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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投资，所以它不仅具有符号消费的一般功能，即示同和示异。而且还能再生产符号消费。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和“关系”观念的深入人心是推动我国教育符号消费不断发展的本土动力。尽管符号消费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公办幼儿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必须保障起点的公平。这也就是说，在当前物质主义泛滥的背景下，公办幼儿园必须坚持去符号消费的导向，坚持教育以人为本的本真诉求。
[关键词]天价幼儿园；符号消费；去符号消费
“由于消费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消费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它不仅仅对生产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表现形式，直接影响或者反映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特点和变化。”在我国教育消费领域，消费的功能同样也被拓展了，它不仅具有“直接影响或者反映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特点和变化”的功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再生产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功能。我国幼儿园由于实行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而逐渐被卷入“消费社会”，并且带上了符号消费的色彩。天价幼儿园不仅成为了家庭高品位、高收入和高地位等的符号表征，其运作动机甚至具有帮助家长实现这些符号表征再生产的意味。
一、符号消费理论以及我国教育领域符号消费现象的出现
1970年，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首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物品的双重价值属性理论，赋予了商品第三重价值属性，即符号属性。他认为：“让我们这样来解释：物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以及其外延领域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然而在内涵领域里，它便只有符号价值，就变成可以多多少少被随心所欲地替换的了。”毫无疑问，在波德里亚的概念里，“物品”即是“商品”。消费社会里的商品仍然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即马克思所界定的商品的双重价值属性，所不同的是，在消费社会，商品还具备了“符号价值”，人们购买商品“符号价值”的消费行为就是符号消费。相对于商品“原始”的双重价值，“符号价值”主要带有奢侈的意味；双重价值是商品的“实”，“符号价值”是商品的“名”。普通消费者基于购买力的有限，更多地消费的是商品的“实”；上层消费者基于其强大的购买力，更多地消费的是商品的“名”。所以在消费社会里，“符号消费”不仅可以区分阶层，而且也可以认同阶层，这就是说它具有“示异”和“示同”的功能。“符号消费”是消费社会里人们标榜高地位、高品味、高收入的一种方式。
波德里亚认为“‘物质丰盛的社会’与‘物质匮乏的社会’并不存在，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不管是哪种社会，不管它生产的财富与可支配的财富量是多少，都既确立在结构性过剩也确立在结构性匮乏的基础之上。”所以符号消费产生的原因之一是表面上“物品的极大丰富”与实质上“优质资源”相对匮乏之间的矛盾。“物质丰盛”为符号消费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优质资源”的相对稀缺使符号消费成了必然。原因之二是消费对象具有“符号价值”。商品的“符号价值”源于“符号”的属性。根据索绪尔的符号学原理，符号可以分为“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能指是由物质、行为或表象载体所充当的对符号意义的指称或指向。所指则是符号的意义，是通过符号载体来提示、显示和表达的。消费社会中“符号化”商品的“能指”即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所指”即表示商品象征性意义的“符号价值”。由于商品的“符号价值”通常传递出个体在收入、声望、品味、权利和个性等方面的信息，所以通过消费商品中所蕴含的“符号价值”，人们可以达到展示自我、获得社会认同、寻找社会差异等目的，即达到符号消费的“示同”与“示异”的目的。因此，通过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大众传媒的渲染，在琳琅满目的商品的诱惑下，消费者们逐渐习惯于将对稀缺商品的占有量和购买力作为标榜身份的指标，这一群体的“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融在这些穿着“符号”外衣的商品之中。“我购物所以我存在”是消费者们的存在理念。
