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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让文博教育“出馆”，主动进入更多场景，创新国宝的“打开方式”
很少有一档以文博为主题的电视节目一经开播便“刷屏”。
2017年12月3日，中央电视台推出的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首播，当晚在网络社区豆瓣获得9.3分；首播集上传仅三天，节目在视频网站哔哩哔哩的播放量就达到37.5万。
从《朗读者》到《国家宝藏》，文化类节目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号召力和创新力。
不過，《国家宝藏》给人的启示并不仅在于文化类节目如何创新，更重要的是它找到了让文物“活起来”的一种路径。“开口说话”的国宝，不仅让文博人“热泪盈眶”，也让观众看懂了。
让文物“活起来”的方式比想象中更多，无论怎样“活起来”，最终旨归都是让全民自觉地成为“国宝守护人”。
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文脉，藏在一件件文物中。人们因此而被国宝吸引，走入了博物馆。
据统计，2016年全国注册登记博物馆总数达到4873座，免费开放博物馆占总数的87.1%；全年举办展览3.08万次，参观人数约9亿人次。
数据可喜，显现出欣欣向荣。但是，展陈方式不够生动、大博物馆参观人流量大，时常让兴致勃勃走进博物馆的人对参观体验感到失望。另外，仍有很多人将博物馆和旅游景点画上等号，在博物馆的珍宝前走马观花。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博物馆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藏品不断汇聚、展览不断丰富，不愁前来的观众，仅有这些够了吗？不够。”
博物馆事业是否真正贡献于社会的发展，最终要看博物馆的资源是否最大程度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对文博人来说，这任重道远。
公众对博物馆的需求，其实就在于通过博物馆的研究与教育，听到沉默的文物有怎样的故事，看到故事中蕴藏着何种文脉，进而提振文化自信。
藏品是博物馆的心脏，教育是博物馆的灵魂。文博人为让文物“活起来”所作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博物馆实施专项教育活动10.9万次。
但是，专项教育活动或专家的巡回讲座终究受限于场地。文博教育的效果若要进一步深入和扩大，让更多人在懂得博物馆的基础上走进博物馆，就有必要让文博教育“出馆”，主动进入更多场景，创新国宝的“打开方式”。
2017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开幕前，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部长通道”上对媒体表示：“现有的渠道我们要充分利用和提升，特别是现在有4692座博物馆，怎么样能使博物馆的展存能向公众提供丰富多彩的服务方面要下大力气。”
显然，让国宝资源与电视、网络媒介对接是可行的。
早年间有《探索·发现》《国宝档案》等品牌文博节目，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多元审美需求面前，这些节目虽有足够的信息量，形式却显得僵化死板了。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能够在近年热播，是因为勾连了文物与当代人的情感关系。文物虽然沉默，但“修文物”是古今匠人的对话，仿佛藏于深宫的文物在等待重生和世人的再次凝视。
国之重宝，一眼千年，讲述国宝的“前世今生传奇”——这是《国家宝藏》打开国宝的方式。九大博物馆的共同参与显然也证明，博物馆苦苦寻求的文博教育之路找到了新的发力点：广开媒介，叙说文脉，连接情感。
越王勾践剑里的“剑魂”、石鼓里的“汉字中国”、曾侯乙编钟里的“华夏正音”都启示人们，国宝并不冰冷，它们的故事一开口就是上下五千年，与中国人的精神和情感共振。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
可以说，守护国宝也是滋养精神的过程。《国家宝藏》让明星来担任“国宝守护人”，同时通过国宝“今生”的故事，串联起一个个与国宝有所渊源的个体，如考古学者、博物馆志愿者、非遗传承人等，并设置了“守护宣言”环节。
这让守护国宝这项文博人默默从事的事业，变得充满了仪式感。或许我们可以追问一句：为何要让“守护”有仪式的加持？
自古以来，仪式的背后就是一种“礼”，是某种庄重的精神现实化的表现。突出守护的仪式，无疑是为了让守护国宝、守护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更加深入人心，从而让人有守护的自觉。
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近几年，每年全国涉文物犯罪立案数量都在2000起以上，文物犯罪形势严峻，一些职业盗墓犯罪团伙流窜各地盗掘古墓葬，给国家文物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文物盗掘多发生在荒郊野外，具有隐蔽性，不利于监管，而发现文物盗掘的群众也常常认为事不关己，不进行举报。
百年前的一些重大文物盗掘案件中，甚至有周围百姓引导盗墓者进入古墓葬的事例。在当时的百姓心中，文物并不是国家财产，而是皇帝的、墓主人的财产，也就没有保护文物的意识。
古今的案例都证明，有效保护文物不能仅仅依靠法律手段，让“守护国宝”成为一种广泛的自觉、一种深入践行的精神，才是治本的良策。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博类节目和文博教育的旨归，已经在《国家宝藏》首播集石鼓的故事中呈现：司马光之父司马池遍地寻访失落的石鼓，幼年司马光不解父亲为何苦寻这些“石头”，司马池殷殷教诲，石鼓朴拙，但其中有华夏文字的脉络。父子的世代守护，是一种精神传承的象征。
多措并举让文物“活起来”，在普及文物知识的基础上，通过紧密的情感互动滋润新一代青年的精神，使更多人意识到：文物并不是个人的财产，而是民族共有的文化遗产；守护国宝也不仅是文博从业人员的事情，每个国人都应是“国宝守护人”。
