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几年，每到3月，作为四川省全国人大代表的阿来都要在北京待上差不多一个礼拜，今年也不例外。在代表团驻地院子门前停留超过5分钟，就会有执勤警察态度和蔼地上前表达关切。阿来出门“认领”记者，然后一言不发地站在一旁等着完成各种安检手续。直到进入电梯，阿来才像是松了一口气一样，笑着对记者说，“幸亏今天没有领导过来，不然你们都进不来。”
　　一进房间，阿来就把围巾随手扔在了床上，然后坐在窗边点了一根烟。投射进来的阳光打在领带上，那条不规则的红绿小色块图案的领带与他的一身黑西装多少有点违和。阿来像是撇清一样解释，这不是他平时的装束，“大会要求穿西装，不能不穿，平时我都是穿运动服”。阿来说这话时，眼神下垂，目光所及是一双黑色的运动鞋。此时的阿来才更接近于一个作家。
　　这位曾经以《尘埃落定》成名，以魔幻色彩被人津津乐道的小说家，这一次出版了一本绝对冷静和逼向史实的非虚构作品《瞻对》。

一次非虚构的写作

　　在阿来之前，“瞻对”没有被真正地进行过文学书写。甚至，作为一个怪异的地名，它极少被人提及。事实上，中国现在的行政区划中已经没有“瞻对”这个名称，古时的上中下三瞻在宣统三年刚刚设置瞻对治委会不久，就在同年发生的辛亥革命之后被革命党人改名为怀柔县，这个颇具深意的名字不久又被改成“瞻化县”。1952年，新龙县成为这块地方的最终名称。
　　阿来鄙夷现在的人们对于“新龙县”不着四六的小资式浪漫想象。这个弹丸之地的历史实际上血色弥漫——“从雍正八年（1730年）开始，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朝政府六次发兵征讨一个只有县级建制的弹丸之地；民国年间，因此地的归属权双方相互争夺、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中摇摆不定；直至1950年，解放军未经战斗将此地解放……两百多年来，清廷官兵、西部军阀、国民党军队、西藏地方军队乃至英国军队等，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这个地方，搅得风生水起——这就是瞻对！”这是《瞻对》的内容简介，不超过200字，那块土地上绵延的战乱却超过了200年。
　　阿来将写作《尘埃落定》视为自己关注川藏地方史的起点，之后的每一部作品，都与此密切相关。为了写作《格萨尔王》，阿来在四川、青海与西藏交界的藏区游历了20多个县，采集到很多故事，有些故事就是关于贡布郎加的。这个一出生就被高僧认定是恶魔转世的瞻对土司，不服从于清朝，也不理会西藏，甚至还藐视宗教。他关注的只是权力和金钱，直到有一天抢到大清的兵士头上。这可视为瞻对200年乱象的开始。阿来把贡布郎加列入自己的写作清单，只是那时候，他的计划还是写作一部小说。
　　改名为新龙县的瞻对，现在并非与世隔绝的秘境。阿来时不时独自驾车直奔瞻对，每一次造访短则10天，长则两个月。农民、家庭主妇、教师、公务员以及僧侣，都是他的采访对象。他一共采访了上百人。并且在当地找到了很多第一手的藏文史料，有些资料因为年代久远，已经被羊啃去了一半。
　　阿来发现自己已经无需进行任何虚构写作，因为史料就已经足够丰富。开始写作《瞻对》的时候，他同时在写另一部小说。一天夜里，阿来发了一条微博：“写一本新书，所谓现实题材，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开写的时候有新鲜感，但写着写着，发现这些所谓新事情，骨子里都很旧，旧得让人伤心。索性又钻到旧书堆里，来写旧事。又发现，这些过去一百年两百年的事，其实还很新……”那一天，他刚刚梳理了第一次瞻对之战。在他的研究中，愈加发现，对于一个事件的分析，皇帝、大臣、土司、农民各执一词。这个曾经在小说中融入了魔幻主义的作家，这一次必须让自己成为一个抽丝剥茧的历史学家。
　　历史上，瞻对的人们自豪这块土地如一块坚固的铁疙瘩，一直与 “朝廷”斗争了200年。但如今，阿来却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到了当年那些人的坚持，也看到了他们的愚昧。
　　铁疙瘩现在已经融化。从康定机场出发，只需要半天就可以到达新龙县，这为当地带去了很多游客。新龙县居民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确认为49768人。县政府的官方网站中只提供了2010年的生产总值为38500万元，在新龙县的百度百科条目中，新龙县的资源简介后写了一个后缀——急待开发。
　　如今“铁疙瘩”的融化其实仍是外界强加的改变，只不过这种外力更多地来自于经济和资本的流通，金钱和现代的生活方式比枪炮和武力更容易打开一块封闭的土地。这个过程在阿来看来尽管有些悲哀，但他也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世上哪有不融化的地方呢？”阿来这样说道。

