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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学的一些学者往往把政治学与自由民主联系在一起。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伊多·奥伦的《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②一书，对长久占据美国政治学界话语霸权地位的这种正统观点进行挑战。乔姆斯基认为，伊多·奥伦这本著作挑战了“美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某种方式依附于民主的自我形象。”③其深远意义将像作者所期望的那样，“引发一场关于美国政治学之身份的长期争论。”④
一 美国政治学的意识形态属性
奥伦认为，美国政治学长期以来缺乏反省自身学科历史和性质的传统。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政治学可能反映一种明显的美国观点的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引起关注。”①斯坦利·霍夫曼指出，“学者们不愿去想他们的理性依赖于自己国家的地位与政治精英的野心，这样的想法会扰乱他们属于世界主义的自由流动的科学界的感觉。”②然而这种驼鸟心态却不能掩盖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有可能依附于国家利益和政治要求的真相。奥伦通过对美国政治学科的起源和发展轨迹的考察③，揭开了长久以来覆盖在这门学科身上的“皇帝的新衣”，认为美国政治学科自诞生以来一直弥漫着“学术政治化”的气氛，有着强烈的被遮蔽的意识形态属性：“就像一门有目的的科学一样，美国的政治学是一种具有历史和国家根系的意识形态。”④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为法国思想家托拉西提出。在托拉西那里，意识形态被理解为一门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和可靠性程度的观念学。到了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的含义逐渐发生变化，被认为是一种通过粉饰现存、掩盖真实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套观念和思想。在伊多·奥伦的语境中，美国政治学科的意识形态属性体现在国家利益已经深深嵌入学科内核，政治学和政治学者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沦为为美国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服务的工具。
奥伦认为，美国政治学科的意识形态属性最明显地体现在政治学者对其他国家形象的建构上。“美国形象和世界形象的彼此建构，具有三个固定的意识形态图景。”⑤一是抵制派的观点，即认为美国的制度结构并不健全，美国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从根本上吸取世界的经验。二是民族主义，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健全的，不需要学习或借鉴外国制度。民族主义又可分为两种形式。其低调形式是例外主义，即强调美国制度的独特性，不能传授给他人。另外一种“必胜性”形式则要求世界变得像美国一样，而不是美国变得更像世界。三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以改革主义者面目出现”的妥协主义。这种观点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在结构上是健全的，但受重大缺陷所困扰。解决的办法是有选择地从国外模式借鉴某些特质，弥补美国制度自身的不足。
奥伦认为上述美国政治学的三种意识形态属性不断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与美国的对手或敌人的变化同步，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变化模式。当一个国家开始与美国发生冲突之后，出现在美国政治学家笔下的该国形象就会从先前的妥协主义转向冲突后的民族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意志帝国、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斯大林及冷战时期的苏联，它们的形象在美国政治学者的笔下都遵循着相同的变化模式，即从冲突发生前对一致性的强调转向冲突后的对差异性的强调。许多有影响的政治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都对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持欣赏的观点，甚至建议美国向这些政权学习公民教育、经济民主和公共管理。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意志帝国的形象在许多鼎鼎有名的政治学者如伯杰斯和威尔逊的作品中，被刻画成和美国一样，都是由先进的日尔曼民族建立的国家。伯杰斯尽管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自由和最先进的制度，”不过，“德国是唯一能给美国传授经验的外国民族。”①威尔逊“把德国视为改造美国民主的思想源泉毫不亚于他把美国看成德国的民主模范。”②
