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历朝历代的中国百姓在眼界上存在哪七种偏失？
其实论及眼界的偏失，归根结底就跟人性有关。不单是中国的老百姓们，西方的所谓“理性公民”也一样，否则古斯塔夫•勒庞所描绘的“乌合之众”，就无从谈起。
具体的来说，人的眼界和性格常常出现七种“偏失”：
1.察誉有偏颇之缪——相信别人舆论甚于自己的见闻，又加上爱憎之情，就易出现先入为主的看法，还深信不疑。一个人的赞誉要通过上、中、下三层判断。如果这人忠实，则上层提拔他，中层认可他，下层推举他。如果不是这样，定会有人诋毁他。当然，也存在结党营私获得一致好评;特例不群，保持中立获得坏评的。所以，假有奇才，就不是普通人能够发现的了。
2.接物有爱恶之惑——为什么有时候亲恶嫌善?因为恶人虽恶，但总有可称道之点，如果这点正好顺达自己了的长处，不知不觉中产生好感，忘记了他的坏处。善人虽善，但也有缺点，如果这个缺点正好掩抑了自己的长处，或者因其长处而己短，潜意识中就会厌恶他，忘了他的善处。这就是被爱恶之情所惑。
3.度心有大小之误——志大方能担重任，心细才能少干后悔事。像周文王“小心翼翼，不大声以色”，不张扬外表来提高自己(前提是当王了，这方式才有效)。心小志大，圣贤之伦;心大志大，豪杰之隽;心大志小，傲荡之类;心小志小，拘懦之人。一般人看人，易轻视细心谨慎，而过分赞赏志向远大。
4. 品质有早晚之疑——智力早熟者悟性易发掘而反映迅速，大器晚成者见识独特而舒缓稳迟。成年后的品质可追溯到童年，文采华丽来源于词汇丰富，能言善辩始于伶牙俐齿，仁爱之举出于慈善体恤，大方济人发于慷慨好施，谨慎起于畏惧，清正廉洁起于不乱拿别人东西。
5.变类有同体之嫌——人有自我展现，获得认可的欲望。能够认可自己才能的，莫过于同类型的人。因此，偏材之人和同类型的人友爱赞誉，相反类型的憎恶诋毁，不同也不反的类型，不予关注。究其本质，是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对方错误而已。
和同一类型人交往，开始互相赞誉。等到二人名声旗鼓相当时，很少有人愿甘居人下。因此，性情相同而才能悬殊的人，能相互援助依赖;性情相同而才能势均力敌的人，则相互竞争。
6. 论材有申压之诡——人所处情势有两种：伸张，富贵而通达;压抑，贫贱而困窘。材质大致相同的人，如果得到他人的赞助，就会得到充分发挥并获得成功;相反，因世俗的私心偏见而受到压抑的，就会稍逊一筹。普通人的观察，只以成败论才能，忽略情势申压的因素。
7. 观奇有二尤之失——“尤妙”之人，精华内含，不粉饰外在姿态;“尤虚”之人，豪言状语，风姿瑰奇，内在则相反。如急于猎奇才，就做不到用精深的眼光来探测性情内部，明晰真“尤”。或以貌取人，或把直率当浮夸，或将精巧的伪装误认为真实。一般人重视的自己在乎的才能，而忽略了人才自身独特的优势。
由于这七种偏失，在历史上被“黑白错认”的官员恒河沙数。为官廉洁，任人唯贤，死后家无余财的郑当时，因为“常趋和承意，不敢甚引当否”，被百姓误解为“首鼠两端”的小人;“廉平乡正，治民异等”的尹翁归，却因引义慷慨、克己奉公，被乡里骂作暗置私产，抠门小气，更被普通商户诋毁为“威福由己，蠹政害民”;孔奋遭王莽之乱，与老母和幼弟到河西地区躲避兵乱。东汉建武五年，任河西大将军窦融官署议曹掾，宁姑臧长。任职四年，虽在富庶地区为官，财产却无所增，竟为时人所笑;“雅亮公正，在官清恪”的毛玠，被人贬驳为“外君子而内小人”;被明帝誉为“枢机大臣，王室之佐”的司马芝，一心为民请命，只因为奸官邓飏的几句造谣，便被全城大多数的百姓当作“柔性成奸，城府极深”;最悲惨的是袁公崇焕，忠心报国，歃血边关，却落得个被京畿百姓人人分食，死无全尸的下场!
