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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大于内容的《武侠》不是陈可辛最想拍的那类电影，但“赚钱”是他认可的电影工业的准则。
甄子丹、汤唯和金城武主演的《武侠》一度被认为是“暑期最值得期待的国产电影”，而对于导演陈可辛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将目光投向“江湖”。
陈可辛说，《武侠》是自己最“机关算尽”的电影。他早早算好了要“风格先行”，要卖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武侠新概念。用起明星来，陈可辛也毫不吝啬，除了甄子丹金城武“双雄”对垒，汤唯甘当“绿叶”，王羽重出江湖，惠英红再当打女，李小冉甚至只有三句半的台词。
这距离陈可辛第一次“北上”拍片，已经有6年时间。在这6年中，他尝试了歌舞片《如果·爱》、战争片《投名状》乃至“主旋律”影片《十月围城》。2008年成立“我们制作”电影制作公司，陈可辛一步一步、精打细算，打定主意将内地电影市场视为自己的主战场，并一定要在其中杀出一条胜利之路。
《武侠》不“武侠”
最初，陈可辛并不认为自己有朝一日会拍一部武侠片。
在上世纪90年代，徐克式武侠片最红火的年头，陈可辛对这类片子充满反感。“当时的潮流就是拍《黄飞鸿》那样的武侠动作片，但我极度不喜欢，也不会拍。每次看录像带，一看到打的镜头，我就快进。”
可后來，陈可辛改变了主意。和甄子丹合作了《十月围城》之后，甄子丹主动表示愿意接着跟他拍片。“一个最有价值的明星，不用去求他哄他，他就想跟我拍戏，当然要拍了。跟甄子丹该怎么拍呢？当然一定要拍打片。”接受媒体访问时，陈可辛老老实实承认拍《武侠》的最简单动因。剩下的就是操作问题，不能翻拍经典老戏，不能毫无新意，翻来覆去，陈可辛终于找到全新的概念来包装这部打片——“医学武侠”、“微观武侠”。
《武侠》的剧情其实简单得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武林高手退出江湖，却被一个侦探看出行迹，偏偏又躲不过找上门来的腥风血雨，最后只能自断一臂，与过去大战一场。乍一看来，这是个很符合武侠片传统的老桥段：欲隐而不能，人在江湖，永远身不由己。但是，陈可辛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这必须是一部风格先行的电影。所谓“风格”，就是形式感比内容更重要，明星、动作和不一样的概念，才是《武侠》的核心，至于故事，只不过是为此服务罢了。“甄唯武”组合和“医学武侠”的视角，才是这部电影的最大卖点。
陈可辛说，这和他之前的创作完全不一样。“以前都是先有很密集的内容，然后再去发展风格和镜头，对我而言故事与人物永远是第一位的。”它们甚至连拍摄动因都不一样，以前的电影，动因是怀疑，怀疑性别、爱情、理想。《投名状》甚至包含了陈可辛对整个人生的怀疑。可这一次，《武侠》没有这么深刻的野心，只是一部能赚钱、有“风格”的武侠片而已。
在影片中，人们可以看到对武侠的“科学解释”：“轻功”是由于人体的密度低于空气的密度、穴位可以控制情绪；人们还可以详细地窥见，致命的一拳如何使力量通过神经最终导致心脏骤停。除此以外，金城武饰演的侦探徐百九的查案过程也被评价为“如CSI一样”：镜头不停地闪回、拆解每个功夫动作的细节。
这一切，都与观众们熟知的江湖和武林不符。《武侠》面临着“没有侠义精神”的质疑。
对此，陈可辛说，武侠片只是一种类型。片中尽管金城武出尔反尔，但甄子丹还是对他说：“我信。”在陈可辛看来，这就是“侠”了。
其实，除了卖新概念外，陈可辛还是向传统武侠致了敬。他是经典邵氏电影《独臂刀》的粉丝，甄子丹自断左臂，显然灵感来源于此，而大反派饰演者王羽，正是当年《独臂刀》的男主角。
拍大片，拍主旋律大片
