命力量，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修缮一新并对外开放，馆里陈列有“二七罢工斗争史迹展”以及组织和领导大罢工的革命烈士事迹展等。
　　作为中国革命风雷激蕩的中心城市之一，武汉的红色历史承载着中国革命的红色记忆，更凝聚着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前仆后继、敢于斗争、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成为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的力量源泉。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武汉这片红色热土见证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较量，肩负起了民族兴亡的伟大重任，谱写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英勇抗争的不朽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