但是，当这些政权变成美国的敌人后，那种同情的比较就从主要的学科杂志上完全消失了。与美国的冲突使“敌人的形象都明白无疑地朝消极方向改变，而且这种变化与冲突的起始点是同步的。”③例如，“随着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形象已完全没有了光彩。‘专制’德国与‘民主’美国的二分法对立加剧。”④这场德美冲突不仅明确了德意志帝国的独裁形象，而且推翻了德美同属先进的日尔曼文明的观点。这种模式变化强有力地表明，美国的对手或敌人的形象完全是美国政治学者们根据美国对外政策的需要而炮制出来的结果。政治学者承担了为美国描画敌人的“光荣”任务。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脱离了自身所标榜的客观中立形象。奥伦引用了许多详实的例证来说明政治学者身份的错位。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政治学家“不但把政治宣传带进了他们的课堂，而且有些人还参加了威尔逊政府的海外宣传活动。”①如芝加哥大学的梅里亚姆就是美国在意大利的首席政评家。这些人把政府的战争美化为民主和专制之间的摩尼教斗争。长期以来，美国政治学者不仅具有“对国外专制政权不加批评的历史记录，”②而且还经常参与支持独裁国家的研究计划。《美国政治学评论》甚至还对希特勒《我的奋斗》发表了赞赏性书评。冷战时期，许多杰出的政治学者和国家安全部门有着长期亲密的关系，通过反叛乱和其他带有政府性质的任务的研究来支持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政府部门。他们也在战争中提供大量的情报来反对美国的敌人。此外，政治学家还在越战期间介入“和平村”，参与村民安抚和对越共战俘的审问。政治学家们的这些身份错位进一步揭露了美国政治学客观中立的假象。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奥伦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与亨廷顿等人所说的“民主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从来就紧密结合相联”③的幻象相反的是，奥伦认为美国政治学并不是附属于民主的，即使存在这种情况，也只是附属于“美国”的民主。它所宣传的民主的理想和模式根本上是美国民主的体现。事实上只有与美国版本的民主相似的民主才会被美国政治学者视为民主。因此，“政治学是以特有的美国观点而书，它附属于它的国家而非民主本身。”④
第二，奥伦打破了美国政治科学自我标榜客观性的神话。美国政治学并不像某些人宣称的那样具有价值中立的自我形象。他认为政治学是从一种明显的美国视角书写的，它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圭臬。“美国的福祉是该学科的主要价值所在。”⑤在奥伦所引用的诸多案例中，美国的对手自身的政体在冲突前后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但无一例外地，在这些国家与美国发生冲突后，它们的形象在美国政治学者的笔下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是它们与美国的冲突而不是它们到底属于民主还是专制国家决定了美 国政治学者的态度和立场。这有力地证实了政治学具有美国国家属性而不是客观性。因此，奥伦的结论是“美国政治学的实际运作已经从科学客观性极大地转向。”①
奥伦在该书的最后希望美国政治学能够走向并发展成为一种强烈的、自我批评的反思的政治学。然而，对于美国政治学者将来是否能够在其学术研究中保持公正性，奥伦实际上持一种悲观主义的看法。他认为即使政治学者拒绝与权力机构合作，也不能够擦去该学科中的权力痕迹，“只要这个专业还是镶嵌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制度结构中，我们就很难理解政治学会是公正的，因为这个制度结构严重依赖政府及其相关利益。”②
二 知识考古学的反思批判视角
奥伦在这部书中对美国政治学学科的梳理采用了一种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立场、方法和视角。反思的方法早在福柯之前就已为许多学者所运用。但要数福柯的论证最为深刻。③
奥伦认为，政治学必须考虑它本身的学术史。“本书的中心主要是学科的历史。”④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并不重在对学科的自然发展历史的描述，而是重在对人文学科断层面的考察，即深入学科内部对其属性作深度挖掘。同样地，奥伦对美国政治学的研究并不重在对这门学科发展史的定量描述，而是要通过对其发展史的探究对它的学科定位作一番定性考察。
其一，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对人类知识的一种反思性解构。笔者无意在此预设奥伦对美国政治学的反思立场也是后现代的，而是强调知识考古学的要旨在于站在一种反传统的立场上对几成定论的所谓权威看法发出异议，并对之进行解构。福柯的研究发现，在人文科学中存在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遭到压制的声音——另一种被视为另类的传统和声音。奥伦对美国政治学科史的梳理同样是反思性的。他主张“政治学朝向反思性的方向发展。”①因为“反思引导我们去探询分析概念的历史”，②防止我们由于“政治学表面上的客观概念掩盖了对美国的规范梦想”③从而被概念的表象所迷惑。他相信“反思的转向会通过产生从这门学科的主流方法的观点，反直觉和非常规的洞察力而充实政治学。”④正是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反思方法，奥伦在书中对民主和平论、政治文化、公众舆论、政治学科客观性等问题展开了“令人激动”的“揭示观念根源”的探索。⑤也正是通过对美国政治学的反思性考察，他发现了政治学研究的另一长期遭到忽视的传统——政治学并不是通常认为的那样清白，政治学者也不是通常认为的那样清高，而是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需要。