金城武在接受采访时问，陈可辛的电影为什么这几年越拍越“大”了？从《如果·爱》到《武侠》，陈可辛一直在试图寻找一条适合内地市场的“商业大片”道路。
陈可辛第一次北上“试水”是2005年。那一年，“贺岁档”刚刚风起云涌，各路“大片”占领影院的黄金档，有陈凯歌的《无极》、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还有陈可辛的歌舞片《如果·爱》。
上映之前，陈可辛自己预期会有6000万票房，可最终票房只有3000万。陈可辛对结果有些失望，但这个时候，他已经决定来内地发展。2005年贺岁档那些成功的“大片”让他第一次看到，即使只有说汉语的人看电影，也够回本了。
陈可辛“悟”得很快。《如果·爱》让他明白，一部电影的票房结果，与其说是看影片质量，不如说是看宣传发行的力度，“看做得强势不强势，有没有后台，够不够让影院注意你”。而这一年《无极》的票房成功，更是让他看到了中影集团的力量——“把一部在香港、在全世界其他地方票房都垮成那样的电影，在中国内地做成那么卖钱”。
于是，第二部内地作品，陈可辛要拍“大片”。高成本、全明星，让投资方加大赌注，让票房压力落到这个行业最有影响力的人身上去，这样他们才会努力帮助你扫清影片成功的一切障碍。2007年的《投名状》里，投资方中出现了中影集团，陈可辛拉上了韩三平。
这个算盘陈可辛没有打错，有了中影和韩三平，《投名状》明显比《如果·爱》更受重视，最终票房超过了两亿。
但这一年陈可辛又遇到了一个“意外”，他和冯小刚的《集结号》打了一次“遭遇战”。《投名状》比《集结号》早上映一个星期，那时候陈可辛信心十足，认为一部“讲解放军”的电影不会有什么威胁，“没有明星，从头到尾脏兮兮，能过一亿就不错了”。可《集结号》上映后，《投名状》的票房开始明显下滑，“掉得离谱，完全不正常”。最终，原本期待票房能过三亿的《投名状》，只拿到了两亿出头。陈可辛轻敌了。后来他说，要是我一早看《集结号》，《投名状》的档期就不会排在《集结号》的前面。
《集结号》让陈可辛忽然意识到，“主旋律”大片如果做得好，比普通“大片”更好卖。“我对内地老百姓又加深了一点认识，原来全世界的一种商业的规律，在这里不一定行得通，这里是有中国特色的。”2008年成立“我们制作”后，陈可辛找剧本的标准就是不和主流意识形态冲突，还要让老百姓感动。于是，“我们制作”参与投资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十月围城》，讲了一个全明星阵容的保镖保护孙中山的故事。这一回，占了投资比例50%的投资方是五大广电集团，它们全都能够对影片的宣传发行起到直接的帮助。
精打细算找平衡
在内地打拼6年，陈可辛已经深谙大陆电影市场的运行规则。做商业片，陈可辛游刃有余。他一直都有雄心勃勃的票房计划。“我们制作”和保利博纳合作，成立“人人电影”，号称3年内要拍15部电影，票房要达到20亿。虽然双方最终因为对电影制作的理念不合而分道扬镳，但赚钱在陈可辛眼中仍是首位的，他说，如果三部片不卖，我就可以退出江湖了。
宣传《武侠》时，陈可辛说，赚钱是电影工业的道德。只有赚到了钱，才有资格在这个市场上活下去，才有资格去拍那些真正想拍，却不赚钱的电影。
进军大陆前，陈可辛就知道如何平衡这一切。2002年到2005年，陈可辛监制了《见鬼》系列和《三更》系列。之所以拍鬼片，就是因为这是最能够模糊社会文化差异的影片类型，能在香港卖，也能在国际市场上卖。鬼片卖得好，陈可辛就有钱去投资他真正想做的电影：《金鸡》和《金鸡2》。
《金鸡》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的提名，让吴君如拿到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口碑颇佳，但票房却不好。用这些赔钱的电影，陈可辛表达了自己对香港的感情。他说，香港人太善于遗忘了，我要帮他们记住一些事。