综上所述，所谓符号消费，就是指消费者主要倾向于购买物品“符号价值”的消费行为，具体来说“是指消费者在选择消费商品的过程中，追求的不仅仅是商品的物理意义上的使用价值，还包括商品所附加性的、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声望和表现其个性特征、社会地位以及权利等带有一定象征性的概念和意义。”可见，符号消费往往带有“炫耀”的性质，社会地位越高，购买力越强，进行符号消费的欲望就越强烈。
“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消费作为一种表现文化已经开始登场。这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特区和其他沿海开放城市已有明显体现。”这也就是说，我国已经开始步入“消费社会”了，无可置疑地，与之相伴而生的符号消费在现今的中国必然已经产生。个性、时尚、品味、名牌等等带有“表现”色彩的商品在市场经济的调节下充斥着我国市场，“符号消费”现象无处不在。同时，精神符号消费也开始呈现异军突起之势，并且已经渗透进教育领域。
随着教育市场的不断拓展，教育产业化的不断升级，今日中国“教育的自由交易关系已然出现：市场交易关系在教育领域中的逐步形成表明教育可以有条件地看成是一种服务业，一种可以交易的服务产品，而接受教育则可以看成是一种消费。”同时，优质教育资源于我国来说仍是相对有限和稀缺的，如城市与农村、东部与中西部、城市内部不同阶层之间在占有和分配优质教育资源方面存在极大的不均。而教育市场的形成正好打通了家长们通过购买的方式来消费优质教育资源的捷径，于是优质教育便带上了波德里亚“消费社会”里的“稀缺物品”的色彩而成为经济利益的源泉和社会特权的表征。事实上，为了吸引消费者们的注意，市场上的教育正是通过丰富多彩的名义和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来达到谋取经济利益的目的的；家长消费群则通过购买不同等级、类别的教育来显示各自的“社会特权”，从而使教育消费已然具有符号消费的性质。与一般商品不同的是，教育还是一种投资，教育的再生产功能不仅可以巩固已有的符号消费结构，而且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还可以再生产符号消费，从而巩固现有的社会分层。
二、天价幼儿园：符号消费与符号消费再生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退民进”的幼教体制改革方式使得民办园数量不断增加，公办园“在运行过程中，大部分因素已经进入市场竞争，幼儿教育已成为一种‘个人追求的商品’，存在着‘因贸易而带来的购买者、贩卖者和中介者的商业利益”’。天价幼儿园的出现是幼儿园阶段教育“符号消费”的生动表现。
所谓天价幼儿园，就是指收费过高以致于让普通消费大众难以支付其高昂费用的幼儿园。这些幼儿园总费用一般是每年2万到4万不等，更有高达10万者，如南京的恒海外国语幼儿园，天津的华兰国际村幼儿园等。天价幼儿园一般是民办园，带有商业性质；主要出现在东部和中部一些大型城市，以东部沿海为主；对象主要是有一定经济支付能力的家庭，在这些家庭里“父母不是知识分子、白领、金领、灰领和海归，至少也在观念认识上达到了一定水平；一般来说“天价幼儿园”的办园条件 比普通幼儿园要高出很多，它们装修豪华、拥有优质的师资、良好的服务，并且多与国际接轨、注重特长培养等。因此在参差不齐的幼儿园教育市场上，至少在形象上天价幼儿园是行业内“高、精、尖”的代表。这样的天价幼儿园无疑可以成为符号消费的对象，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天价幼儿园正集聚了符号消费的示同、示异和再生产功能。
所谓“示同”，就是借消费来表现与自己所认同的某个社会阶层的相同、一致和统一。所谓“示异”，就是借消费显示与其他社会阶层的不同、差别和距离。我国当前的富有阶层、贫困阶层以及逐渐出现的白领阶层构成了当今我国社会分层的基本单位，三者构成了“中间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葱头型’”的社会基本结构。不同的社会阶层总是会形成本阶层的生活方式和阶层文化，进而形成对自己所属阶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身份分层制”瓦解和“经济分层制”形成的中国，符号消费的“示同”和“示异”功能充分发挥了区隔身份和显现社会分层的作用，从而迎合了我国社会分层体制变迁的趋势。“教育首先是一种消费，能否进入这种消费，接受什么质量、等级类型的消费和阶层收入呈正相关。”天价幼儿园的出现无疑是成人符号消费方式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因为在幼儿教育市场中，“天价”是阶层准入的经济指标，是幼儿教育消费领域里高、优、强的符号代码，是贫困阶层或工薪阶层的家庭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因而它是“平民”中的“贵族”，与同一阶层的其他物质符号消费一起，共同建构和维持着本阶层的“符号秩序”。
