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的那一年，一日三餐成了最大也是最负担的困扰。暑假里，学校周边还开着的小餐馆三两家，最方便也最便宜的大概就是麦当劳和吉野家。从出餐速度来看，麦当劳略胜一筹，吃起来还不需要用到筷子。所以每天，我至少有一餐是在麦当劳完成。有时想吃点水果改善伙食，买的也是麦当劳里敷着防腐剂的苹果片或芭乐片。
　　
　　我们学校在山脚下，文学院则在半山腰。校门口目之所及几乎都是两层楼的平房。麦当劳的黄色标志矗立得有点高，台风过境时候，就会显得有些玄幻。在一片低矮的房舍之上，黄色的金拱门招牌显得巍峨。它的身边是奔跑的流云，令人感到不安。黄昏时分，霞光像搅拌不均匀的调色盘，着色料介于深蓝浅灰暗白和红色之间，黄色就被衬托得越发显出超现实的光芒来。
　　我从山上研究室下来，自然而然就会往那儿走，像有一种神秘的指引。然后点一个牛肉吉士汉堡，一杯热焦糖奶茶，再回家工作。论文冲刺阶段，连出门都会显得浪费时间，我就开始电话点餐，加送几块钱的送货费，吃的也是差不多的东西。今天抄袭昨天，明天又抄袭今天。
　　最后一个月里，每天都过得昏天黑地，最怕的是收到导师的邮件，提醒我什么时候见面。越是焦虑，刷邮箱就越是频繁。我用电话点餐的时间也越来越没规律，有时候是下午三点，有时候是早晨七点，有时候则是夜里十点。来送餐的小哥，有几位我是认识的，从来不说话，就打电话说一声很干脆的——麦当劳。他们几乎都愿意上楼，虽然我也会穿着居家服走下一两层。我们往往在楼梯间银货两讫，这成为了非常频繁的照面，就好像每天都要发生的惯例工作。很少有小哥会跟我聊天，但有两周，奇怪的是，来送餐的都是同一个人。我顶着爆炸头，穿着棉睡裤，浑浑噩噩，拿凑好的硬币给送餐员，也有一些疑惑是，为什么送餐员每天都上班。
　　有一天晚上，我的薯条瘾又犯了，赶着最后的点餐时间点单。他来的时候神情显得有些奇怪，走前往我怀里塞了一大包餐巾纸还有番茄酱。我稍微想了一想，是不是他觉得我一天里点两次麦当劳是为了想看到他？还是我一周里点十几次麦当劳，是为了轮班也能轮到见他？这种“情理之中”的联想令人感到后怕。所以不敢再叫麦当劳外卖，夜里实在想吃薯条的时候，只能整理衣装出门，去另一家买。
　　等待答辩的那段日子，有了一种回光返照般的浮华。开始揪朋友出门聚餐，筹措小旅行，开始上网查哪里还有没吃到的美食……那段时间倒是几乎忘记了麦当劳。直到终于平静下来，想想出门读书这五六年，到底也是百感交集的一段人生旅行。每次听到江蕙唱《落雨声》，大致唱故乡的山水，子欲养而亲不待，“当年出社会和人拼搏输赢，为了什么我已经想不起来了”，这样意义的歌词听一耳朵也会觉得鼻头很酸。路过学校门口的时候，抬头又见到金拱门，稍微有些触动。
　　据说，“在美国人心中，只有三种人会去麦当劳：穷人、胖子、可怜人”。就好像炸鱼薯条在英国象征工人阶级一样。无论麦当劳怎样花费重金和行销打广告，“新鲜、有机”等时尚餐饮文化元素恐怕始终没与其沾上边。
　　“穷人、胖子、可怜人”、“纸巾、番茄酱”，我好像想到了些什么，又不知道从何想起。我有些自责，那段日子我是不是因为压力大想太多了，又或者，送餐员只是有多余的纸巾和番茄酱要给我，时过境迁，扑朔迷离。后来我在小说里也写到过几次麦当劳，恐怕都与这种挂牵有微妙的关系。
　　去年回上海工作以后，有一次大学同学聚會。大家客客气气、其乐融融，少不了要问我在台湾都吃些什么，我无意间说起，我说太忙了啊每天都吃麦当劳，每一个汉堡我都吃过了，而且现在居然还有点怀念薯条。回来以后倒是没机会再去吃薯条，也不会特别去找薯条来吃。可是没有薯条，我大概没法写完论文吧……当时只是一时兴起有感而发。
　　道别的时候，我有一个本科室友，带着儿子消失了一阵。我差点要先走了，我以为她带儿子出去玩了。没想到，突然看到她从商场里远远地跑回来，让三岁的儿子递给我一包薯条。我看着那个熟悉的纸袋，那个小小的又曾经巍峨过的金拱门……就突然很想哭。
　　（李志刚摘自《优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