《武侠》中也有这种精打细算的“平衡”。在精心确定卖点后，陈可辛才稍微在影片中加入了一些个人元素——金城武扮演的侦探身上“法”和“情”的冲突，对人本性的质问。这些对《武侠》来说远没有甄子丹和惠英红在房顶上那一场“跑酷”来得重要。
《武侠》当然不是陈可辛最想拍的那一类电影，《如果·爱》不是，《十月围城》也不是。接下来陈可辛的“我们制作”打算拍《血滴子》和《钟馗》。这些都是古装片，容易过审也容易卖。其实，陈可辛自己想拍的是《等待》，一个发生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爱情故事。版权他已经买了许多年，但一直立不了项，过不了审。他还买了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的版权，也只能先放在一边，立项看起来遥遥无期。
对话陈可辛
京华周刊：为什么《武侠》的大结局中，王羽扮演的大反派最终是被雷劈死的？
陈可辛：其实江湖就是一山还有一山高，惠英红出来好像很能打，结果被甄子丹干掉了，甄子丹好像很能打，但在王羽面前溃不成军，所以王羽其实是天下无敌的。所以退隐了十年的甄子丹，是不可能打得赢他的，这里必定需要有一个意外去杀他。
其实他们部落一直都是被汉人迫害，所以他们一直都是在骂天。灵感很像是我小时候学校《圣经》的课程，摩西带犹太人出埃及，耶和华约定给他们乐土，摩西在西奈山上用拐杖对耶和华抗议地敲了三下，耶和华很生气，便惩罚摩西不得入以色列。有點像摩西骂天，王羽最后被雷劈是天谴，与天斗，他的宿命便是死路一条。
：为什么会想用“微观武侠”、“医学武侠”这样的概念来做卖点？
陈可辛：我们去看了一个纪录片，讲述一个子弹进入人体并且造成伤害的原理过程，子弹在人体中对人的致命伤害可以有一百种，不同的位置就带来不同的伤害，影响到你的血管，最后导致心脏停止。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可以解释我们常常讲的点穴的方法，就是用现代西医的认证方法去尝试呈现、解释古代中医或者武学上所说的那种点穴和功力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我就对子丹说，可能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一个风格和技巧，有了这个之后我们才开始发展剧本，跟我以前所有的创作过程完全是本末倒置的。
：《武侠》于你之前的创作而言，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陈可辛：我以前比较多讲人文的东西，讲很多我对人性、情感、成长的疑问，都是因为自己的一个观点看法而去发展一个剧本，然后里面会有三、四个很有层次又充满问题的角色。要把这个层次给解读出来，每部戏都需要很长的篇幅和对白，所以我的戏很多时候两个多小时连剧情都没有讲完。
这次没有那么多话要讲，也没有那么多问题要问。我是在跟子丹拍《十月围城》的时候觉得他的动作非常美，不光美，还很有力量。因为近年的武侠片或者动作片，都比较偏于虚幻、唯美，没有给我真实的感觉，我就会很容易出戏。子丹的动作，没有失去一个动作片应该有的力量，也没有牺牲真实感。站在这个角度来讲，和他合作一部武侠片，对我来讲应该是很大的突破。
：那么在这部电影中，除了“突破”之外，之前的“陈可辛”有没有保留？
陈可辛：徐百九和我以前拍过的角色最像。因为他就是一个问问题的角色，对人生、对法和人情有矛盾的角色。我永远都是在提出一些矛盾的问题，包括《投名状》李连杰的角色，你觉得你在做一件对的事情，但你做错了，其实你做错了，反而是对的。他觉得法律不外乎人情，结果他错了，他觉得人情不外乎法律，结果又错了。所以这个反而是最像我心底里常会问的问题，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拍这样没有拍过的类型片，会不会有瓶颈？
