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一天，年过花甲而精力充沛的叶常盛老师阔步走进了团结湖公园东门，急切地找到同是中国楹联协会的老友徐秉祥老师：“您看看我这四句行么？”说着拿着大“毛笔”写道：“团聚随缘莫恨迟，结交益友共良师，湖滨劲舞欢歌地，春燕秋菊总入诗。” 28个秀美的隶书顺势洒落在水泥方砖地上，也洒落在人的心里，情绪瞬间被拢到一起。“啊！藏头诗，写得真有味道！”
　　


　　徐秉祥老师把最后一句改成“好景人文总入诗”。两位老师各自用行书、隶书一遍遍写着。旁边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记录着，歌唱队的女士找到叶老师说：“您再写一段吧，我给您谱个曲子，然后唱遍咱们团结湖。”
　　要说团结湖公园里，陆陆续续得有几十号人写“地书”，从几岁到几十岁。老少师生们拿着大笔，在一块块方砖地上纵横交错地边写边退着步子。他们将中国书法从案子上搬到地面，在宽大的天地书房里，以取之不尽的湖水为墨，以用之不竭的平地为纸。
　　在字的空当里我走了一圈圈、一天天。
　　他们大声地讨论字的落笔和艺术性，致使他们全神贯注而旁若无人，享受着字的美妙和赢得喝彩之后百答不厌的痛快！
　　发光的水字缓慢蒸腾成了水汽，萦绕着以文会友的新朋老友之间，草楷隶篆齐上阵，谁也不服谁。我记起了孟子的一句话“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认识王童性老师的那天，他被人围着，正在制作大毛笔，我新奇地看到，海绵块在他的手掌里慢慢被剪成毛笔头的形状，一根PVC管从粗的那头插进去，一会儿，笔做好了，一位青年连声说着谢谢。

　　他把笔蘸满了水，写下了“厚德载物”。横不打弯，竖不颤抖，弯钩的时候十分洒脱。
　　70岁的王童性以颜体楷书出众，是朝阳区书画研究分会的理事，地道的老北京。
　　“我2003年就开始每周为两个社区义务讲书法课，其余的时间就来这儿写上半天儿。”王老师说。左右的人向我介绍着：“王老师就住在公园对面挨着京广大厦的那片平房里，人家当年还是厂长呢！”“老师不但免费教书法，还帮大家修个微波炉啊马桶的，还通个上下水。”我抱拳拱手叫了一声老师。
　　一个小女孩拉着妈妈喊着：“王爷爷给我们判作业吧。”一沓子米字格纸摆在了王老师面前。王老师向我推荐：“那位是我的老师刘澜波，我们在这儿认识十几年了。
　　“地书”元老刘澜波——五六米远的那位老人个子不高，手里的笔却是最大的。十几个人围了他两层，有拿着笔的，有拉着小菜车的，有的给老人照相，我踮着脚算是看到了字。
　　老人底气十足地说道：“我今年95啦，在这里写了15年地书，以前我每天从红庙骑车来，被人家撞过一次，孩子不让骑了！”抬手一指南墙边的轮椅，“一到9点儿子就把我推走喽。”墙边60多岁的儿子冲着我们微微一笑。
　　“这儿百分之九十都是我的学生。你们问问去，中山公园、景山公园、北海公园，北京城里哪儿没有我的学生！”“地书与案书不同，但写的都是中国书法，既然是传统的，就要有规矩，先得学做人还得心静。”他每说出一段话都要拿笔在地面悬空晃几下，然后接着说。
　　他不紧不慢地走到小水桶那儿，稳稳当当像蘸墨汁一样在桶边沿舔着笔，我直直地盯着那小油漆桶里的水被粗大的海绵笔头迅速吸走，老爷子哈哈一笑：“掂掂，连笔带水有2斤多重。”“您拿它累么？”我不由问道。“这就是锻炼，笔是我发明的，拿着它写字，动的是全身的劲儿。”他把我带进了圈儿里，一手叉腰一手慢条斯理地写着字，到了细微处的每一笔都能写出筷子粗细的笔画，像是打太极，令大家啧啧称赞。

　　回家前，老爷子告诉我：“我是辅仁大学毕业的！和王光美一个学校。”
　　要说团结湖写地书的老爷子，还有一位特别有名的“龙老爷子”。
　　“龙老爷子”是我给瘦瘦高高的张振义起的外号，那是他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运动员领奖服上设计了一个“龙”字的缘故。
　　伦敦奥运会期间，媒体记者纷纷找到张老爷子，京城上下传开团结湖飞出了一条中国龙。那阵子 连“龙老爷子”的影儿都找不着。记得之后有一天他喊住我说：“我告诉你啊，老有人给我成箱成箱地送纸送墨，这下我可以多多给大家写字了！”
　　这快乐的老爷子每在地上写一首诗，就用山西普通话讲一遍字的结构和诗的背景。并说：“会写字呀，可有好处啦，解放那年我18岁，一进京就去了人民银行工作。‘文革’时我是县委书记，在台上被批斗、关‘黑屋’。天天学习写字，没纸了就在土地上写、沙地上写，越写越爱书法、越爱古诗文，越写心里越宽敞。”
　　他把用小楷抄好的乾隆御题《燕京八景》分发给书法爱好者，连手抄自制的两本《草书诀》也被人求走了。旁边的人对他说：“这傻老头儿，人家拿你这张纸在别处卖20多块钱呢！”老爷子一乐：“卖就卖吧，他们需要呗。”
　　70岁的许淑琴给了我学地书的信心。她老拿着小本儿和铅笔，跟着95岁的刘澜波写字。她说：“15年的功夫啊，我就这样一天天一字字攒起来。”她现在不仅能在地上写楷书，还参加国学朗诵大赛，她炫耀着：“年轻的时候我开吊车，白毛巾一围，蓝背带工作裤一穿，往驾驶室一坐，比老爷们儿都神气。现在一样，我比我那当了爹的孙子学问都多。”
　　这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一番话振奋了我。我拿起笔，歪歪扭扭地写下第一行大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海绵和地面摩擦着，我的每一笔都不听使唤，横歪竖斜，手也不知道是握笔好还是攥笔好，几个字下来手腕肩膀都酸了。
　　除了熟人夸奖，大多数人看看字摇摇头走了。“就您这样写，3年也是它。”刺激我神经的话，给我力量，我准备了字贴、米字格宣纸，从案书到地书，双管齐下。
　　要说写地书的外地人里面，有位湖北退休过来的吴乐荣，她一边期盼着留学的儿子回国团聚，一边走进了写地书的行列。也有外国人迷上地书的，她是年过半百的美国纽约人类学家司徒安女士，在北京大学研究中国老年人生活的课题。听王童性老师讲书法课时迷上地书：“太神奇了！”为深入了解，她在附近租房5年，每天8点到公园东门写字并同步拍摄写地书的全过程，她的纪录片《水书》展示了中国人神奇的书法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纪录片在2009年“第九届北京独立影像展”中获奖。10年来，地书的情缘让她几乎年年来团结湖，看望老师和她的地书同学。
　　司徒安女士曾这样写道：“他们相聚一起又都形单影只。在书写的水渍蒸发、消散之前，他们想让字迹显影得缓慢一些，保持得长久一些。”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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