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出版家范用的女儿范又给我发来微信，说父亲生前留下一些好酒，她为我留了一瓶，让我有空去取。感动之余，我想起了一张特殊的贺卡。那是在1991年春节前夕，范用寄来一张亲自设计的贺卡，简朴淡雅，背面印着他外孙女许双的一篇作文《我的外公》，并配上丁聪为他画的肖像漫画。当年只有9岁的许双，把外公写得活灵活现：
　　我的外公已67岁了，他瘦瘦的，个儿不高。
　　他做什么事情都快，看书快，写字快，走路快，吃饭快，就是喝起酒来，慢慢的。
　　他喜欢学习，天天看报纸看书，一看就是半天。有时夜里，我们都睡觉了，他还在看书。
　　他喜欢音乐，经常欣赏有名的乐曲。他也爱唱歌，总是拿着歌本坐在那里哼唱。有时候还把唱的歌录下来，听听自己唱得好不好。
　　外公喜欢收集酒瓶，他的房间里有各种各样的酒瓶，颜色不同，有大有小，大的很大，小的只有一点儿，都挺好玩，我也很喜欢。
　　他有些习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吃饭的时候，他睡觉，我们睡觉的时候，他又吃饭，走来走去，弄得我们睡不着觉。晚上，我们吃米饭，他不吃，要吃面条。有的时候，我们吃面条，他又要吃米饭。你说他怪不怪？
　　多年交往中，我对范用的“快”深有体会。上世纪80年代，我曾向他约稿，一旦收到来稿，接下来几天，我要做好准备随时接他电话。有时，早上7点不到，睡梦中的我就被电话吵醒，十有八九就是范用。他起得早，不管三七二十一，打过来电话说要改文章，有时只为一个字。听他说完，我还没来得及回句“好的”，他已撂了电话。这样几次后，他再来电话，我也“快”，不等他放下电话，我提前挂机。“快”成了我们之间有趣的游戏。见了面，我逗他说：“快，谁不会？”他哈哈大笑。
　　1994年，范用离开居住多年的北牌坊胡同，搬到方庄。他特地印了“迁帖”，寄给熟悉的朋友：
　　来北京在东城一住45年。而今搬到城南，住进高楼冒充“上层人士”。室高两米五，好在我俩都是小尺码，倒也相称。再也不用烧煤炉换煤气，省心省力。在高处看落日，也别有一番感受。北牌坊胡同那个小院，将不复存在。免不了有点依恋。为什么？自己也想不清楚。许是丢不下那两棵爷爷妈妈辈的老槐树，还有住在那一带的几位长者、稔知。
　　搬家要写“迁帖”，还印成卡片，大概也只有范用想得到，谁让他是一位热爱出版的人呢？对我们这代读者来说，范用策划出版的不少书，我们都很熟悉，譬如《傅雷家书》、巴金《随想录》、杨绛《干校六记》等。他参与创办的杂志《读书》《新华文摘》，也颇受欢迎。
　　在我眼里，范用是爱书人而不是出版家，因为他几乎从来不谈自己的出版业绩，只谈书。我每次去他家，他都要说到一些感兴趣的书与杂志。有时说着说着，他就“腾”地站起来，走进另一个房间。只听木地板嘎嘎一阵响，转眼间他拿出一本：“你看，这就是当年的杂志。”不等我细细翻阅，他又转身走进屋，拿出另一本：“看，台湾刚出版的，印得多漂亮！”他不断地站起来、走进去、拿出来，犹如一阵不停歇的风。
　　时间久了，我把他的家当成理想的“图书馆”，遇到难借到的书，便找他帮忙。有一年，我想校勘上世纪30年代沈从文发表于《国闻周报》上的《记丁玲女士》，从唐弢那里借来上册，却没有下册，最后还是从范用那里借来了下册。
　　后来我写黄苗子、郁风夫妇传记时，范用又将收藏的上世纪30年代的相关漫画杂志借我参考。刚借走这些杂志，他写来一信：