陈可辛：其实我觉得有才华的人永远都觉得自己在瓶颈的状态里。子丹是，我也是。每一部电影拍完都好像虚脱一样，都是要求很高的人。瓶颈对我而言不见得是坏事。
甄子丹、汤唯和金城武主演的《武侠》一度被认为是“暑期最值得期待的国产电影”，而对于导演陈可辛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将目光投向“江湖”。
陈可辛说，《武侠》是自己最“机关算尽”的电影。他早早算好了要“风格先行”，要卖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武侠新概念。用起明星来，陈可辛也毫不吝啬，除了甄子丹金城武“双雄”对垒，汤唯甘当“绿叶”，王羽重出江湖，惠英红再当打女，李小冉甚至只有三句半的台词。
这距离陈可辛第一次“北上”拍片，已经有6年时间。在这6年中，他尝试了歌舞片《如果·爱》、战争片《投名状》乃至“主旋律”影片《十月围城》。2008年成立“我们制作”电影制作公司，陈可辛一步一步、精打细算，打定主意将内地电影市场视为自己的主战场，并一定要在其中杀出一条胜利之路。
《武侠》不“武侠”
最初，陈可辛并不认为自己有朝一日会拍一部武侠片。
在上世纪90年代，徐克式武侠片最红火的年头，陈可辛对这类片子充满反感。“当时的潮流就是拍《黄飞鸿》那样的武侠动作片，但我极度不喜欢，也不会拍。每次看录像带，一看到打的镜头，我就快进。”
可后來，陈可辛改变了主意。和甄子丹合作了《十月围城》之后，甄子丹主动表示愿意接着跟他拍片。“一个最有价值的明星，不用去求他哄他，他就想跟我拍戏，当然要拍了。跟甄子丹该怎么拍呢？当然一定要拍打片。”接受媒体访问时，陈可辛老老实实承认拍《武侠》的最简单动因。剩下的就是操作问题，不能翻拍经典老戏，不能毫无新意，翻来覆去，陈可辛终于找到全新的概念来包装这部打片——“医学武侠”、“微观武侠”。
《武侠》的剧情其实简单得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武林高手退出江湖，却被一个侦探看出行迹，偏偏又躲不过找上门来的腥风血雨，最后只能自断一臂，与过去大战一场。乍一看来，这是个很符合武侠片传统的老桥段：欲隐而不能，人在江湖，永远身不由己。但是，陈可辛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这必须是一部风格先行的电影。所谓“风格”，就是形式感比内容更重要，明星、动作和不一样的概念，才是《武侠》的核心，至于故事，只不过是为此服务罢了。“甄唯武”组合和“医学武侠”的视角，才是这部电影的最大卖点。
陈可辛说，这和他之前的创作完全不一样。“以前都是先有很密集的内容，然后再去发展风格和镜头，对我而言故事与人物永远是第一位的。”它们甚至连拍摄动因都不一样，以前的电影，动因是怀疑，怀疑性别、爱情、理想。《投名状》甚至包含了陈可辛对整个人生的怀疑。可这一次，《武侠》没有这么深刻的野心，只是一部能赚钱、有“风格”的武侠片而已。
在影片中，人们可以看到对武侠的“科学解释”：“轻功”是由于人体的密度低于空气的密度、穴位可以控制情绪；人们还可以详细地窥见，致命的一拳如何使力量通过神经最终导致心脏骤停。除此以外，金城武饰演的侦探徐百九的查案过程也被评价为“如CSI一样”：镜头不停地闪回、拆解每个功夫动作的细节。
这一切，都与观众们熟知的江湖和武林不符。《武侠》面临着“没有侠义精神”的质疑。
对此，陈可辛说，武侠片只是一种类型。片中尽管金城武出尔反尔，但甄子丹还是对他说：“我信。”在陈可辛看来，这就是“侠”了。
其实，除了卖新概念外，陈可辛还是向传统武侠致了敬。他是经典邵氏电影《独臂刀》的粉丝，甄子丹自断左臂，显然灵感来源于此，而大反派饰演者王羽，正是当年《独臂刀》的男主角。
拍大片，拍主旋律大片
金城武在接受采访时问，陈可辛的电影为什么这几年越拍越“大”了？从《如果·爱》到《武侠》，陈可辛一直在试图寻找一条适合内地市场的“商业大片”道路。