其二，福柯的理论揭示出话语与权力、学术与政治的一体关系。“按照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明确表达的看法，考古学方法的目的是要明确人文知识的话语构成，也即这些知识在某一特定时期无意识地遵守的一些话语构成规则”⑥。因此，考古学研究实际上就是话语分析，是一种考察思想史的方法。因此，福柯试图重新思考话语和权力的关系，对各门人文科学做考古学的探讨，发现它们在无意识中是如何受话语制约的。奥伦的研究正是对这一批判传统的延续。他同样注意到了隐藏在美国政治学的流行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可以说，本书是政治科学中对知识／权力关系进行理论上的历史探究的杰作，它迫使读者去反思通过学术规则、机构和更广泛的文化规范的互动产生学术的复杂方式，以及在美国政治学的流行话语与国际政治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差异。考察了隐藏在美国政治学家的知识和话语背后的政治与社会的深层原因。
众多美国学者对奥伦的学科反思持肯定态度。约翰·冈纳尔指出，“本书是新一代政治学史和社会学史研究的代表，它表明，批评性的反思是以客观学术为根基的。”①戴维·伊斯顿也认为，这部著作将促使我们重新评估我们期望的学术是否完全具有客观性，并且使我们认识到，在过去，时间和空间对我们学科假定的客观性强加了太多毋庸置疑而又严重的限制。②因此，本书不仅是对政治学科历史的描述，它更是一部对知识产品和国家利益二者之间关系进行持续反思的力作。
三 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启示
《美国和美国的敌人》一书的观点和方法对于当下的国际关系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在作为政治学学科亚领域的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来同样一直存在对其学科的价值观定位和理论是否具有客观性的争论。奥伦承认这本书的写作本身就缘起于对国际关系亚领域中民主和平论的批评。奥伦对于美国政治学意识形态属性的探讨有助于加深对国际关系学科及其理论本质的进一步的理解，即由西方尤其是美国学者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并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客观和中立。
一是国际关系学科的价值观问题。
自从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提出事实和价值应当区分开来这一所谓“休谟的铡刀”问题以来，学者们一直就人文社会科学是否应当做到价值中立的问题争论不休。马克斯·韦伯坚持社会科学知识的价值无涉立场。③霍夫曼则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价值中立只是表面上的，“构成科学研究基础的价值观(即对真理与研究、讨论、出版自由的尊重)，也是华盛顿在世界事务中所支持的价值观。”④
笔者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应将价值因素从国际关系研究中剔除出去，进行所谓纯粹的学术探讨。这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当代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人的认识总是基于一定的前理解或日前见。对于对象和文本的解读是对象和解读者自身两种视域的融合。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克服政治学的价值判断和客观性二者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换言之，政治学的这种价值因素如何与它的客观性达致一种和谐，不因价值的渗入而损害其客观性。
学科客观性的关键在于价值判断不能采取双重标准。以当代霸权稳定论为例，它无法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只有美国的霸权才是合理的?美国治下的和平为什么并不和平?诚然，霸权稳定论者谈到了美国之前世界上早已存在诸多霸权带来稳定的现象，如，罗马帝国和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但是，如果当代霸权国不是美国，霸权稳定论还能在美国乃至世界国际关系学界占据话语霸权地位吗?如果坚持学科知识的客观性，就必须承认不管是欧洲的霸权还是俄罗斯的霸权，和美国的霸权一样，都应当有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如果只是认为只有美国的霸权才能维护世界的稳定，其他霸权就是挑战现状、危害和平，那么这就是让理论的价值判断损害了理论的客观性。
二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客观性问题。
爱德华·卡尔和卡尔·曼海姆数十年前就对英美国际关系理论的意识形态根基进行了揭露。斯坦利·霍夫曼也指出：“国际关系学是一种美国式社会科学”，“正是在美国，国际关系才变成一门学科”①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中心”倾向及由此导致的“客观性缺失”受到了广泛批评。②
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多是解释性理论，这类理论把“直接为国家决策者解决难题服务作为自身的目的，因此，亦称解决难题理论。”③这些理论主要是为现状辩护的理论。对于政治学者来说，“他们大部分人都希望从研究中为现实世界得出结论。”④许多理论甚至可以说是根据并且为了维护美国在当今世界的优势地位而量身打造的，例如世界秩序论以及前面提到的霸权稳定论。还有许多理论是为了论证美国的制度和道义优越性，歪曲对手形象而推出的，例如民主和平论。王逸舟认为，这种现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学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他们自身的观念意识造成的。美国自建国伊始，政治学便被视为一种有关民主共和政体的教育的积极内容。政治学研究者从来不认为自己研究教学的内容与权力的现存结构会发生矛盾，他们是让人们理解和接受，而不是批判和拒绝①。其结果是，“在这个国家，国际关系学者在自己的思维里已形成一种逻辑，即研究工作就是要有政策意识。”②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要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们对自己所在学科的客观性会有着清醒的反省认识，也就更加凸显出奥伦教授敢于反思的难能可贵之处了。
