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程凯研究员的《乡村变革的文化权力根基——再读（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从文化霸权的视角出发，认为赵树理小说中落后农村的转变不仅是政治性的转变，更是文化性的转变，也正是这种文化性的转变使得政治性的转变成为可能。程凯此文关于现代性转换的观点和贺桂梅教授的《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一文的观点暗合。这两篇文章均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切入文本分析，成为“再解读”这一方法的成功运用。
　　关键词：文化霸权 现代性 再解读
　　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等形式主义批评要求超越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反对文学的外部研究，而力主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认为文学性乃是文学研究的主题，文本之外的因素包括社会、作者、读者等都会给文本的解读造成干扰。文化研究出现后又摒弁了形式主义研究的方法，其认为没有外在于社会的纯文本的存在，而是以文本分析切入社会与历史。程凯研究员的《乡村变革的文化权力根基——再读（小二黑结婚）_与（李有才板话）》和贺桂梅教授的《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这两篇文章都采用了文化研究的方法，不仅重新打开了被新批评所封闭的文本，也打开了重新探讨延安文艺，乃至当代文学的新路径。现将这两篇文章置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述和20世纪90年代“再解读”风潮兴起的背景下，分析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
　　一、文化霸权与基层整合
　　20世纪意大利共运的失败使葛兰西认识到思想认同对于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作用。据此，葛兰西提出了自己关于罔家构成的学说，即国家=政治社会 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包括政党、家庭、教会、学术文化团体和新闻传媒机构等组织，它们以意识形态方式得以维持，而意识形态是一个可供争夺与斗争的场地，各种群体的文化思想在此较量，但以统治阶级的思想主导其上，构成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葛兰西认为，西方国家在公开的罔家机器之外，还依靠这种文化霸权的统治于无形中渗透到市民社会之中，这是一种隐秘维护政权的民问机制，资产阶级依靠文化霸权统治软硬兼施，实行“强制与自愿结合”的合法统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同的结构立即出面。国家只是前进的堑壕，在它后面有工事和地堡坚同的链条。”①文化霸权的争夺对于领导阶级和被领导阶级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西方共运应当首先攻破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否则革命难言成功。葛氏对市民社会在思想文化领域所发挥的重大影响的阐释，直接启发了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说是对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系统化，从社会再生产的视角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经典马克思主义已经认识到罔家政权和罔家机器之问的差别，政权的更替并不一定导致国家机器的变革，国家权力的实施通过两种方式在两种国家机器中运作：一种是强制性国家机器，即利萨司，通过暴力方式发挥其功能;另一种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意萨司，通过意识形态方式发挥作用。
　　对传统中国社会权力架构观察的“皇权不下县”之说与阿尔都塞关于两种国家机器的分类有相互印证之妙。费孝通最早论述了传统社会的“非国家化”，“我们以往的政治一方面在精神上牢笼了政权，另一方面又在行政机构的范围上加以极严重的限制，那是把集权的中央悬空起来，不使它进入与人民日常有关的地方公益范围之中。中央所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自上而下的单轨只筑到县衙门就停了，并不到每户人家大门前或大门之内的”②。这一对传统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认识和社会结构双轨制的论述后来被温铁军概括为“皇权不下县”。秦晖对“皇权不下县”的概念做了进一步的引申发挥，认为完整的表述应为“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③。秦晖的补充将宗族、乡绅、自治体系、伦理等纳入其中，使此说变成一个逻辑上环环相扣的体系。县以上通过官僚机构进行直接统治，县以下因为皇权介入力度较弱为伦理、宗族、乡绅的介入留下了空间，这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掌管的领地，也是各种文化权力争夺的场域。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为摆脱列强压迫，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理想要求，国家强化对基层的改造与控制，将群众从思想和制度上都组织起来。程凯研究员的《乡村变革的文化权力根基——再读（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一文认为1941年后延安的“政治实践越来越强调对同有乡村社会统治、经济、社会关系的触动、改造，并经由深入‘发动与组织群众’创造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形态。”④此文从文化权力争夺的角度考察，认为赵树理前期创作的小说多写新政权在村落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同然是高度政治性的，但也是文化性的。赵树理心中理想的乡村变革以文化权力的转移为中介，并打造出一个与政治权力相平衡的文化权力。以《小二黑结婚》为例，这篇小说描写的重点不在于乡村政权的改造，与金旺、兴旺等恶势力的斗争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小说的重心落在了与二诸葛、三仙姑等同一阶级、家庭内部的思想意识冲突上。二诸葛的求卜问卦和三仙姑的装神弄鬼等迷信思想作为一种隐形支配力量依附于鄉村同有的法则、伦常，并且强化着旧法则的权威，在婚娴自由这个焦点事件背后呈现的是新旧两种法则的争夺，移风易俗的过程也是文化权力转移的过程。《李有才板话》则展示了文化权力对革命政治所发挥的作用。在老杨组织起新农救会之前，阎家山的小字辈们已经围绕着李有才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组织。李有才之所以能成为组织的核心人物，不是因为政治力量的介入，而是因为他的板话构成了村民重要的文化生活，他的破窑洞既是他说书的地方，也是容纳乡情和舆论的场域，所以对村民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有了这个现成的组织基础存在，老杨才能顺利地组建起新农会，瓦解恒元等旧势力，建立新政权。
　　二、“新质发于旧胎”的现代性
　　如果说赵树理的文学回答了新思想和革命是如何借助于农村固有的基础发生的，但对于新思想和革命为什么会发生的答案却要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民族罔家的兴起和现代性的扩张这个世界史的背景中考察。贺桂梅教授的文章《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将赵树理文学放置在构建现代民族罔家的背景中考察，贺文指出：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亦可成为一种不断推进并扩张的“现代”文学实践的重要环节。这一脉络便是“文学大众化”的持续推进和“文学的国语，罔语的文学”的创造性实践。将现代文学作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特殊媒介，一方面创制一种普泛性的罔族语言，一方面传播现代观念。贺桂梅认为，赵树理文学完成了贯穿于“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史中的文学大众化的目标和诉求，经由文学大众化最终达到化大众的目的正是构建民族国家的必然要求。贺文从语言和人物形象塑造两方面分析了赵树理文学作为联系现当代文学的中介作用：语言上，赵树理完成了新文艺欧化语言和方言土语的整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一种跨越阶层、地域的现代白话的完成形态，成功整合起了乡村中目的阅读大众，这正是左翼文学一直试图推进的目标。人物塑造上，赵树理的小说主体始终是一个空问性的存在，尽管存在着一个个有着个性的作为个体的农民，但他们从来不占据一个中心位置，而始终与农民阶级的塑造联系在一起，其笔下的农民形象在当代文学的“典型”和现代文学的“个人主义”之间有某种“媒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