然而，与其他符号消费不同的是，“教育工作总具有保持秩序，即再生产各集团或阶级之间权利关系结构的功能”。精英或特权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总是会采取种种屏蔽措施来控制既定的社会结构格局，在布迪厄看来，优势阶级总是会通过“选择的不平等”机制，以达成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和完成优质文化资本的不断积累，教育是再确认和巩固其子弟精英或特权地位的合法手段。实际上，教育的符号消费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精英或特权阶级通过教育再生产社会结构在消费社会中的具体表现。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社会，“中国的个体几乎没有独立性，他同许多重要他人相互依赖，构成了一种难分彼此的网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家人，其他如亲属、邻里、老乡、同学、同事、同门、朋友、战友等都相互牵连着。”中国的个体是在关系中辨识和定位自我的，也是在关系中辨识和定位他人的，这是决定个体采取何种行动或态度的前提。这种中国传统的乡土关系网络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并是家庭本位的，于是“中国社会中的个体首先是天然地生活在一个他自己不能选择的网络中”。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户籍制度的松动，中国的人口流动越来越趋于频繁和开放，固守于乡土的关系观念也随之悄然发生变化，中国人原有的关系网被打破了，“导致的是人们会仿照原有的方式来重新搭建新的网络，即由一种亲情网转化成一种交换网……人情成了一种投资。在中国人看来，在一起吃过饭、照过相、开过会、同过屋、做过同学等都意味着关系建立的起点。”其中，学校，特别是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是孩子迈出家门，走进社会的第一站，深谙中国社会运作规则的中国人自然都知道这是人生文化资本和关系资本积累的重要开端，因此也是“人情投资”的最佳时刻。在家长们看来，享受天价教育的孩子由于首先在优质关系的建立上比其他层次的孩子处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上，所以这将大大提高其以后在社会中获得成功的机会成本，特别是在存在好幼儿园——好小学——好中学——好大学——好工作——好前景这样一条“生物链”的中国。使家庭已有的优越社会地位和优质关系继续保持并延续给下一代，或者为下一代选择和创造更好的关系网络是以默认“关系”为社会潜规则的中国家长们意识层面的潜台词。天价幼儿园的投资者正好抓住了家长的这种心态，通过市场机制操控教育来为家长社会特权的传承和自身经济利益的创造搭建平台，教育的符号消费再生产由此被启动。在这样的再生产循环中，教育无疑将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教育符号消费再生产由此必然会发挥维护身份循环、稳固社会分层的功能。
三、天价幼儿园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通过以上分析，从符号消费的视角出发，我们大致可以将推动天价幼儿园这一现象出现的本土动因归纳为以下两个因素：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和“关系”观念的深入人心。市场经济体制的引进和运行不仅促使我国社会结构从政治分层向经济分层转变，而且也不断将我国社会导入消费社会，从而为符号消费的出现撒下种子；习惯了依靠“关系”游走于社会的中国人即使在打破了原有的乡土关系网的同时，也可以自然地将其过渡到通过人情投资建立新的关系网上来，从而为符号消费的再生产提供沃土。
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在目前阶段，“符号消费”不仅不是我国社会倒退的标志，反而是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市场不断丰富完善的表现。在此背景下，“社会大变迁带给教育的最大变化就是，教育已经不能不直接面对市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通过市场的机制来向社会提供教育服务，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运行机制。”因此，在民办幼儿教育领域出现的“符号消费”是按照市场机制对优质教育资源进行分配的必然结果，天价幼儿园作为民间投资的市场行为具有其内在的符合资本本性的合理性。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不质疑它具有活跃、更新、改造教育的功能的同时，必须承认“教育作为一种公益性事业，不应该简单地等同于一般的商品。事实上，单纯依赖市场提供这一种渠道，并不足以平衡社会对教育的供求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对教育的市场介入应当作出限制。”如公办幼儿园是由纳税人出资，委托国家兴办的公共产品，其目的是以公正的精神为所有纳税人提供服务。作为幼儿教育公益性的主要承担者和实行者，公办幼儿园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力量，其任务不只是培养精英，而是要使一切人都获得发展。在公办幼儿园中兴办天价园无疑是对民众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在当前社会发展极不成熟的条件下，其提供的教育产品和服务是对大多数公民公共服务享有权的剥夺。因此，公办幼儿园的市场行为必须得到限制，我们对利用国家资产兴办天价公办幼儿园的行为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必须坚决禁止公办幼儿园过度的市场化，防止在公办幼儿教育领域出现天价幼儿园。