渎乱人伦，霸占侄女的开济，因为宰杀驸马欧阳纶的事迹，反被时人认为“正直无私，为民请命”，直至陶垕仲冒死举报，方才下狱;唐德宗时期的节度使李全略，贪财敛货，谋害忠良，却因为出手阔绰，爱行赏赐被百姓赞为“豪爽大方，有帝王器”;趋奉上意，排斥异己的张汤，却因为善于“卖直取忠”，被百姓盛誉再三;虚伪狡诈，妄行不法的宦官赵忠，只花了区区百两黄金，就得到了号称民意的“万民伞”;投敌叛国，逼妻为妓的钱谦益，反被扣上了“博学鸿儒”的美称。
无怪乎《反经》会说：“世间的善恶，是不容易了解的。如果不是聪慧之人，是分辨不出善与恶的界限的。为什么呢?文章被军人嗤笑，不一定就不好;被扬雄、司马迁所嗤笑，那才是真的不好呢!大臣被桀、纣否定，不一定真的愚蠢，必须被尧，舜否定，才是真的愚蠢。世俗的毁谤与赞誉不值得相信。人常说：夜里不出门，怎知有夜行人?太公说：“智慧与众人相同的人，不能做人的老师;技艺与众人相同的人，不能做一流的的匠人。”
老子说：“凡夫俗子听到‘大道’时，就会哈哈大笑，如果他不大笑，就不是‘道’了。”所以说，常人所嘲笑的，正是圣人所重视的。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才须待七年期。千真万确是这样啊!
参照现在最古老的中国政治原典《尚书》(包括传世的《逸周书》，先秦亦属《尚书》类作品)，我们知道，至少从周朝开始，中国的先贤就注意到政治不能“民为主”，而要有“民之主”，所以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民主的本来意义就是“为普通人民负责任的国家领袖”的意思。为什么我们的先贤会有这样的认识呢?这不是出于他们的愚昧或无知，而是出于他们对于人性和社会心理的深度认知。
我们的先贤认为，政治系统是高度复杂的，普通民众根本无法进行治理。人民没有自己治理自己的能力，国家治理需要有实际领导经验的精英。有时民众甚至为了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故有“民不可与虑始”一说。
二，商鞅的伟大在于完善了西周以来的社会功勋制
看看我们现在的时代，从网络宣传到军工企业，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中，太多的人人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等待他们的却常常是“默默无闻”和“无私奉献”。占据权力的太多是碌碌无为的官僚，占据媒体的太多是奢侈且无耻的明星——这样的社会，怎能不文恬武嬉呢?!
以史为鉴，既然民主化(无论是党内民主化还是社会民主化)并不能作为完善干部选拔制度的基本方向，那么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究竟应该如何进行呢?笔者认为，关键在符合中国文化、国情的制度创新——特别需要借鉴中国最强盛时代秦汉的社会功勋制(史家也称功次制度)。
一个时代的强大绝对不是凭空而来的，必有其制度原因。秦汉强大(不仅是文化上，还包括工业、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的根本原因就是汉承秦制，数百年坚持功勋制度，即根据一个人对社会国家贡献的大小决定其职位——当时主要以爵位的形式体现。
从上个世纪出土的大量秦汉法律政治文献、档案中我们看到，当时最基本的干部选拔制度就是功勋制，具体包括军功和事功两个方面，军功主要针军人和战时，而事功则主要针对文官和和平时期。
在功勋制具体运作过程中，从抓捕罪犯到漆器生产再到工作时间，一切社会生活都被量化了，并以此为标准衡量官员和普通民众的社会贡献，再依据这种贡献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奖善罚恶、废庸立贤。