赵国军：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一 美国政治学的意识形态属性
奥伦认为，美国政治学长期以来缺乏反省自身学科历史和性质的传统。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政治学可能反映一种明显的美国观点的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引起关注。”①斯坦利·霍夫曼指出，“学者们不愿去想他们的理性依赖于自己国家的地位与政治精英的野心，这样的想法会扰乱他们属于世界主义的自由流动的科学界的感觉。”②然而这种驼鸟心态却不能掩盖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有可能依附于国家利益和政治要求的真相。奥伦通过对美国政治学科的起源和发展轨迹的考察③，揭开了长久以来覆盖在这门学科身上的“皇帝的新衣”，认为美国政治学科自诞生以来一直弥漫着“学术政治化”的气氛，有着强烈的被遮蔽的意识形态属性：“就像一门有目的的科学一样，美国的政治学是一种具有历史和国家根系的意识形态。”④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为法国思想家托拉西提出。在托拉西那里，意识形态被理解为一门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和可靠性程度的观念学。到了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的含义逐渐发生变化，被认为是一种通过粉饰现存、掩盖真实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套观念和思想。在伊多·奥伦的语境中，美国政治学科的意识形态属性体现在国家利益已经深深嵌入学科内核，政治学和政治学者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沦为为美国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服务的工具。
奥伦认为，美国政治学科的意识形态属性最明显地体现在政治学者对其他国家形象的建构上。“美国形象和世界形象的彼此建构，具有三个固定的意识形态图景。”⑤一是抵制派的观点，即认为美国的制度结构并不健全，美国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从根本上吸取世界的经验。二是民族主义，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健全的，不需要学习或借鉴外国制度。民族主义又可分为两种形式。其低调形式是例外主义，即强调美国制度的独特性，不能传授给他人。另外一种“必胜性”形式则要求世界变得像美国一样，而不是美国变得更像世界。三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以改革主义者面目出现”的妥协主义。这种观点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在结构上是健全的，但受重大缺陷所困扰。解决的办法是有选择地从国外模式借鉴某些特质，弥补美国制度自身的不足。
奥伦认为上述美国政治学的三种意识形态属性不断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与美国的对手或敌人的变化同步，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变化模式。当一个国家开始与美国发生冲突之后，出现在美国政治学家笔下的该国形象就会从先前的妥协主义转向冲突后的民族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意志帝国、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斯大林及冷战时期的苏联，它们的形象在美国政治学者的笔下都遵循着相同的变化模式，即从冲突发生前对一致性的强调转向冲突后的对差异性的强调。许多有影响的政治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都对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持欣赏的观点，甚至建议美国向这些政权学习公民教育、经济民主和公共管理。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意志帝国的形象在许多鼎鼎有名的政治学者如伯杰斯和威尔逊的作品中，被刻画成和美国一样，都是由先进的日尔曼民族建立的国家。伯杰斯尽管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自由和最先进的制度，”不过，“德国是唯一能给美国传授经验的外国民族。”①威尔逊“把德国视为改造美国民主的思想源泉毫不亚于他把美国看成德国的民主模范。”②
