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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于1990年去世，如今已渐行渐远，但他对中国哲学的非凡建树、谨严的治学精神、执着的人生态度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却是后代学人常说常新的话题。他的女儿宗璞年逾八十，不辞劳累，集结旧作新章，玉成此书，以告诉读者一位真实的冯友兰先生。本文摘自该书。
父亲是教育家
父亲一生有三方面的贡献，一是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用现代逻辑方法的中国哲学史，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二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第三他是一位教育家。很多人对这点不熟悉。我想着重讲一讲。他一生没有离开过讲台和学校。
他从美国留学回来，担任中州大学哲学系主任、文科主任。中州大学是新建的，河南历史上第一所大学。1925年校务主任离职，父亲主动向校长要求接任，他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可选择的前途有两个：一是事功，一是学术。我在事功方面抱负不大，只想办一个好大学，所以需要指挥全局的权力。否则，我就要走学术研究的路子，那就要离开开封，去一个学术文化中心”。校长没有答应，但对他的直言很赞赏。父亲当年8月就去了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后来1930年河南中山大学(即中州大学)再聘他为校长，但他“已经在清华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没有去。
父亲很爱护学生。他曾说在学潮中，学校负行政责任的人是政府任命的，不可能公开站在学生一边，但和学生又有师生关系，爱护学生是当然。所以只能中立，希望学生不要罢课。这一态度与蔡元培、梅贻琦都是一样的。国民党军警迫害的学生只要信得过他，到家里来隐蔽，他都尽力掩护，从不问他们姓名。他保释和掩护过的学生有黄诚、姚依林等。
他认为大学要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器”。器是供人使用的，知识和技能都可以供人使用，技术学校就能做到。大学则是培养完整灵魂的人，有清楚的脑子和热烈的心，有自己辨别事物的能力，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对已往及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欣赏。
下面说些杂事。我几十年在他身边，身兼数职，秘书、管家、门房、护士兼跑堂。他的脑子很好使，什么都记着。平时看起来完全不问家事，但会突然提醒我：“明天该订牛奶了。”i945年祖母去世，父亲回家奔丧，县长来家拜望，父亲不送，而家里旧亲友来，都送到大门。乡里一时传为美谈。1948年他从美国带回一个冰箱，在清华是唯一的，大概全北京城也不多。得知校医院需要，当即就捐了。
父亲喜酒，但从不多饮。31岁时曾和另三位先生，一夜喝了12斤花雕，这是少有的豪放了。抗战初期，西南联大几个教师从长沙赴昆明，过镇南关时，父亲的手臂触到城墙骨折。金岳霖对我说，司机警告大家，要过城门了，不要把手放到窗外。别人都照办，只有我父亲开始考虑，为什么不能放车外，放和不放的区别何在，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何在，还没考虑完，就骨折了。
父亲很幸福
张岱年先生说，我父亲做学问的条件没人能比，他一辈子没买过菜。我们家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父亲在家里万事不管不问。父母像一个人分成两半，一半专管做学问，一半料理家事，配合得天衣无缝。
父亲的一生除晚年受批判、受攻击以外，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家庭幸福，高寿，要做的事基本上都做完了。他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他母亲吴清芝太夫人，我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我。写了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其实我持家不行，做饭菜没法跟母亲比。
外祖父任芝铭公是光绪年间的举人，同盟会成员，一辈子忧国忧民，浮夸风盛行时，河南饿死人很厉害，他有机会就说，到了北京更要说。不知道是否有点作用。
母亲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当时是女子的最高学府。我在清华附小读到三四年级，抗战了，有一年没读书，到了昆明后接着上学，等于跳了一级，功课跟不上，母亲就辅导我，鸡兔同笼四则题等，都是母亲教的。母亲的手很巧，很会做面食。朱自清曾警告别人，冯家的炸酱面好吃，但不可多吃，否则会胀得难受。家里一日三餐、四季衣服、孩子教养、亲友往来，都是母亲一手操持。小学布置作文《我的家庭》，我写：“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至于有没有父亲，并不重要。”
西南联大在昆明时，大家在困难环境中互相帮助。王力夫人的头生儿子，是母亲接生的。王夫人夏蔚霞告诉我，王先生进城上课去了，她要临产，差人去请冯太太，冯先生也来了。后来是母亲抱着她坐了一夜，第二天孩子才落地。
我们家其实没过几天好日子。父亲一生最幸福的日子是在清华园。30年代，工字厅西南侧有三栋房子，甲乙丙三所。梅校长住甲所，我家住乙所。后来到昆明，生活非常苦。抗战后期通货膨胀，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一个月的工资有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联大教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父亲卖字，可是生意不好，从来就没开过张。倒是家旁边有个小学，母亲就在院里弄个油锅炸麻花。我帮母亲操持家务。