总之，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就决定了天价幼儿园在民办幼儿教育领域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而公办幼儿园教育作为教育公益性的主要承担者，其最终追求应该是去符号消费。所谓去“符号消费”就是公办幼儿园教育作为一项公益性事业应摆脱其所附加性的、为消费者展示和服务于社会分层的功利牵绊，摆脱阶层借此显示身份、地位、特权等象征意义的工具性质。在教育公平的价值追求下，公办幼儿教育应该为缩小经济或阶层差距而努力，为谋求所有孩子的平等、幸福、健康成长而努力。
[关键词]天价幼儿园；符号消费；去符号消费
“由于消费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消费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它不仅仅对生产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表现形式，直接影响或者反映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特点和变化。”在我国教育消费领域，消费的功能同样也被拓展了，它不仅具有“直接影响或者反映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特点和变化”的功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再生产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功能。我国幼儿园由于实行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而逐渐被卷入“消费社会”，并且带上了符号消费的色彩。天价幼儿园不仅成为了家庭高品位、高收入和高地位等的符号表征，其运作动机甚至具有帮助家长实现这些符号表征再生产的意味。
一、符号消费理论以及我国教育领域符号消费现象的出现
1970年，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首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物品的双重价值属性理论，赋予了商品第三重价值属性，即符号属性。他认为：“让我们这样来解释：物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以及其外延领域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然而在内涵领域里，它便只有符号价值，就变成可以多多少少被随心所欲地替换的了。”毫无疑问，在波德里亚的概念里，“物品”即是“商品”。消费社会里的商品仍然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即马克思所界定的商品的双重价值属性，所不同的是，在消费社会，商品还具备了“符号价值”，人们购买商品“符号价值”的消费行为就是符号消费。相对于商品“原始”的双重价值，“符号价值”主要带有奢侈的意味；双重价值是商品的“实”，“符号价值”是商品的“名”。普通消费者基于购买力的有限，更多地消费的是商品的“实”；上层消费者基于其强大的购买力，更多地消费的是商品的“名”。所以在消费社会里，“符号消费”不仅可以区分阶层，而且也可以认同阶层，这就是说它具有“示异”和“示同”的功能。“符号消费”是消费社会里人们标榜高地位、高品味、高收入的一种方式。
波德里亚认为“‘物质丰盛的社会’与‘物质匮乏的社会’并不存在，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不管是哪种社会，不管它生产的财富与可支配的财富量是多少，都既确立在结构性过剩也确立在结构性匮乏的基础之上。”所以符号消费产生的原因之一是表面上“物品的极大丰富”与实质上“优质资源”相对匮乏之间的矛盾。“物质丰盛”为符号消费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优质资源”的相对稀缺使符号消费成了必然。原因之二是消费对象具有“符号价值”。商品的“符号价值”源于“符号”的属性。根据索绪尔的符号学原理，符号可以分为“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能指是由物质、行为或表象载体所充当的对符号意义的指称或指向。所指则是符号的意义，是通过符号载体来提示、显示和表达的。消费社会中“符号化”商品的“能指”即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所指”即表示商品象征性意义的“符号价值”。由于商品的“符号价值”通常传递出个体在收入、声望、品味、权利和个性等方面的信息，所以通过消费商品中所蕴含的“符号价值”，人们可以达到展示自我、获得社会认同、寻找社会差异等目的，即达到符号消费的“示同”与“示异”的目的。因此，通过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大众传媒的渲染，在琳琅满目的商品的诱惑下，消费者们逐渐习惯于将对稀缺商品的占有量和购买力作为标榜身份的指标，这一群体的“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融在这些穿着“符号”外衣的商品之中。“我购物所以我存在”是消费者们的存在理念。
综上所述，所谓符号消费，就是指消费者主要倾向于购买物品“符号价值”的消费行为，具体来说“是指消费者在选择消费商品的过程中，追求的不仅仅是商品的物理意义上的使用价值，还包括商品所附加性的、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声望和表现其个性特征、社会地位以及权利等带有一定象征性的概念和意义。”可见，符号消费往往带有“炫耀”的性质，社会地位越高，购买力越强，进行符号消费的欲望就越强烈。