就是这样一种制度，使人人产生“万里觅封侯”的激情，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官员尽职，人民尽力。因为官员不尽职，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甚至腐败坠落，其结果就是被降职或淘汰，秦汉的辉煌正是建立在这一伟大的基础之上。这也是“商鞅能令政必行”的重要制度原因。
其实论及眼界的偏失，归根结底就跟人性有关。不单是中国的老百姓们，西方的所谓“理性公民”也一样，否则古斯塔夫•勒庞所描绘的“乌合之众”，就无从谈起。
具体的来说，人的眼界和性格常常出现七种“偏失”：
1.察誉有偏颇之缪——相信别人舆论甚于自己的见闻，又加上爱憎之情，就易出现先入为主的看法，还深信不疑。一个人的赞誉要通过上、中、下三层判断。如果这人忠实，则上层提拔他，中层认可他，下层推举他。如果不是这样，定会有人诋毁他。当然，也存在结党营私获得一致好评;特例不群，保持中立获得坏评的。所以，假有奇才，就不是普通人能够发现的了。
2.接物有爱恶之惑——为什么有时候亲恶嫌善?因为恶人虽恶，但总有可称道之点，如果这点正好顺达自己了的长处，不知不觉中产生好感，忘记了他的坏处。善人虽善，但也有缺点，如果这个缺点正好掩抑了自己的长处，或者因其长处而己短，潜意识中就会厌恶他，忘了他的善处。这就是被爱恶之情所惑。
3.度心有大小之误——志大方能担重任，心细才能少干后悔事。像周文王“小心翼翼，不大声以色”，不张扬外表来提高自己(前提是当王了，这方式才有效)。心小志大，圣贤之伦;心大志大，豪杰之隽;心大志小，傲荡之类;心小志小，拘懦之人。一般人看人，易轻视细心谨慎，而过分赞赏志向远大。
4. 品质有早晚之疑——智力早熟者悟性易发掘而反映迅速，大器晚成者见识独特而舒缓稳迟。成年后的品质可追溯到童年，文采华丽来源于词汇丰富，能言善辩始于伶牙俐齿，仁爱之举出于慈善体恤，大方济人发于慷慨好施，谨慎起于畏惧，清正廉洁起于不乱拿别人东西。
5.变类有同体之嫌——人有自我展现，获得认可的欲望。能够认可自己才能的，莫过于同类型的人。因此，偏材之人和同类型的人友爱赞誉，相反类型的憎恶诋毁，不同也不反的类型，不予关注。究其本质，是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对方错误而已。
和同一类型人交往，开始互相赞誉。等到二人名声旗鼓相当时，很少有人愿甘居人下。因此，性情相同而才能悬殊的人，能相互援助依赖;性情相同而才能势均力敌的人，则相互竞争。
6. 论材有申压之诡——人所处情势有两种：伸张，富贵而通达;压抑，贫贱而困窘。材质大致相同的人，如果得到他人的赞助，就会得到充分发挥并获得成功;相反，因世俗的私心偏见而受到压抑的，就会稍逊一筹。普通人的观察，只以成败论才能，忽略情势申压的因素。
7. 观奇有二尤之失——“尤妙”之人，精华内含，不粉饰外在姿态;“尤虚”之人，豪言状语，风姿瑰奇，内在则相反。如急于猎奇才，就做不到用精深的眼光来探测性情内部，明晰真“尤”。或以貌取人，或把直率当浮夸，或将精巧的伪装误认为真实。一般人重视的自己在乎的才能，而忽略了人才自身独特的优势。
由于这七种偏失，在历史上被“黑白错认”的官员恒河沙数。为官廉洁，任人唯贤，死后家无余财的郑当时，因为“常趋和承意，不敢甚引当否”，被百姓误解为“首鼠两端”的小人;“廉平乡正，治民异等”的尹翁归，却因引义慷慨、克己奉公，被乡里骂作暗置私产，抠门小气，更被普通商户诋毁为“威福由己，蠹政害民”;孔奋遭王莽之乱，与老母和幼弟到河西地区躲避兵乱。东汉建武五年，任河西大将军窦融官署议曹掾，宁姑臧长。任职四年，虽在富庶地区为官，财产却无所增，竟为时人所笑;“雅亮公正，在官清恪”的毛玠，被人贬驳为“外君子而内小人”;被明帝誉为“枢机大臣，王室之佐”的司马芝，一心为民请命，只因为奸官邓飏的几句造谣，便被全城大多数的百姓当作“柔性成奸，城府极深”;最悲惨的是袁公崇焕，忠心报国，歃血边关，却落得个被京畿百姓人人分食，死无全尸的下场!