很少有一档以文博为主题的电视节目一经开播便“刷屏”。
2017年12月3日，中央电视台推出的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首播，当晚在网络社区豆瓣获得9.3分；首播集上传仅三天，节目在视频网站哔哩哔哩的播放量就达到37.5万。
从《朗读者》到《国家宝藏》，文化类节目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号召力和创新力。
不過，《国家宝藏》给人的启示并不仅在于文化类节目如何创新，更重要的是它找到了让文物“活起来”的一种路径。“开口说话”的国宝，不仅让文博人“热泪盈眶”，也让观众看懂了。
让文物“活起来”的方式比想象中更多，无论怎样“活起来”，最终旨归都是让全民自觉地成为“国宝守护人”。
文博教育也需“出馆”
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文脉，藏在一件件文物中。人们因此而被国宝吸引，走入了博物馆。
据统计，2016年全国注册登记博物馆总数达到4873座，免费开放博物馆占总数的87.1%；全年举办展览3.08万次，参观人数约9亿人次。
数据可喜，显现出欣欣向荣。但是，展陈方式不够生动、大博物馆参观人流量大，时常让兴致勃勃走进博物馆的人对参观体验感到失望。另外，仍有很多人将博物馆和旅游景点画上等号，在博物馆的珍宝前走马观花。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博物馆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藏品不断汇聚、展览不断丰富，不愁前来的观众，仅有这些够了吗？不够。”
博物馆事业是否真正贡献于社会的发展，最终要看博物馆的资源是否最大程度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对文博人来说，这任重道远。
公众对博物馆的需求，其实就在于通过博物馆的研究与教育，听到沉默的文物有怎样的故事，看到故事中蕴藏着何种文脉，进而提振文化自信。
藏品是博物馆的心脏，教育是博物馆的灵魂。文博人为让文物“活起来”所作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博物馆实施专项教育活动10.9万次。
但是，专项教育活动或专家的巡回讲座终究受限于场地。文博教育的效果若要进一步深入和扩大，让更多人在懂得博物馆的基础上走进博物馆，就有必要让文博教育“出馆”，主动进入更多场景，创新国宝的“打开方式”。
广开媒介，连接情感
2017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开幕前，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部长通道”上对媒体表示：“现有的渠道我们要充分利用和提升，特别是现在有4692座博物馆，怎么样能使博物馆的展存能向公众提供丰富多彩的服务方面要下大力气。”
显然，让国宝资源与电视、网络媒介对接是可行的。
早年间有《探索·发现》《国宝档案》等品牌文博节目，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多元审美需求面前，这些节目虽有足够的信息量，形式却显得僵化死板了。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能够在近年热播，是因为勾连了文物与当代人的情感关系。文物虽然沉默，但“修文物”是古今匠人的对话，仿佛藏于深宫的文物在等待重生和世人的再次凝视。
国之重宝，一眼千年，讲述国宝的“前世今生传奇”——这是《国家宝藏》打开国宝的方式。九大博物馆的共同参与显然也证明，博物馆苦苦寻求的文博教育之路找到了新的发力点：广开媒介，叙说文脉，连接情感。
越王勾践剑里的“剑魂”、石鼓里的“汉字中国”、曾侯乙编钟里的“华夏正音”都启示人们，国宝并不冰冷，它们的故事一开口就是上下五千年，与中国人的精神和情感共振。
每个国人都应是“国宝守护人”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
可以说，守护国宝也是滋养精神的过程。《国家宝藏》让明星来担任“国宝守护人”，同时通过国宝“今生”的故事，串联起一个个与国宝有所渊源的个体，如考古学者、博物馆志愿者、非遗传承人等，并设置了“守护宣言”环节。
这让守护国宝这项文博人默默从事的事业，变得充满了仪式感。或许我们可以追问一句：为何要让“守护”有仪式的加持？
自古以来，仪式的背后就是一种“礼”，是某种庄重的精神现实化的表现。突出守护的仪式，无疑是为了让守护国宝、守护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更加深入人心，从而让人有守护的自觉。
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近几年，每年全国涉文物犯罪立案数量都在2000起以上，文物犯罪形势严峻，一些职业盗墓犯罪团伙流窜各地盗掘古墓葬，给国家文物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文物盗掘多发生在荒郊野外，具有隐蔽性，不利于监管，而发现文物盗掘的群众也常常认为事不关己，不进行举报。
百年前的一些重大文物盗掘案件中，甚至有周围百姓引导盗墓者进入古墓葬的事例。在当时的百姓心中，文物并不是国家财产，而是皇帝的、墓主人的财产，也就没有保护文物的意识。
古今的案例都证明，有效保护文物不能仅仅依靠法律手段，让“守护国宝”成为一种广泛的自觉、一种深入践行的精神，才是治本的良策。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博类节目和文博教育的旨归，已经在《国家宝藏》首播集石鼓的故事中呈现：司马光之父司马池遍地寻访失落的石鼓，幼年司马光不解父亲为何苦寻这些“石头”，司马池殷殷教诲，石鼓朴拙，但其中有华夏文字的脉络。父子的世代守护，是一种精神传承的象征。
多措并举让文物“活起来”，在普及文物知识的基础上，通过紧密的情感互动滋润新一代青年的精神，使更多人意识到：文物并不是个人的财产，而是民族共有的文化遗产；守护国宝也不仅是文博从业人员的事情，每个国人都应是“国宝守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