“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消费作为一种表现文化已经开始登场。这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特区和其他沿海开放城市已有明显体现。”这也就是说，我国已经开始步入“消费社会”了，无可置疑地，与之相伴而生的符号消费在现今的中国必然已经产生。个性、时尚、品味、名牌等等带有“表现”色彩的商品在市场经济的调节下充斥着我国市场，“符号消费”现象无处不在。同时，精神符号消费也开始呈现异军突起之势，并且已经渗透进教育领域。
随着教育市场的不断拓展，教育产业化的不断升级，今日中国“教育的自由交易关系已然出现：市场交易关系在教育领域中的逐步形成表明教育可以有条件地看成是一种服务业，一种可以交易的服务产品，而接受教育则可以看成是一种消费。”同时，优质教育资源于我国来说仍是相对有限和稀缺的，如城市与农村、东部与中西部、城市内部不同阶层之间在占有和分配优质教育资源方面存在极大的不均。而教育市场的形成正好打通了家长们通过购买的方式来消费优质教育资源的捷径，于是优质教育便带上了波德里亚“消费社会”里的“稀缺物品”的色彩而成为经济利益的源泉和社会特权的表征。事实上，为了吸引消费者们的注意，市场上的教育正是通过丰富多彩的名义和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来达到谋取经济利益的目的的；家长消费群则通过购买不同等级、类别的教育来显示各自的“社会特权”，从而使教育消费已然具有符号消费的性质。与一般商品不同的是，教育还是一种投资，教育的再生产功能不仅可以巩固已有的符号消费结构，而且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还可以再生产符号消费，从而巩固现有的社会分层。
二、天价幼儿园：符号消费与符号消费再生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退民进”的幼教体制改革方式使得民办园数量不断增加，公办园“在运行过程中，大部分因素已经进入市场竞争，幼儿教育已成为一种‘个人追求的商品’，存在着‘因贸易而带来的购买者、贩卖者和中介者的商业利益”’。天价幼儿园的出现是幼儿园阶段教育“符号消费”的生动表现。
所谓天价幼儿园，就是指收费过高以致于让普通消费大众难以支付其高昂费用的幼儿园。这些幼儿园总费用一般是每年2万到4万不等，更有高达10万者，如南京的恒海外国语幼儿园，天津的华兰国际村幼儿园等。天价幼儿园一般是民办园，带有商业性质；主要出现在东部和中部一些大型城市，以东部沿海为主；对象主要是有一定经济支付能力的家庭，在这些家庭里“父母不是知识分子、白领、金领、灰领和海归，至少也在观念认识上达到了一定水平；一般来说“天价幼儿园”的办园条件 比普通幼儿园要高出很多，它们装修豪华、拥有优质的师资、良好的服务，并且多与国际接轨、注重特长培养等。因此在参差不齐的幼儿园教育市场上，至少在形象上天价幼儿园是行业内“高、精、尖”的代表。这样的天价幼儿园无疑可以成为符号消费的对象，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天价幼儿园正集聚了符号消费的示同、示异和再生产功能。
所谓“示同”，就是借消费来表现与自己所认同的某个社会阶层的相同、一致和统一。所谓“示异”，就是借消费显示与其他社会阶层的不同、差别和距离。我国当前的富有阶层、贫困阶层以及逐渐出现的白领阶层构成了当今我国社会分层的基本单位，三者构成了“中间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葱头型’”的社会基本结构。不同的社会阶层总是会形成本阶层的生活方式和阶层文化，进而形成对自己所属阶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身份分层制”瓦解和“经济分层制”形成的中国，符号消费的“示同”和“示异”功能充分发挥了区隔身份和显现社会分层的作用，从而迎合了我国社会分层体制变迁的趋势。“教育首先是一种消费，能否进入这种消费，接受什么质量、等级类型的消费和阶层收入呈正相关。”天价幼儿园的出现无疑是成人符号消费方式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因为在幼儿教育市场中，“天价”是阶层准入的经济指标，是幼儿教育消费领域里高、优、强的符号代码，是贫困阶层或工薪阶层的家庭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因而它是“平民”中的“贵族”，与同一阶层的其他物质符号消费一起，共同建构和维持着本阶层的“符号秩序”。
然而，与其他符号消费不同的是，“教育工作总具有保持秩序，即再生产各集团或阶级之间权利关系结构的功能”。精英或特权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总是会采取种种屏蔽措施来控制既定的社会结构格局，在布迪厄看来，优势阶级总是会通过“选择的不平等”机制，以达成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和完成优质文化资本的不断积累，教育是再确认和巩固其子弟精英或特权地位的合法手段。实际上，教育的符号消费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精英或特权阶级通过教育再生产社会结构在消费社会中的具体表现。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社会，“中国的个体几乎没有独立性，他同许多重要他人相互依赖，构成了一种难分彼此的网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家人，其他如亲属、邻里、老乡、同学、同事、同门、朋友、战友等都相互牵连着。”