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提：“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工匠精神”进入政府工作报告，由总理开口说出，瞬时变成了2016年度一个热词。
　　我在微信上问我的朋友：“什么是真正的工匠精神？”朋友春节期间刚去了趟欧洲，考察了一堆工厂企业，对“工匠精神”颇有体悟，也时常发些感言给我。
　　“庖丁解牛。”他回了四个字。
　　
　　庖丁解牛，切中肯綮，“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一把刀用了十九年还跟新的一样，的确是鬼斧神工，神乎其技，所以梁惠王感慨地说：“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庖丁解牛”就是“工匠精神”。虽然它本质上是为“养生”所提供的佐证，但也同时解读出了“工匠精神”的两个内涵：精益和创新。
　　“精益”我们能读到，通过专注训练，反复打磨，达到神乎其技;“创新”却需要捉摸——如何在寻常时间中找到规律，发现“新”，新的观念、新的技艺、新的模式、新的资源……
　　美国早期的企业家，从富兰克林到爱迪生，都可谓是真正的“工匠”，但他们最终被人们铭记，不是因为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打磨某个产品，而是不断地提供创造力，成了创新的源泉，通过创新将自己变成了真正的企业家，也通过创新而创造了社会财富。从这个维度来看，“工匠精神”就是“企業家精神”。
　　爱迪生只是美国千万“傲视一切、打破常规、富于独创精神的人物”之一，这样的人物还包括金·吉列、阿道夫·朱科尔、弗雷德·史密斯、约翰·D.洛克菲勒、艾尔弗雷德·P.斯隆、安德鲁·卡内基、亨利·福特、保罗·高尔文、J.P.摩根……或许他们的名字并不为陌生人熟悉，但我们每天所使用的刮胡刀片、摩托罗拉手机、福特汽车、通用汽车，我们热衷的派拉蒙电影、联邦快递，我们熟练操作的电器，都蕴涵着这些亡灵的气息。
　　无论熊彼特还是德鲁克，都将“创新”作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中国古典的商人，同样也曾拥有这种“工匠精神”，但他们最大的缺憾，是未尝通过组织创新，建立真正的企业。
　　中国也从来不缺乏真正的“巨匠”。《隋书·宇文恺列传》记载：“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帝大悦，赐物千段。又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帝弥悦焉，前后赏赉，不可胜纪。”宇文恺是有隋一代巨匠，却无法成为“工匠精神”的代表。当他的创造力最终演变为献媚的奇技淫巧之后，“工匠精神”也随之沦丧了。
　　“简单地说，任何人只要有好点子并且去努力实现，他就可以被称为工匠。工匠文化在国外生根发芽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土壤里就已经有了对创新者的崇拜。西方宗教认为上帝造万物造人是神圣的，因而那些能够创造新鲜事物的人，也像上帝一样神圣。”
　　“对创新者的崇拜”、“创造新鲜事物”，是“工匠精神”的核心。中国有一个词可以与“工匠精神”匹配——匠心。“匠心”意思是精巧的心思，技艺上的创造性。有个成语叫“匠心独运”，就是“独创性地运用精巧的心思”。唐人王士源的《孟浩然集序》说：“文不按古，匠心独妙。”这就是创新。
　　当“工匠精神”进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一个“热词”后，对于“工匠精神”的追捧将会持续很长时间，会有相当一批企业家想当然地认为“复古式的精益”就是“工匠精神”。这是一个误区。我相信真正的“工匠精神”意味着创新。在一个缺乏创新的环境中，是不存在“工匠精神”的。
　　在技术创新方面，中国依旧有漫长的追赶之路。
　　（摘自《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