陈可辛第一次北上“试水”是2005年。那一年，“贺岁档”刚刚风起云涌，各路“大片”占领影院的黄金档，有陈凯歌的《无极》、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还有陈可辛的歌舞片《如果·爱》。
上映之前，陈可辛自己预期会有6000万票房，可最终票房只有3000万。陈可辛对结果有些失望，但这个时候，他已经决定来内地发展。2005年贺岁档那些成功的“大片”让他第一次看到，即使只有说汉语的人看电影，也够回本了。
陈可辛“悟”得很快。《如果·爱》让他明白，一部电影的票房结果，与其说是看影片质量，不如说是看宣传发行的力度，“看做得强势不强势，有没有后台，够不够让影院注意你”。而这一年《无极》的票房成功，更是让他看到了中影集团的力量——“把一部在香港、在全世界其他地方票房都垮成那样的电影，在中国内地做成那么卖钱”。
于是，第二部内地作品，陈可辛要拍“大片”。高成本、全明星，让投资方加大赌注，让票房压力落到这个行业最有影响力的人身上去，这样他们才会努力帮助你扫清影片成功的一切障碍。2007年的《投名状》里，投资方中出现了中影集团，陈可辛拉上了韩三平。
这个算盘陈可辛没有打错，有了中影和韩三平，《投名状》明显比《如果·爱》更受重视，最终票房超过了两亿。
但这一年陈可辛又遇到了一个“意外”，他和冯小刚的《集结号》打了一次“遭遇战”。《投名状》比《集结号》早上映一个星期，那时候陈可辛信心十足，认为一部“讲解放军”的电影不会有什么威胁，“没有明星，从头到尾脏兮兮，能过一亿就不错了”。可《集结号》上映后，《投名状》的票房开始明显下滑，“掉得离谱，完全不正常”。最终，原本期待票房能过三亿的《投名状》，只拿到了两亿出头。陈可辛轻敌了。后来他说，要是我一早看《集结号》，《投名状》的档期就不会排在《集结号》的前面。
《集结号》让陈可辛忽然意识到，“主旋律”大片如果做得好，比普通“大片”更好卖。“我对内地老百姓又加深了一点认识，原来全世界的一种商业的规律，在这里不一定行得通，这里是有中国特色的。”2008年成立“我们制作”后，陈可辛找剧本的标准就是不和主流意识形态冲突，还要让老百姓感动。于是，“我们制作”参与投资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十月围城》，讲了一个全明星阵容的保镖保护孙中山的故事。这一回，占了投资比例50%的投资方是五大广电集团，它们全都能够对影片的宣传发行起到直接的帮助。
精打细算找平衡
在内地打拼6年，陈可辛已经深谙大陆电影市场的运行规则。做商业片，陈可辛游刃有余。他一直都有雄心勃勃的票房计划。“我们制作”和保利博纳合作，成立“人人电影”，号称3年内要拍15部电影，票房要达到20亿。虽然双方最终因为对电影制作的理念不合而分道扬镳，但赚钱在陈可辛眼中仍是首位的，他说，如果三部片不卖，我就可以退出江湖了。
宣传《武侠》时，陈可辛说，赚钱是电影工业的道德。只有赚到了钱，才有资格在这个市场上活下去，才有资格去拍那些真正想拍，却不赚钱的电影。
进军大陆前，陈可辛就知道如何平衡这一切。2002年到2005年，陈可辛监制了《见鬼》系列和《三更》系列。之所以拍鬼片，就是因为这是最能够模糊社会文化差异的影片类型，能在香港卖，也能在国际市场上卖。鬼片卖得好，陈可辛就有钱去投资他真正想做的电影：《金鸡》和《金鸡2》。
《金鸡》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的提名，让吴君如拿到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口碑颇佳，但票房却不好。用这些赔钱的电影，陈可辛表达了自己对香港的感情。他说，香港人太善于遗忘了，我要帮他们记住一些事。
《武侠》中也有这种精打细算的“平衡”。在精心确定卖点后，陈可辛才稍微在影片中加入了一些个人元素——金城武扮演的侦探身上“法”和“情”的冲突，对人本性的质问。这些对《武侠》来说远没有甄子丹和惠英红在房顶上那一场“跑酷”来得重要。
