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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1895-1983），又名张次南，湖南隆回县人，中共早期领导人，1921年冬入党，曾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中共四大、五大上，分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委员。然而这位中共早期的风云人物，后来却因不同意中央的路线而被解除领导职务。1929年，又因与陈独秀等人结成中共“左派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后经历坎坷，漂泊海外，了此一生。他一生有过两次恋爱经历，其中第一次与向警予的恋爱风波尤其引人注目。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向警予与蔡和森的结合曾被称作“向蔡同盟”，然而，数年之后，这桩看似牢不可破的婚姻，却由于另一个男人的出现，触礁倾覆。这个人，在中共党史上也是赫赫有名，他就是彭述之，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两人的恋情发生在向蔡婚后的第六年，亦即1925年。当时彭述之以中共四大中央委员的身份接替多病的蔡和森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则专职主编《向导》周报。为方便工作，中央决定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和秘书郑超麟一起住在宣传部的寓所。
彭述之是一个风流才子式的革命者，他处理工作和日常生活都显得轻松而有节奏。他潇洒的举止，幽默的谈吐，深深地吸引了向警予，给她带来了许多乐趣。而这些正是蔡和森不注意或者本身缺乏的。
无庸置疑，蔡和森也曾是一位风流才子，但是，一方面，蔡和森的性格和工作作风与彭述之截然不同。他是那种把生命完全奉献给革命事业的忠诚的革命家，工作废寝忘食，生活不拘小节，甚至不讲卫生，加之自幼患有哮喘病等，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与蔡和森一起工作好几年的张国焘就曾说过“和他一起生活是一件苦事”。同志之间尚有此种不愉快，更何况夫妻间朝夕相处。
另一方面，蔡和森忽略了自己的角色转换和角色分工。婚前的“向蔡同盟”就感情方面而言，理想浪漫的成分居多，但婚后则是实实在在的过日子。作为职业革命家的蔡和森，他当之无愧。但作为人父人夫的蔡和森，则并未完全尽到责任。他们的孩子蔡妮、蔡博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回老家，由祖母抚养。这样，蔡向间就缺乏通过孩子而带来的交流和欢乐。还有，他们夫妇都忘我地工作，谁都不愿意为家庭多做出点牺牲。向警予不善理家务，蔡和森无固定收入，以至于家庭有时候发生断炊之事。为解决他家的生活困难，李大钊曾多次给胡适写信，说“和森很穷，专待此（蔡的《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的稿酬）以为糊口”。所以，蔡向两人的婚姻虽然是崇高的，但总让人感到缺少点什么。
1925年6月，蔡和森因为领导上海五卅运动等工作，过度劳累，哮喘病和胃病复发，不得不离沪到北京疗养。彭述之除了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之外，还自告奋勇地兼管中央妇女委员会的工作，而负责妇委工作的正好是向警予。这样，两人接触的机会便更多了。特别是蔡和森离开上海后，彭述之在生活上对向警予更是关照有加。这使向警予十分感动。对她而言，彭的出现仿佛打开了她另一扇情感的窗口，令其耳目一新。两人很快坠入情网。
三个月后，病情缓解的蔡和森与陈独秀一道返回上海。令他惊异的是，尽管早将行程通知了爱妻，但向警予却躲到楼上，没有出来接他。
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谈及这段公案时，透露说向警予原想瞒住蔡和森。郑超麟曾问彭述之：“你们的事情要不要告诉和森？”彭述之回答：“警予同志以为不必告诉他。”但蔡和森很快发现妻子有些不对。再三追问之下，向警予终于坦白了一切。至于向警予的坦白，到底是因为内疚，或者干脆就是为了摊牌，后人已无从得知。
很快，向警予与彭述之的事情闹到了中共中央。是谁先将此事端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不一。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是这样说的：“在会议上，蔡和森的太太向警予首先报告在其丈夫蔡和森离沪期间，她与彭述之发生了恋爱，其经过情形已在和森返沪的当天，就向他坦率说明了。她表明她陷于痛苦的境地，因为她与和森共患难多年，彼此互相敬爱，现在仍然爱他，不愿使和森受到创伤；但同时对彭述之也发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因为他的风趣确是动人的。她要求中央准她离沪，派她到莫斯科去进修。”
但郑超麟的说法与此不同。在郑的记忆里，是蔡和森把这件事情提交给党的政治局会议，其动机是想请党阻止向、彭之间的恋爱，以此来挽救自己的婚姻。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说：“独秀刚宣布散会时，和森忽然站起来，说他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说：‘警予同志和述之同志发生了恋爱……’”会议之后，向警予斥责蔡和森自私自利：“分明晓得中央会站在你方面，你才提出问题来讨论。”受到指责的蔡其时一言未发。
无论真相如何，向蔡之间的裂痕公开却是肯定了的。中共对彭述之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为了挽救“向蔡同盟”，中央决定让向蔡两人同赴莫斯科。向警予进入中山大学学习，蔡和森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但是，破镜难圆，覆水难收。向、蔡在莫斯科十分理智而平静地分手了。
1927年3月向警予回国。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向警予出席大会并参加了大会主席团。会后，她到武汉市总工会宣传部工作。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向警予置生死于度外，继续留在武汉湖北省委机关工作，编辑党刊《长江》，指导武汉地下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与敌人斗争到底，影响极大。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她表现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高风亮节。5月1日，向警予英勇就义，年仅32岁。1931年春，蔡和森也因叛徒顾顺章出卖，在广东英勇就义。