　　您刚走，收到苗子为《时代漫画》合订本写的题词，复印一份给您。
　　苗子的画、文，请复印一份给他。
　　范用爱漫画，与许多漫画家关系密切，叶浅予、丁聪、华君武、方成、廖冰兄、黄永玉、鲁少飞、贺友直等都为他画过像。2003年，他特地将这些漫画肖像编选、结集，交由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书名曰《我很丑也不温柔》。书名起得很妙，但范用其实不丑，还挺注重形象。冬日里他爱穿中式外套，戴漂亮的帽子、围巾，而且非常喜欢红色，要是外出参加活动，就打扮得更加讲究。“不温柔”倒是非常准确，他说话、做事直来直去，遇到不平事，从不会拐弯抹角。
　　范用出生在江苏镇江，只念过小学。填履历表时，他总是老老实实填“小学毕业”，用他的话说，如果想好看一点，可以填“中学肄业”。他常自嘲：“要是现在，我是没资格进出版社大门的。”
　　范用的故乡记忆，一直围绕着他的母校——镇江穆源小学。他给母校学生写过一封信描述当年的学校生活：学校门口有面大镜子，让每个走过的学生看看自己是否穿着得体；礼堂里的钢琴和风琴从不上锁，老师弹琴，学生唱歌；童子军上街募捐，参加公益活动；学生剧团演出新话剧……很难想到，当年的小学生活居然如此丰富多彩！后来，他又花费不少精力，用硬纸板做了一个母校的建筑模型。1993年退休之后，范用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我爱穆源》，书中的短文朴实简洁、令人感动。池莉收到他的赠书后，回信说：“您的书读得人心里宁静极了，干净极了，美丽极了。”我曾经感到奇怪，范用为什么对小学生活那么留恋？现在想来，他那是在回味一种浪漫。
　　2002年，我请范用录制一集关于他回乡寻觅故人故事的纪录片，他答应了。次年春天，80岁高龄的范用有了最后一次故乡之行。在前往镇江的火车上，他面对镜头，唱起当年放学时必唱的《夕歌》，声音苍老，却充满活力。摄制组跟随他走进镇江，走进穆源小学，他站在孩子们中间，高兴得像个小学生一样。是啊！像他这种率直、坦荡之人，心底必存童心。
　　有一年，我们一行人在黄永玉的万荷堂聚会，黄苗子、王世襄几人正在聊天，范用拄着拐杖走了进来，说前两天摔了一跤。大家问怎么摔的，他说突然发现家里养的金鱼，有两条不停地追来追去。他不解，害怕后面那条要吃前面那条，就好奇地盯着观察，结果一不小心，脚下一滑，就摔倒了。面对大家的关心，他仍认真地自语：“真是奇怪，它们干嘛要追来追去？”黄苗子指指王世襄说：“专家在这里。”
　　“你说是为什么？”范用扯扯王世襄的衣服。
　　王世襄慢条斯理地回答：“那是金鱼在产卵。”话音一落，大家一阵大笑。只有范用一本正经地点点头，连声说：“噢，噢。真奇怪，真奇怪。”
　　范用爱书，爱生活，这样的人，也坦然地面对生死。早在1989年初，他就自拟遗嘱，提前安排后事，甚至还代替儿女为自己拟写讣闻：
　　家父范用（鹤镛）于 月 日 时 分辞世。遵从他的嘱咐，不追悼，不去八宝山，遗体捐供医用。他留下的话：“匆匆过客，终成归人。在人生途中，若没有亲人和师友给予温暖，将会多寂寞，甚至丧失勇气。感谢你们，拥抱你们！”
　　范里 范又
　　一九 年 月 日
　　一转眼，范用写下这些文字快30年了。回想起来，我身边不少前辈，都像范用一样，一生淡泊名利，对后事也不在意。每念及此，感慨万千。如今，这样可爱的先生真是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