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马球，不禁使人想起陕西乾县唐乾陵章怀太子墓中著名的壁画《打马球图》。马球游戏中的马球用质轻而有韧性的木料制成，外部彩绘，坚硬光滑。比赛时双方骑马争夺，用球杖击球，向对方进攻，击入多者胜。马球起源于波斯，原名波罗球。马球在唐初传人中国，由于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和竞技性，很快成为唐代社会各阶层喜爱的游艺和体育活动，上自帝王公卿，下至黎民百姓，都乐此不疲。尤其是当时的都城长安，马球非常流行。而通过文献的考素，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的马球运动也非常流行，其流风余韵一直持续到明代。
　　唐时的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仅次于长安，达官贵人云集，经济发达，外来移民众多，是一座颇具外来风情的城市，因而打马球在这里也非常流行。酷爱马球的唐玄宗李隆基身为亲王时，就在河南府告成县(今河南登封告成镇)百姓王利文宅北坂之下辟有球场，“自夏徂秋，往来游赏”(《册府元龟》卷二四“帝王部·符瑞三》)。另外，((河南志》还记载中宗的女儿长宁公主在洛阳长夏门道德坊的宅第旁辟有球场。一直到唐后期，洛阳的马球之风仍旧盛行，文宗开成年间，“河南多恶少，或危帽散衣，击大球，户官道，车马不敢前”(《新唐书·李绅传》)。唐天祜元年，昭宗迁都洛阳时，随从中还有“打球供奉内园小儿共二百余人”，而洛阳宫廷中就有为打马球设置的文思球场。
　　由于马球运动能够锻炼骑兵的身体素质和应变能力，又能够训练马上作战的技能，具有强身健体、训练战术的军事意义，因而此项运动在唐后期的藩镇中非常流行。中原地区除了洛阳之外，其他地方也有球场，许多将领也擅长此道。如汴州节度使李绅就曾在球场犒赏勇士(《云溪友议》卷上)。宋州(今河南商丘)也有马球场，唐后期名将李光颜就曾在宋州与敕使打球(《封氏闻见记》卷九《迁善》)。唐后期诗人张祜((观宋州田大夫打球》诗就描写了在宋州观看名将田神功打球的情景：“白马顿红缨，梢球紫袖轻。晓冰蹄下裂，寒瓦杖头鸣。又手胶粘去，分鬃线道絣。自言无战伐，髀肉已曾生。”中原南部的蔡州(今河南汝南)也有球场，唐代宗永泰元年，吐蕃进犯长安，代宗命诸藩镇出兵。时镇蔡州的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方与诸将击球，得诏，亟命治行”(《资治通鉴》卷二二三)。
　　唐代中原地区的马球风气在出土文物中也能够得到印证。2003年在伊川县大庄M3一座唐中期墓葬中曾出土一件菱花形铜镜，其浮雕纹饰正是打马球的场景，四位球手骑乘骏马，手持鞠杖做出各种各样的姿态(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伊川大庄唐墓(M3)发掘简报》，《文物92005年第8期)。
　　唐人在外来马球的基础上还有所发明，出现了骑驴击球。唐玄宗时期，宰相李林甫就擅长驴击。((太平广记))卷十九《李林甫》记载其“年二十尚未读书。在东都，好游猎打球，驰逐鹰狗。每于城下槐坛下，骑驴击，略无休日”。另外还有步打球，唐代诗人王建在《宫词))诗中就有这样的诗句：“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2008年1月，在郑州市上街区唐墓中出土了一件青花塔式罐，罐腹的图案上一人又腿而立，右手扬弯形球杆，左侧有一圆球。考古工作者认为该图反映的就是唐代步打球的场景(《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考古发现完整唐代青花瓷器》，新华网，2008年1月4日)。
　　唐代中原地区流行的马球风俗到了五代时期还在延续，梁太祖朱温就曾赏赐割据吴越地区的吴越王钱锣打球御马十匹(《新五代史》卷六七)。后梁洛阳皇宫中还有球场殿、兴安球场、保宁球场。后唐庄宗李存勖也多次和王公大臣在洛阳鞠场击球(《旧五代史·庄宗纪六》)。