向警予奉命去莫斯科后，彭述之心情非常糟糕，并开始酗酒。这时，一位名叫陈碧兰的女性的出现，抚慰了彭述之的心。两人婚后感情很好，虽经历了彭述之被开除出党、漂泊海外的颠沛生活，但两人一直相伴终生。
（责任编辑/楚文）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向警予与蔡和森的结合曾被称作“向蔡同盟”，然而，数年之后，这桩看似牢不可破的婚姻，却由于另一个男人的出现，触礁倾覆。这个人，在中共党史上也是赫赫有名，他就是彭述之，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两人的恋情发生在向蔡婚后的第六年，亦即1925年。当时彭述之以中共四大中央委员的身份接替多病的蔡和森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则专职主编《向导》周报。为方便工作，中央决定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和秘书郑超麟一起住在宣传部的寓所。
彭述之是一个风流才子式的革命者，他处理工作和日常生活都显得轻松而有节奏。他潇洒的举止，幽默的谈吐，深深地吸引了向警予，给她带来了许多乐趣。而这些正是蔡和森不注意或者本身缺乏的。
无庸置疑，蔡和森也曾是一位风流才子，但是，一方面，蔡和森的性格和工作作风与彭述之截然不同。他是那种把生命完全奉献给革命事业的忠诚的革命家，工作废寝忘食，生活不拘小节，甚至不讲卫生，加之自幼患有哮喘病等，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与蔡和森一起工作好几年的张国焘就曾说过“和他一起生活是一件苦事”。同志之间尚有此种不愉快，更何况夫妻间朝夕相处。
另一方面，蔡和森忽略了自己的角色转换和角色分工。婚前的“向蔡同盟”就感情方面而言，理想浪漫的成分居多，但婚后则是实实在在的过日子。作为职业革命家的蔡和森，他当之无愧。但作为人父人夫的蔡和森，则并未完全尽到责任。他们的孩子蔡妮、蔡博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回老家，由祖母抚养。这样，蔡向间就缺乏通过孩子而带来的交流和欢乐。还有，他们夫妇都忘我地工作，谁都不愿意为家庭多做出点牺牲。向警予不善理家务，蔡和森无固定收入，以至于家庭有时候发生断炊之事。为解决他家的生活困难，李大钊曾多次给胡适写信，说“和森很穷，专待此（蔡的《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的稿酬）以为糊口”。所以，蔡向两人的婚姻虽然是崇高的，但总让人感到缺少点什么。
1925年6月，蔡和森因为领导上海五卅运动等工作，过度劳累，哮喘病和胃病复发，不得不离沪到北京疗养。彭述之除了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之外，还自告奋勇地兼管中央妇女委员会的工作，而负责妇委工作的正好是向警予。这样，两人接触的机会便更多了。特别是蔡和森离开上海后，彭述之在生活上对向警予更是关照有加。这使向警予十分感动。对她而言，彭的出现仿佛打开了她另一扇情感的窗口，令其耳目一新。两人很快坠入情网。
三个月后，病情缓解的蔡和森与陈独秀一道返回上海。令他惊异的是，尽管早将行程通知了爱妻，但向警予却躲到楼上，没有出来接他。
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谈及这段公案时，透露说向警予原想瞒住蔡和森。郑超麟曾问彭述之：“你们的事情要不要告诉和森？”彭述之回答：“警予同志以为不必告诉他。”但蔡和森很快发现妻子有些不对。再三追问之下，向警予终于坦白了一切。至于向警予的坦白，到底是因为内疚，或者干脆就是为了摊牌，后人已无从得知。
很快，向警予与彭述之的事情闹到了中共中央。是谁先将此事端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不一。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是这样说的：“在会议上，蔡和森的太太向警予首先报告在其丈夫蔡和森离沪期间，她与彭述之发生了恋爱，其经过情形已在和森返沪的当天，就向他坦率说明了。她表明她陷于痛苦的境地，因为她与和森共患难多年，彼此互相敬爱，现在仍然爱他，不愿使和森受到创伤；但同时对彭述之也发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因为他的风趣确是动人的。她要求中央准她离沪，派她到莫斯科去进修。”
但郑超麟的说法与此不同。在郑的记忆里，是蔡和森把这件事情提交给党的政治局会议，其动机是想请党阻止向、彭之间的恋爱，以此来挽救自己的婚姻。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说：“独秀刚宣布散会时，和森忽然站起来，说他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说：‘警予同志和述之同志发生了恋爱……’”会议之后，向警予斥责蔡和森自私自利：“分明晓得中央会站在你方面，你才提出问题来讨论。”受到指责的蔡其时一言未发。
无论真相如何，向蔡之间的裂痕公开却是肯定了的。中共对彭述之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为了挽救“向蔡同盟”，中央决定让向蔡两人同赴莫斯科。向警予进入中山大学学习，蔡和森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但是，破镜难圆，覆水难收。向、蔡在莫斯科十分理智而平静地分手了。
1927年3月向警予回国。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向警予出席大会并参加了大会主席团。会后，她到武汉市总工会宣传部工作。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向警予置生死于度外，继续留在武汉湖北省委机关工作，编辑党刊《长江》，指导武汉地下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与敌人斗争到底，影响极大。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她表现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高风亮节。5月1日，向警予英勇就义，年仅32岁。1931年春，蔡和森也因叛徒顾顺章出卖，在广东英勇就义。
向警予奉命去莫斯科后，彭述之心情非常糟糕，并开始酗酒。这时，一位名叫陈碧兰的女性的出现，抚慰了彭述之的心。两人婚后感情很好，虽经历了彭述之被开除出党、漂泊海外的颠沛生活，但两人一直相伴终生。
（责任编辑/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