渎乱人伦，霸占侄女的开济，因为宰杀驸马欧阳纶的事迹，反被时人认为“正直无私，为民请命”，直至陶垕仲冒死举报，方才下狱;唐德宗时期的节度使李全略，贪财敛货，谋害忠良，却因为出手阔绰，爱行赏赐被百姓赞为“豪爽大方，有帝王器”;趋奉上意，排斥异己的张汤，却因为善于“卖直取忠”，被百姓盛誉再三;虚伪狡诈，妄行不法的宦官赵忠，只花了区区百两黄金，就得到了号称民意的“万民伞”;投敌叛国，逼妻为妓的钱谦益，反被扣上了“博学鸿儒”的美称。
无怪乎《反经》会说：“世间的善恶，是不容易了解的。如果不是聪慧之人，是分辨不出善与恶的界限的。为什么呢?文章被军人嗤笑，不一定就不好;被扬雄、司马迁所嗤笑，那才是真的不好呢!大臣被桀、纣否定，不一定真的愚蠢，必须被尧，舜否定，才是真的愚蠢。世俗的毁谤与赞誉不值得相信。人常说：夜里不出门，怎知有夜行人?太公说：“智慧与众人相同的人，不能做人的老师;技艺与众人相同的人，不能做一流的的匠人。”
老子说：“凡夫俗子听到‘大道’时，就会哈哈大笑，如果他不大笑，就不是‘道’了。”所以说，常人所嘲笑的，正是圣人所重视的。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才须待七年期。千真万确是这样啊!
参照现在最古老的中国政治原典《尚书》(包括传世的《逸周书》，先秦亦属《尚书》类作品)，我们知道，至少从周朝开始，中国的先贤就注意到政治不能“民为主”，而要有“民之主”，所以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民主的本来意义就是“为普通人民负责任的国家领袖”的意思。为什么我们的先贤会有这样的认识呢?这不是出于他们的愚昧或无知，而是出于他们对于人性和社会心理的深度认知。
我们的先贤认为，政治系统是高度复杂的，普通民众根本无法进行治理。人民没有自己治理自己的能力，国家治理需要有实际领导经验的精英。有时民众甚至为了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故有“民不可与虑始”一说。
二，商鞅的伟大在于完善了西周以来的社会功勋制
看看我们现在的时代，从网络宣传到军工企业，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中，太多的人人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等待他们的却常常是“默默无闻”和“无私奉献”。占据权力的太多是碌碌无为的官僚，占据媒体的太多是奢侈且无耻的明星——这样的社会，怎能不文恬武嬉呢?!
以史为鉴，既然民主化(无论是党内民主化还是社会民主化)并不能作为完善干部选拔制度的基本方向，那么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究竟应该如何进行呢?笔者认为，关键在符合中国文化、国情的制度创新——特别需要借鉴中国最强盛时代秦汉的社会功勋制(史家也称功次制度)。
一个时代的强大绝对不是凭空而来的，必有其制度原因。秦汉强大(不仅是文化上，还包括工业、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的根本原因就是汉承秦制，数百年坚持功勋制度，即根据一个人对社会国家贡献的大小决定其职位——当时主要以爵位的形式体现。
从上个世纪出土的大量秦汉法律政治文献、档案中我们看到，当时最基本的干部选拔制度就是功勋制，具体包括军功和事功两个方面，军功主要针军人和战时，而事功则主要针对文官和和平时期。
在功勋制具体运作过程中，从抓捕罪犯到漆器生产再到工作时间，一切社会生活都被量化了，并以此为标准衡量官员和普通民众的社会贡献，再依据这种贡献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奖善罚恶、废庸立贤。
就是这样一种制度，使人人产生“万里觅封侯”的激情，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官员尽职，人民尽力。因为官员不尽职，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甚至腐败坠落，其结果就是被降职或淘汰，秦汉的辉煌正是建立在这一伟大的基础之上。这也是“商鞅能令政必行”的重要制度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