重拾文学的信心

　　这一次的两会，阿来提交了三条议案，分别关于环保、文化以及教育。只有抛下那些议案，从会场下来，他才会回到作家模式，聊聊自己的文学之路。
　　多年以后，阿来还乐于提起当年主动停止写作的四年。
　　30岁那年，阿来已经出版了两本书——诗集《棱磨河》与小说集《旧年的血迹》。都与藏地生活有关。对于身处四川藏区阿坝马尔康的文学青年来说，这已经算得上不小的成就。但阿来自己却感觉到了悲哀。他突然觉得如果按照这样的路数写下去，无非是“在中国的所谓作家队伍当中再增加一个写三四流作品的人”。
　　于是，接下来的4年中，阿来不再写作。当时，他已经进入阿坝州文化局《新草地》杂志做文学编辑。工作之余，他开始在若尔盖草原行走。关于那段游历有很多美好的解读，人们将其视为精神漫游。但多年后，阿来用肯定的口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就是为了“重新拾取文学信心”。阿来自己也说不清在4年的游历中到底收获了哪些具体的东西，他只是大量读书以及搜集地方史料。除了文字，他也乐于倾听那些口口相传了数百年的口述史。但他当时也不知道，那些“道听途说”的内容将会给自己未来的写作提供怎样的养料。 　　终于，在1994年5月的一天，阿来突然有了要“写个东西”的欲望。刚刚学会打字的阿来，打开电脑敲出了第一个字，然后一直写到那一年冬天。他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这部作品，在写完最后一个字之后，如同放下了一桩心事般地为这本书起了一个名字——《尘埃落定》。
　　略带魔幻色彩的《尘埃落定》于1998年出版之后，获得当年的“茅盾文学奖”，于是阿来也成了人们眼中的名作家。这也算得上是阿来在过去4年中一直在寻找的答案。阿来明白，《尘埃落定》因为其中的想象与虚构，内容是“飘起来”的，所以他还需要通过一次写作回到地面。于是，就有了之后的《大地的阶梯》。这是阿来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因为出版时，中国大陆非虚构写作的风潮还未兴起，这本书干脆被划为“地理散文”。“地理散文”《大地的阶梯》可以视为是《尘埃落定》的真实背景。
　　1997年，阿来从阿坝来到成都，成为《科幻世界》的编辑。《尘埃落定》让阿来成为记者们追逐的目标，阿来也来者不拒，只不过所有的采访在开了一个头之后，就被他引到了《科幻世界》上。从草原上下来的阿来，似乎从未与现代甚至未来文明有任何隔膜，他表现出的对于科幻的兴趣让他的同伴们吃惊。《科幻世界》发行量开始不断攀升，差不多3年之后，阿来成为这本被世界科幻协会评为最佳期刊的杂志的总编辑，继而兼任社长。直到为了写作《格萨尔王》而辞职。2009年，阿来当选四川省作协主席。

“我巴不得能用英语写作”