但是，当这些政权变成美国的敌人后，那种同情的比较就从主要的学科杂志上完全消失了。与美国的冲突使“敌人的形象都明白无疑地朝消极方向改变，而且这种变化与冲突的起始点是同步的。”③例如，“随着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形象已完全没有了光彩。‘专制’德国与‘民主’美国的二分法对立加剧。”④这场德美冲突不仅明确了德意志帝国的独裁形象，而且推翻了德美同属先进的日尔曼文明的观点。这种模式变化强有力地表明，美国的对手或敌人的形象完全是美国政治学者们根据美国对外政策的需要而炮制出来的结果。政治学者承担了为美国描画敌人的“光荣”任务。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脱离了自身所标榜的客观中立形象。奥伦引用了许多详实的例证来说明政治学者身份的错位。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政治学家“不但把政治宣传带进了他们的课堂，而且有些人还参加了威尔逊政府的海外宣传活动。”①如芝加哥大学的梅里亚姆就是美国在意大利的首席政评家。这些人把政府的战争美化为民主和专制之间的摩尼教斗争。长期以来，美国政治学者不仅具有“对国外专制政权不加批评的历史记录，”②而且还经常参与支持独裁国家的研究计划。《美国政治学评论》甚至还对希特勒《我的奋斗》发表了赞赏性书评。冷战时期，许多杰出的政治学者和国家安全部门有着长期亲密的关系，通过反叛乱和其他带有政府性质的任务的研究来支持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政府部门。他们也在战争中提供大量的情报来反对美国的敌人。此外，政治学家还在越战期间介入“和平村”，参与村民安抚和对越共战俘的审问。政治学家们的这些身份错位进一步揭露了美国政治学客观中立的假象。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奥伦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与亨廷顿等人所说的“民主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从来就紧密结合相联”③的幻象相反的是，奥伦认为美国政治学并不是附属于民主的，即使存在这种情况，也只是附属于“美国”的民主。它所宣传的民主的理想和模式根本上是美国民主的体现。事实上只有与美国版本的民主相似的民主才会被美国政治学者视为民主。因此，“政治学是以特有的美国观点而书，它附属于它的国家而非民主本身。”④
第二，奥伦打破了美国政治科学自我标榜客观性的神话。美国政治学并不像某些人宣称的那样具有价值中立的自我形象。他认为政治学是从一种明显的美国视角书写的，它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圭臬。“美国的福祉是该学科的主要价值所在。”⑤在奥伦所引用的诸多案例中，美国的对手自身的政体在冲突前后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但无一例外地，在这些国家与美国发生冲突后，它们的形象在美国政治学者的笔下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是它们与美国的冲突而不是它们到底属于民主还是专制国家决定了美 国政治学者的态度和立场。这有力地证实了政治学具有美国国家属性而不是客观性。因此，奥伦的结论是“美国政治学的实际运作已经从科学客观性极大地转向。”①
奥伦在该书的最后希望美国政治学能够走向并发展成为一种强烈的、自我批评的反思的政治学。然而，对于美国政治学者将来是否能够在其学术研究中保持公正性，奥伦实际上持一种悲观主义的看法。他认为即使政治学者拒绝与权力机构合作，也不能够擦去该学科中的权力痕迹，“只要这个专业还是镶嵌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制度结构中，我们就很难理解政治学会是公正的，因为这个制度结构严重依赖政府及其相关利益。”②
二 知识考古学的反思批判视角
奥伦在这部书中对美国政治学学科的梳理采用了一种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立场、方法和视角。反思的方法早在福柯之前就已为许多学者所运用。但要数福柯的论证最为深刻。③
奥伦认为，政治学必须考虑它本身的学术史。“本书的中心主要是学科的历史。”④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并不重在对学科的自然发展历史的描述，而是重在对人文学科断层面的考察，即深入学科内部对其属性作深度挖掘。同样地，奥伦对美国政治学的研究并不重在对这门学科发展史的定量描述，而是要通过对其发展史的探究对它的学科定位作一番定性考察。
其一，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对人类知识的一种反思性解构。笔者无意在此预设奥伦对美国政治学的反思立场也是后现代的，而是强调知识考古学的要旨在于站在一种反传统的立场上对几成定论的所谓权威看法发出异议，并对之进行解构。福柯的研究发现，在人文科学中存在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遭到压制的声音——另一种被视为另类的传统和声音。奥伦对美国政治学科史的梳理同样是反思性的。他主张“政治学朝向反思性的方向发展。”①因为“反思引导我们去探询分析概念的历史”，②防止我们由于“政治学表面上的客观概念掩盖了对美国的规范梦想”③从而被概念的表象所迷惑。他相信“反思的转向会通过产生从这门学科的主流方法的观点，反直觉和非常规的洞察力而充实政治学。”④正是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反思方法，奥伦在书中对民主和平论、政治文化、公众舆论、政治学科客观性等问题展开了“令人激动”的“揭示观念根源”的探索。⑤也正是通过对美国政治学的反思性考察，他发现了政治学研究的另一长期遭到忽视的传统——政治学并不是通常认为的那样清白，政治学者也不是通常认为的那样清高，而是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需要。
其二，福柯的理论揭示出话语与权力、学术与政治的一体关系。“按照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明确表达的看法，考古学方法的目的是要明确人文知识的话语构成，也即这些知识在某一特定时期无意识地遵守的一些话语构成规则”⑥。因此，考古学研究实际上就是话语分析，是一种考察思想史的方法。因此，福柯试图重新思考话语和权力的关系，对各门人文科学做考古学的探讨，发现它们在无意识中是如何受话语制约的。奥伦的研究正是对这一批判传统的延续。他同样注意到了隐藏在美国政治学的流行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可以说，本书是政治科学中对知识／权力关系进行理论上的历史探究的杰作，它迫使读者去反思通过学术规则、机构和更广泛的文化规范的互动产生学术的复杂方式，以及在美国政治学的流行话语与国际政治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差异。考察了隐藏在美国政治学家的知识和话语背后的政治与社会的深层原因。