　　到了宋代，马球依然受到中原地区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只是经过不断的改进，马球活动更加规范了，原本是外来运动的马球已经上升为五礼中军礼的一部分。《宋史》卷一二一记载“打球，本军中戏。太宗令有司详定其仪”。在重要的典礼活动中还经常举行马球比赛。同卷还详细记载了北宋皇帝与群臣击球娱乐的情形。此时中原地区的马球活动已经非常规范，每年三月在汴京皇宫中举行大型的马球活动。马球场地东西各设置装饰华丽的球门，有人员守门，活动时还有鼓乐。开始由皇帝击球，之后才由大臣们竞技，而参加活动的各级官员众多，双方穿着不同颜色的服装，以活动中得筹数量的多少来区分胜负。另外，步打球和驴骡击球都在宫廷中流行。
　　据史料记载：熙宁年间神宗就曾经与岐王赵颢、嘉王赵颓在宫中击球游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三)。著名文臣司马光在《击球》诗中也饶有兴致地描述了当时皇帝与大臣在宫中击球的场面：
　　肃奉承轺命，仍陪戏马游。朋分初回出，势合复相收。顾盼华星激，索回紫电流。良因重嘉好，礼接使臣优。(《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七中还描述了开封金明池宝津楼前的马球表演：
　　先设彩结小球门于殿前，有花装男子百余人，皆裹角子向后拳曲花幞头，半着红，半着青锦袄子，义裥束带，丝鞋，各跨雕鞍花鞔驴子，分为两队。各有朋头一名，各执彩画球杖，谓之“小打”。一朋头用杖击弄球子，如缀球子方坠地，两朋争占，供与朋头，左朋击球子过门入孟为胜，右朋向前争占，不令入孟，互相追逐，得筹谢恩而退。续有黄院子引出宫监百余，亦如小打者，但加之珠翠装饰，玉带红靴，各跨小马，谓之“大打”。人人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妍姿绰约，人间但见其图画矣。
　　不仅如此，连皇帝南郊卤簿队伍中也有执球杖供奉官。而球杖“金涂银里，以供奉官骑执之，分左右前导”，因此遭到了仁宗时大臣贾昌朝的批评：“夫球杖非古，盖唐世尚之，以资玩乐。”认为其不够庄重，不合礼法，要求撤去。
　　由于上层统治者对于马球的喜爱，流风所及，许多宫人也喜好马球。宋代王珪《宫词》诗中就描述北宋汴梁宫廷女子打马球时的情形：
　　内苑宫人学打球，青丝飞控紫骅骝。朝朝结束防宣唤，一样珍珠络辔头。
　　此外，北宋宫廷教坊中的女弟子队中还有打球乐队，“衣四色窄绣罗襦，系银带，裹顺风脚簇花幞头，执球杖”(((宋史·乐志一七·教坊》)。她们用马球的器具表演相关的舞蹈。
　　当时许多官员都喜欢马球。如宋太祖时期的大臣郭从义“善击球，尝侍太祖于便殿，命击之。从义易衣跨驴，驰骤殿庭，周旋击拂，曲尽其妙。既罢，上赐坐，谓之日：‘卿技固精矣，然非将相所为。’从义大惭”(《宋史·郭从义传》)。另外，中国体育博物馆还收藏有洛阳宋墓出土的打马球砖雕，也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马球的流行。
　　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后，王室南渡，皇室击球的风气延伸到江南地区。宋孝宗就喜爱马球，“日御球场”，导致文臣周必大进谏劝止，孝宗回答说：“正以仇耻未雪，不欲自逸尔。”(《宋史·周必大传》)不仅如此，孝宗还命令太子与武士击球。中原地区被金朝占领，然而本地区的打马球风气却持续下来，一直保持到元、明时代。可以说，马球这项外来运动丰富了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的社会生活，成为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社会各阶层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它也从侧面反映了外来文化对当时中原文化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