　　如果说《大地的阶梯》与魔幻的《尘埃落定》还有某种精神联系，那么如今的这本《瞻对》则完全是冷峻的历史。
　　在阿来的观察中，写作《大地的阶梯》时，改革仍旧是全中国的共识，但到了写作《瞻对》的时候，这种共识正在变得模糊。阿来开始担心，共识缺失会使社会矛盾更为凸显，也会带来更激烈的文化冲突，甚至是民族矛盾。
　　阿来自认为是“80年代过来的人”，对改革持乐观态度。不过后来的发展超出阿来的预判，中国在有些地方越来越好的同时，有些地方竟然越来越坏。这使得阿来内心又开始纠结。上了年纪的阿来没有像上一次那样用行走回答内心的疑问，而是用写作来说服自己，于是有了《瞻对》。
　　阿来的写作一直围绕着汉藏。但作为藏族人，他从未用藏文发表过作品。他的批评者认为他连本民族的语言都没有掌握。其实，阿来继承了母亲身上的藏族血统，而父亲是一个行走于川藏边界的商人的儿子。1980年代，阿来去办身份证时被要求确定民族身份。他说：今天我办不了，我得回去想想。阿来想了很长时间，“如果填汉族，那就舍弃了我的母亲，如果填藏族，那我父亲怎么办”。很多年之后，阿来说起当时的情景，情绪还是有些激动，“私生子都有父亲，何况我还不是私生子。”阿来最终的思考结果是他选择了母系的血统，他说这是因为自己心里有着天生的对于弱小一方的同情。
　　阿来上小学的时候，对老师的课堂授课都懵懵懂懂。直到三年级时有一天他明白无误地听懂了老师的一句汉语，才算是打开了那扇通往未来的门。他在之后再也没能系统地学习过藏文书写，而只保留了藏语交流的能力。
　　在出生地马塘村念完小学之后，阿来坚持要到远处去念初中。之后像汉族人一样挣工分。熬到恢复高考，阿来在志愿表格上填满了各种地质学校，他希望这个专业能让他走得更远。但他没有被任何一所地质学校录取，却考上了马尔康师范学院。在之后的两年中，阿来接受了正规的汉语学习，然后成了一名用汉语授课的乡村教师。在那段孤寂的日子里，他开始读书，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直到今天，这些名字还在他的日常谈话中经常出现。
　　如果把这些视为他的文学启蒙，那么从最初，他就不是一个狭义上的藏族作家。他自己更乐于被称为“华语作家”。他对此的解释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更多的读者看到——“巴不得我能用英语写作！”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阿来知道，目前在民族地区推广的双语教学，令少数民族学生在掌握本民族语言的同时也具有汉语的听说读写能力，这使得很多藏族读者可以看得懂阿来的汉语作品。但双语教学同样被有些人认为会弱化民族性。而阿来对此毫不在意，在他看来，全球化就是许多民族的民族性丧失换来的。“尤其是今天，哪有单独的经济全球化啊，背后一定是文化全球化”。阿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阿来不想在自己的小说里把藏区描述为一种异域情调。他厌恶那些将少数民族地区当作青花瓷来欣赏的人们——“他们在要求别人不要变的时候，自己每时每刻都在变，日新月异，世界上的进步他们一分钟都不会落下，然后他说，你们不要变。我们太新了，觉得都厌倦了。厌倦的时候我们到你这来，像坐时光机一样，回到你们那去，但是我不会在你那久待，过几天又要回来，因为我怕离开北京一个月，回来就赶不上趟，那些时髦的词儿我都不会了……”
　　阿来正在写作的一部小说就充满这样的“审视”色彩。“现实题材，可能会同时挑动两边的情绪。”阿来对《中国新闻周刊》坦然地说，“我愿意承担这种风险”。
　　他说，他的目的是为了促起双方的思考。阿来相信，总有一天有些人会想通。但他也明白“有一些人可能这辈子就想不通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把这两小时中抽掉的第四支烟使劲按灭在烟灰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