中国的个体是在关系中辨识和定位自我的，也是在关系中辨识和定位他人的，这是决定个体采取何种行动或态度的前提。这种中国传统的乡土关系网络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并是家庭本位的，于是“中国社会中的个体首先是天然地生活在一个他自己不能选择的网络中”。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户籍制度的松动，中国的人口流动越来越趋于频繁和开放，固守于乡土的关系观念也随之悄然发生变化，中国人原有的关系网被打破了，“导致的是人们会仿照原有的方式来重新搭建新的网络，即由一种亲情网转化成一种交换网……人情成了一种投资。在中国人看来，在一起吃过饭、照过相、开过会、同过屋、做过同学等都意味着关系建立的起点。”其中，学校，特别是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是孩子迈出家门，走进社会的第一站，深谙中国社会运作规则的中国人自然都知道这是人生文化资本和关系资本积累的重要开端，因此也是“人情投资”的最佳时刻。在家长们看来，享受天价教育的孩子由于首先在优质关系的建立上比其他层次的孩子处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上，所以这将大大提高其以后在社会中获得成功的机会成本，特别是在存在好幼儿园——好小学——好中学——好大学——好工作——好前景这样一条“生物链”的中国。使家庭已有的优越社会地位和优质关系继续保持并延续给下一代，或者为下一代选择和创造更好的关系网络是以默认“关系”为社会潜规则的中国家长们意识层面的潜台词。天价幼儿园的投资者正好抓住了家长的这种心态，通过市场机制操控教育来为家长社会特权的传承和自身经济利益的创造搭建平台，教育的符号消费再生产由此被启动。在这样的再生产循环中，教育无疑将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教育符号消费再生产由此必然会发挥维护身份循环、稳固社会分层的功能。
三、天价幼儿园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通过以上分析，从符号消费的视角出发，我们大致可以将推动天价幼儿园这一现象出现的本土动因归纳为以下两个因素：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和“关系”观念的深入人心。市场经济体制的引进和运行不仅促使我国社会结构从政治分层向经济分层转变，而且也不断将我国社会导入消费社会，从而为符号消费的出现撒下种子；习惯了依靠“关系”游走于社会的中国人即使在打破了原有的乡土关系网的同时，也可以自然地将其过渡到通过人情投资建立新的关系网上来，从而为符号消费的再生产提供沃土。
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在目前阶段，“符号消费”不仅不是我国社会倒退的标志，反而是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市场不断丰富完善的表现。在此背景下，“社会大变迁带给教育的最大变化就是，教育已经不能不直接面对市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通过市场的机制来向社会提供教育服务，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运行机制。”因此，在民办幼儿教育领域出现的“符号消费”是按照市场机制对优质教育资源进行分配的必然结果，天价幼儿园作为民间投资的市场行为具有其内在的符合资本本性的合理性。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不质疑它具有活跃、更新、改造教育的功能的同时，必须承认“教育作为一种公益性事业，不应该简单地等同于一般的商品。事实上，单纯依赖市场提供这一种渠道，并不足以平衡社会对教育的供求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对教育的市场介入应当作出限制。”如公办幼儿园是由纳税人出资，委托国家兴办的公共产品，其目的是以公正的精神为所有纳税人提供服务。作为幼儿教育公益性的主要承担者和实行者，公办幼儿园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力量，其任务不只是培养精英，而是要使一切人都获得发展。在公办幼儿园中兴办天价园无疑是对民众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在当前社会发展极不成熟的条件下，其提供的教育产品和服务是对大多数公民公共服务享有权的剥夺。因此，公办幼儿园的市场行为必须得到限制，我们对利用国家资产兴办天价公办幼儿园的行为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必须坚决禁止公办幼儿园过度的市场化，防止在公办幼儿教育领域出现天价幼儿园。
总之，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就决定了天价幼儿园在民办幼儿教育领域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而公办幼儿园教育作为教育公益性的主要承担者，其最终追求应该是去符号消费。所谓去“符号消费”就是公办幼儿园教育作为一项公益性事业应摆脱其所附加性的、为消费者展示和服务于社会分层的功利牵绊，摆脱阶层借此显示身份、地位、特权等象征意义的工具性质。在教育公平的价值追求下，公办幼儿教育应该为缩小经济或阶层差距而努力，为谋求所有孩子的平等、幸福、健康成长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