《武侠》当然不是陈可辛最想拍的那一类电影，《如果·爱》不是，《十月围城》也不是。接下来陈可辛的“我们制作”打算拍《血滴子》和《钟馗》。这些都是古装片，容易过审也容易卖。其实，陈可辛自己想拍的是《等待》，一个发生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爱情故事。版权他已经买了许多年，但一直立不了项，过不了审。他还买了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的版权，也只能先放在一边，立项看起来遥遥无期。
对话陈可辛
京华周刊：为什么《武侠》的大结局中，王羽扮演的大反派最终是被雷劈死的？
陈可辛：其实江湖就是一山还有一山高，惠英红出来好像很能打，结果被甄子丹干掉了，甄子丹好像很能打，但在王羽面前溃不成军，所以王羽其实是天下无敌的。所以退隐了十年的甄子丹，是不可能打得赢他的，这里必定需要有一个意外去杀他。
其实他们部落一直都是被汉人迫害，所以他们一直都是在骂天。灵感很像是我小时候学校《圣经》的课程，摩西带犹太人出埃及，耶和华约定给他们乐土，摩西在西奈山上用拐杖对耶和华抗议地敲了三下，耶和华很生气，便惩罚摩西不得入以色列。有點像摩西骂天，王羽最后被雷劈是天谴，与天斗，他的宿命便是死路一条。
：为什么会想用“微观武侠”、“医学武侠”这样的概念来做卖点？
陈可辛：我们去看了一个纪录片，讲述一个子弹进入人体并且造成伤害的原理过程，子弹在人体中对人的致命伤害可以有一百种，不同的位置就带来不同的伤害，影响到你的血管，最后导致心脏停止。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可以解释我们常常讲的点穴的方法，就是用现代西医的认证方法去尝试呈现、解释古代中医或者武学上所说的那种点穴和功力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我就对子丹说，可能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一个风格和技巧，有了这个之后我们才开始发展剧本，跟我以前所有的创作过程完全是本末倒置的。
：《武侠》于你之前的创作而言，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陈可辛：我以前比较多讲人文的东西，讲很多我对人性、情感、成长的疑问，都是因为自己的一个观点看法而去发展一个剧本，然后里面会有三、四个很有层次又充满问题的角色。要把这个层次给解读出来，每部戏都需要很长的篇幅和对白，所以我的戏很多时候两个多小时连剧情都没有讲完。
这次没有那么多话要讲，也没有那么多问题要问。我是在跟子丹拍《十月围城》的时候觉得他的动作非常美，不光美，还很有力量。因为近年的武侠片或者动作片，都比较偏于虚幻、唯美，没有给我真实的感觉，我就会很容易出戏。子丹的动作，没有失去一个动作片应该有的力量，也没有牺牲真实感。站在这个角度来讲，和他合作一部武侠片，对我来讲应该是很大的突破。
：那么在这部电影中，除了“突破”之外，之前的“陈可辛”有没有保留？
陈可辛：徐百九和我以前拍过的角色最像。因为他就是一个问问题的角色，对人生、对法和人情有矛盾的角色。我永远都是在提出一些矛盾的问题，包括《投名状》李连杰的角色，你觉得你在做一件对的事情，但你做错了，其实你做错了，反而是对的。他觉得法律不外乎人情，结果他错了，他觉得人情不外乎法律，结果又错了。所以这个反而是最像我心底里常会问的问题，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拍这样没有拍过的类型片，会不会有瓶颈？
陈可辛：其实我觉得有才华的人永远都觉得自己在瓶颈的状态里。子丹是，我也是。每一部电影拍完都好像虚脱一样，都是要求很高的人。瓶颈对我而言不见得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