三年困难时期，邓颖超送给母亲一包花生米，就算是好东西了。当时有“糖豆干部”、“肉蛋干部”的说法，比如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有糖豆，什么级别的补贴什么。炒个白菜也是好的。改革开放后我去外面买菜，看到那么多品种，高兴得不得了，没有经过的人都不能理解。那些日子，都是靠母亲精打细算熬过来的。
1977年，母亲突然吐血，送到医院，都爱理不理的，有个女医生还说，“都83了，还治什么治!我还活不到这岁数呢”。有一次，母亲昏迷中突然说：“要挤水，要挤水。”我问她什么挤水，她说，白菜做馅要挤水。我的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父亲很委屈
这些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些人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不用负责任的，这是“文革”遗风。很多不实之词，加在父亲头上，有些是无中生有，有些是深文周纳。
先说和江青的关系。我们不认得江青，她曾到地震棚来看望我父亲，是周培源先生和北大党委陪同的，大家都认为她代表毛主席，数百学生聚集高喊毛主席万岁。可见大家都是这么看的。北大学生喊“毛主席万岁”，第二天党委就让他表态，当时随便什么事都要表态，不可能不表态的，感谢主席的关怀，来看望大家。这个就变成我父亲的一个罪状，我觉得他太可怜了。
进“梁效”也是北大党委来调动的，这是组织调动，能不去吗?不仅我父亲，其他“梁效”的人，大家也应该理解。一来没法拒绝，二来那时候认为是党的信任，很光荣的。至于江青在党内篡了权，这些老先生们能知道吗?何兆武在《上学记》里面又说父亲写诗吹捧江青，“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我请教该诗见于何处，何先生查不出来，承认自己记错了。
如果说父亲有什么错的话，他的缺点就是过于信任了，一个哲学家不应该像老百姓那样，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人们可以这样要求他，但请注意，那个时代惨状的出现，是长期“思想改造”的结果。
1949年以后父亲一直就在被改造中，是最大的改造对象，因为他有思想。张岱年就说过，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文革”中，父亲已经71岁了，天天有人冲来抄家，搬把凳子搁院子里，要父亲站在上面。家里贴满了打倒他的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贴封条。衣服都封起来了，天冷了，封条不敢拆，父亲就披条麻袋御寒。他的输尿管不通，腰上挂着尿瓶，被拉去批斗，打倒在地。游街时连连跌跟头，还是要继续走。为了斗他，甚至成立了批冯联络站。
1973年批林批孔时，父亲在哲学系例行的政治学习会上发言。他参加“批孔”，有其内在原因，20年代，父亲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中，就对孔子提出过批评，这是学术问题。而当时批孔来势凶猛，黑云压城城欲摧，父亲被放在铁板上烤，他想脱身——不是追求什么，而是逃脱被烤。他已经快80了，要留着时间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再关进牛棚，就没有出来的日子了。
他要把《新编》写完，那是他最大的心愿，他有他的使命感。我想我们会越来越明白。
父亲是教育家
父亲一生有三方面的贡献，一是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用现代逻辑方法的中国哲学史，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二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第三他是一位教育家。很多人对这点不熟悉。我想着重讲一讲。他一生没有离开过讲台和学校。
他从美国留学回来，担任中州大学哲学系主任、文科主任。中州大学是新建的，河南历史上第一所大学。1925年校务主任离职，父亲主动向校长要求接任，他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可选择的前途有两个：一是事功，一是学术。我在事功方面抱负不大，只想办一个好大学，所以需要指挥全局的权力。否则，我就要走学术研究的路子，那就要离开开封，去一个学术文化中心”。校长没有答应，但对他的直言很赞赏。父亲当年8月就去了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后来1930年河南中山大学(即中州大学)再聘他为校长，但他“已经在清华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没有去。
父亲很爱护学生。他曾说在学潮中，学校负行政责任的人是政府任命的，不可能公开站在学生一边，但和学生又有师生关系，爱护学生是当然。所以只能中立，希望学生不要罢课。这一态度与蔡元培、梅贻琦都是一样的。国民党军警迫害的学生只要信得过他，到家里来隐蔽，他都尽力掩护，从不问他们姓名。他保释和掩护过的学生有黄诚、姚依林等。
他认为大学要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器”。器是供人使用的，知识和技能都可以供人使用，技术学校就能做到。大学则是培养完整灵魂的人，有清楚的脑子和热烈的心，有自己辨别事物的能力，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对已往及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欣赏。
下面说些杂事。我几十年在他身边，身兼数职，秘书、管家、门房、护士兼跑堂。他的脑子很好使，什么都记着。平时看起来完全不问家事，但会突然提醒我：“明天该订牛奶了。”i945年祖母去世，父亲回家奔丧，县长来家拜望，父亲不送，而家里旧亲友来，都送到大门。乡里一时传为美谈。1948年他从美国带回一个冰箱，在清华是唯一的，大概全北京城也不多。得知校医院需要，当即就捐了。
父亲喜酒，但从不多饮。31岁时曾和另三位先生，一夜喝了12斤花雕，这是少有的豪放了。抗战初期，西南联大几个教师从长沙赴昆明，过镇南关时，父亲的手臂触到城墙骨折。金岳霖对我说，司机警告大家，要过城门了，不要把手放到窗外。别人都照办，只有我父亲开始考虑，为什么不能放车外，放和不放的区别何在，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何在，还没考虑完，就骨折了。