众多美国学者对奥伦的学科反思持肯定态度。约翰·冈纳尔指出，“本书是新一代政治学史和社会学史研究的代表，它表明，批评性的反思是以客观学术为根基的。”①戴维·伊斯顿也认为，这部著作将促使我们重新评估我们期望的学术是否完全具有客观性，并且使我们认识到，在过去，时间和空间对我们学科假定的客观性强加了太多毋庸置疑而又严重的限制。②因此，本书不仅是对政治学科历史的描述，它更是一部对知识产品和国家利益二者之间关系进行持续反思的力作。
三 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启示
《美国和美国的敌人》一书的观点和方法对于当下的国际关系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在作为政治学学科亚领域的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来同样一直存在对其学科的价值观定位和理论是否具有客观性的争论。奥伦承认这本书的写作本身就缘起于对国际关系亚领域中民主和平论的批评。奥伦对于美国政治学意识形态属性的探讨有助于加深对国际关系学科及其理论本质的进一步的理解，即由西方尤其是美国学者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并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客观和中立。
一是国际关系学科的价值观问题。
自从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提出事实和价值应当区分开来这一所谓“休谟的铡刀”问题以来，学者们一直就人文社会科学是否应当做到价值中立的问题争论不休。马克斯·韦伯坚持社会科学知识的价值无涉立场。③霍夫曼则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价值中立只是表面上的，“构成科学研究基础的价值观(即对真理与研究、讨论、出版自由的尊重)，也是华盛顿在世界事务中所支持的价值观。”④
笔者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应将价值因素从国际关系研究中剔除出去，进行所谓纯粹的学术探讨。这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当代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人的认识总是基于一定的前理解或日前见。对于对象和文本的解读是对象和解读者自身两种视域的融合。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克服政治学的价值判断和客观性二者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换言之，政治学的这种价值因素如何与它的客观性达致一种和谐，不因价值的渗入而损害其客观性。
学科客观性的关键在于价值判断不能采取双重标准。以当代霸权稳定论为例，它无法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只有美国的霸权才是合理的?美国治下的和平为什么并不和平?诚然，霸权稳定论者谈到了美国之前世界上早已存在诸多霸权带来稳定的现象，如，罗马帝国和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但是，如果当代霸权国不是美国，霸权稳定论还能在美国乃至世界国际关系学界占据话语霸权地位吗?如果坚持学科知识的客观性，就必须承认不管是欧洲的霸权还是俄罗斯的霸权，和美国的霸权一样，都应当有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如果只是认为只有美国的霸权才能维护世界的稳定，其他霸权就是挑战现状、危害和平，那么这就是让理论的价值判断损害了理论的客观性。
二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客观性问题。
爱德华·卡尔和卡尔·曼海姆数十年前就对英美国际关系理论的意识形态根基进行了揭露。斯坦利·霍夫曼也指出：“国际关系学是一种美国式社会科学”，“正是在美国，国际关系才变成一门学科”①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中心”倾向及由此导致的“客观性缺失”受到了广泛批评。②
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多是解释性理论，这类理论把“直接为国家决策者解决难题服务作为自身的目的，因此，亦称解决难题理论。”③这些理论主要是为现状辩护的理论。对于政治学者来说，“他们大部分人都希望从研究中为现实世界得出结论。”④许多理论甚至可以说是根据并且为了维护美国在当今世界的优势地位而量身打造的，例如世界秩序论以及前面提到的霸权稳定论。还有许多理论是为了论证美国的制度和道义优越性，歪曲对手形象而推出的，例如民主和平论。王逸舟认为，这种现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学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他们自身的观念意识造成的。美国自建国伊始，政治学便被视为一种有关民主共和政体的教育的积极内容。政治学研究者从来不认为自己研究教学的内容与权力的现存结构会发生矛盾，他们是让人们理解和接受，而不是批判和拒绝①。其结果是，“在这个国家，国际关系学者在自己的思维里已形成一种逻辑，即研究工作就是要有政策意识。”②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要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们对自己所在学科的客观性会有着清醒的反省认识，也就更加凸显出奥伦教授敢于反思的难能可贵之处了。
赵国军：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