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秋天，一个高级别的中美作家研讨会在美国洛杉矶落下了帷幕。晚宴上，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请我国作家蒋子龙解個怪谜：“把一只五斤重的鸡装进一个只能装一斤水的瓶子中，您用什么办法把它拿出来？”蒋子龙略加思索，便回答说：“您怎么放进去，我就怎么拿出来。您显然是凭嘴一说就把鸡装进了瓶子，那么我就用语言这个工具把鸡拿出来。”金斯伯格兴奋地说：“您是第一个解开这个谜的人。”
　　1987年，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改编成电影，影片公映后，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小说也因此被读者所追捧。
　　《红高粱》开篇叙述：“我父亲这个土匪种，跟随着我爷爷余占鳌的队伍去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许多读者对这种独特的叙事视角产生兴趣，并以此界定它是一种写实，纷纷写信询问。莫言在一次读者见面会上，引述父亲的故事进行释疑，他说：“其实我爷爷是个手艺精湛的木匠，我父亲是个老实得连鸡都不敢杀的农民。当我的小说发表后，我父亲看了很不高兴，说我污蔑他。我就说，写小说其实就是讲故事，你不是说咱家有门远房亲戚一次能吃半头牛吗？我父亲听了我的反问，一下子想明白了，并且一言点破了小说的奥秘：原来写小说就是胡编乱造啊！”说罢，莫言又风趣地补上一句：“你看，我父亲是一位不错的评论家吧。”一席话逗得在场的读者哈哈大笑。
　　1991年夏，一位英国女士读完《围城》后，打电话要拜见钱钟书，但他执意谢绝，并对那位女士说：“小姐，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一次访美，钱钟书买了一只大烟斗，回来送给一位朋友，说：“我不吸烟，这就好比古时的太监为皇上选妃子，合用与否我就不知道了。”还有一次，有位记者问钱钟书为什么不愿意写回忆录，钱钟书答道：“一个作家不是一条狗，狗拉了屎撒了尿之后，走回头时会找自己留下的痕迹闻一闻，至少我不想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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