父亲很幸福
张岱年先生说，我父亲做学问的条件没人能比，他一辈子没买过菜。我们家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父亲在家里万事不管不问。父母像一个人分成两半，一半专管做学问，一半料理家事，配合得天衣无缝。
父亲的一生除晚年受批判、受攻击以外，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家庭幸福，高寿，要做的事基本上都做完了。他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他母亲吴清芝太夫人，我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我。写了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其实我持家不行，做饭菜没法跟母亲比。
外祖父任芝铭公是光绪年间的举人，同盟会成员，一辈子忧国忧民，浮夸风盛行时，河南饿死人很厉害，他有机会就说，到了北京更要说。不知道是否有点作用。
母亲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当时是女子的最高学府。我在清华附小读到三四年级，抗战了，有一年没读书，到了昆明后接着上学，等于跳了一级，功课跟不上，母亲就辅导我，鸡兔同笼四则题等，都是母亲教的。母亲的手很巧，很会做面食。朱自清曾警告别人，冯家的炸酱面好吃，但不可多吃，否则会胀得难受。家里一日三餐、四季衣服、孩子教养、亲友往来，都是母亲一手操持。小学布置作文《我的家庭》，我写：“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至于有没有父亲，并不重要。”
西南联大在昆明时，大家在困难环境中互相帮助。王力夫人的头生儿子，是母亲接生的。王夫人夏蔚霞告诉我，王先生进城上课去了，她要临产，差人去请冯太太，冯先生也来了。后来是母亲抱着她坐了一夜，第二天孩子才落地。
我们家其实没过几天好日子。父亲一生最幸福的日子是在清华园。30年代，工字厅西南侧有三栋房子，甲乙丙三所。梅校长住甲所，我家住乙所。后来到昆明，生活非常苦。抗战后期通货膨胀，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一个月的工资有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联大教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父亲卖字，可是生意不好，从来就没开过张。倒是家旁边有个小学，母亲就在院里弄个油锅炸麻花。我帮母亲操持家务。
三年困难时期，邓颖超送给母亲一包花生米，就算是好东西了。当时有“糖豆干部”、“肉蛋干部”的说法，比如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有糖豆，什么级别的补贴什么。炒个白菜也是好的。改革开放后我去外面买菜，看到那么多品种，高兴得不得了，没有经过的人都不能理解。那些日子，都是靠母亲精打细算熬过来的。
1977年，母亲突然吐血，送到医院，都爱理不理的，有个女医生还说，“都83了，还治什么治!我还活不到这岁数呢”。有一次，母亲昏迷中突然说：“要挤水，要挤水。”我问她什么挤水，她说，白菜做馅要挤水。我的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父亲很委屈
这些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些人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不用负责任的，这是“文革”遗风。很多不实之词，加在父亲头上，有些是无中生有，有些是深文周纳。
先说和江青的关系。我们不认得江青，她曾到地震棚来看望我父亲，是周培源先生和北大党委陪同的，大家都认为她代表毛主席，数百学生聚集高喊毛主席万岁。可见大家都是这么看的。北大学生喊“毛主席万岁”，第二天党委就让他表态，当时随便什么事都要表态，不可能不表态的，感谢主席的关怀，来看望大家。这个就变成我父亲的一个罪状，我觉得他太可怜了。
进“梁效”也是北大党委来调动的，这是组织调动，能不去吗?不仅我父亲，其他“梁效”的人，大家也应该理解。一来没法拒绝，二来那时候认为是党的信任，很光荣的。至于江青在党内篡了权，这些老先生们能知道吗?何兆武在《上学记》里面又说父亲写诗吹捧江青，“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我请教该诗见于何处，何先生查不出来，承认自己记错了。
如果说父亲有什么错的话，他的缺点就是过于信任了，一个哲学家不应该像老百姓那样，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人们可以这样要求他，但请注意，那个时代惨状的出现，是长期“思想改造”的结果。
1949年以后父亲一直就在被改造中，是最大的改造对象，因为他有思想。张岱年就说过，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文革”中，父亲已经71岁了，天天有人冲来抄家，搬把凳子搁院子里，要父亲站在上面。家里贴满了打倒他的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贴封条。衣服都封起来了，天冷了，封条不敢拆，父亲就披条麻袋御寒。他的输尿管不通，腰上挂着尿瓶，被拉去批斗，打倒在地。游街时连连跌跟头，还是要继续走。为了斗他，甚至成立了批冯联络站。
1973年批林批孔时，父亲在哲学系例行的政治学习会上发言。他参加“批孔”，有其内在原因，20年代，父亲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中，就对孔子提出过批评，这是学术问题。而当时批孔来势凶猛，黑云压城城欲摧，父亲被放在铁板上烤，他想脱身——不是追求什么，而是逃脱被烤。他已经快80了，要留着时间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再关进牛棚，就没有出来的日子了。
他要把《新编》写完，那是他最大的心愿，他有他的使命感。我想我们会越来越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