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土地制度、房地产、城市化问题上碰到的问题越来越多,而且不能避免,因为中国的发展成本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了,这是相对于中国的人均收入来说的。在美国这样一个经过200多年经济增长,资本、劳动力、土地都已经相当多的国家,房价与收入的比例是3-6倍,而在中国,基本上已经变成十几倍、二十几倍,这取决于你在哪个城市,这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另一方面,房屋结构、面积、价格与市场上的需求严重脱节,很多小区在晚上基本上毫无人烟。现在中国出现了很奇特的局面,不是说城市化以后人口在等房子,而是房子在等人,像浦东,不是房屋在等农民工,房屋需求的对象是本来已经城市化的人,如白领、海归、外资企业的雇员,他们本来就住在城市里。而中国现在那些 “被城市化”的人,则苦于没有房子,无法在城市里落脚。
　　中国最近几十年走的道路和东亚其他经济体比较相似,都有比较强调权威的政府,同时在过去30年里,中国是相当开放的,这些特征跟其他经济体比较相似。但在收入分配方面,现在中国与其他类似的经济体好像越来越分道扬镳了。在那些国家,在企业维持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比较平均,这被称为东亚的经济奇迹。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经济奇迹包括两个指标,一是经济高速增长,另一个是经济繁荣得到普遍分享。中国做到了高度增长,但在收入分配方面,中国已经踏入了拉美国家的行列。
　　全球化可能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国面对的外部环境比较严峻,对于这一点,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意。但我自己也想,全球化真正的含义是什么?真正的含义是全球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部分都被卷到全球化过程中,而不是在只有沿海地方被卷进去了,而内地和全球化是脱节的。中国过去30年的经历恰恰如此,东南沿海地区的进出口比较方便,就一片繁荣,对外部世界也高度依赖。但由于很多方面的改革滞后,所以要素市场很不统一,国内的很多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尤其土地制度是受障碍最多的要素。我自己认为,这是中国逐渐与东亚其他经济体分道扬镳,特别是在收入分配方面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我认为,这在今后越来越会成为最主要的原因。
　　在土地制度上,中国坚持认为,只要土地变成城市用地,就必须是国有的,我认为这是毫无道理的。如果土地将要变成城市用地,就一定要变成国有土地,我觉得这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国进民退”,而且这场 “国进民退”还要进行几十年,因为中国城市化还要搞几十年。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的农田都要变成国有的,这是非常不公的。
　　我更想强调的是这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我觉得也是极其负面的,因为我们把城市地价炒得那么高,接下来开发商只能造比较豪华的房子,而不能造让农民工能居住、租用的房子。这个情况下,城市规划就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中国,对于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政府的指标政策往往是不重视的,政府重视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其实在世界各国,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都是相当高的,中国现在落后世界4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丧失1亿多的就业机会。只要服务业发展起来,使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有普遍就业的机会。目前,城市里已经有很多失业,农村里再有大量的隐性失业,这就使得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拉大。所以我们必须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允许土地所有制的多元化,特别是允许农民向土地市场比较自由地提供土地,垄断被打破之后,地价和房价就会下降,城市也可以比较良性的发展,不是只挤在一线城市,而是在全国各个地方发展。那么,地价就向全国各个地方辐射,这会引领城市化。
　　如果我们和国家一致声称,现在的土地制度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你就必须允许农民有两个选择,一部分农民就喜欢集体所有制,可以让集体所有制持续下去,但如果有的农民说我不喜欢集体所有制,不喜欢里边的不公平和腐败因素,想要退出,我们就必须允许他们带着土地退出这种在我看来是强制性的土地制度。这是很好的,能将小产权房等困扰政府十几年的问题解决掉。我最近刚去过深圳,深圳有1200万人口,正式城市户口的只有300万,但深圳用小产权的方式帮助其他人解决了住房问题,农民用他们自己的所谓不合法的办法,提供了大量小产权房,解决了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农民工为深圳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们始终处在不合法的状态当中。这种制度实际上阻碍了城市化的发展,也加剧了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如果承认农民也有权退出农业,带着他的土地进入其他行业,例如房地产业,如果可以进行这样的改革的话,中国就可以走出当前的困境。(载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