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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史有过许多种，可是似乎尚未有专章论述“文人与副刊的关系”这一课题。其实，缺少这样的论述，文学史只能是一轮残月。
兴趣·个性·风格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五四时期曾热心于新诗的创作。但他对于新诗贡献突出，常常被认为是他在任《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编辑时，与远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产生对新诗的感情共鸣，从而激发了郭沫若的诗情，《女神》中的许多作品，就是在1919年9月到1920年4月，宗白华主持“学灯”的几个月期间集中发表的。
这一佳话，也曾引起另一说法。香港一位文学史家在书中写到：“因为宗白华喜欢新诗，所以发表了许多郭沫若的作品，相反，却对写小说的郁达夫冷淡。”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郁达夫给“学灯”投稿时，宗先生已经离开上海去德国留学了。那一说法，只是一个“冤案”。
不过，这一“冤案”的发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文人与副刊的一个特点，即现代副刊大多由一两个人做编辑。这样，编辑的兴趣和个性，往往决定了某一副刊的风格，由此以来，编辑的更换，常常也就意味着旧日风格即将变化，极少有例外。
有什么样的编辑，就会有什么样的副刊。喜欢新文学者，自然团结新诗新小说作者；喜欢传统艺术者，自然把目光放在曲艺戏剧上；喜欢政治者，自然热心于现实生活或理论的介入。编辑高品位，副刊必然高品位，一个交际广泛而杰出的文人，他的副刊也必然多彩而杰出。
仍然以“学灯”为例。在宗白华去德国之后，接替他的李石岑遠不如宗那样重视郭沫若的作品。用郭沫若自己的话来说：“便把那种狂涛暴涨一样的写诗欲望冷下去了。”到1925年前后，同样是“学灯”，在李石岑手中，便成了以介绍政治思潮为主的副刊。巴金当年与郭沫若、阿英等人就马克思主义、托尔斯泰等问题展开过论争，其文章就发表于此时的“学灯”上。
三十年代《大公报》的“小公园”副刊的变化，也是一个例证。在1935年萧乾接手编辑之前，“小公园”以介绍旧戏等为主，文章形式中也常见诗词之类。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的萧乾一到任，几天时间就将之改变为以新文学为主的副刊，与沈从文所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相差无几了。
编者的兴趣和个性，便是这样决定着副刊的风格。
难得知音
宗白华与郭沫若在新诗创作上，产生了难得的共鸣，从而激发了郭沫若的诗情，这实际上是作者求得知音的一个范例。一个副刊编辑就该如此，他应从来稿中、从文坛的种种动态中，捕捉适合于自己主张的对象，积极地成为某些作者的知音。萧乾曾说过，看一个编辑是否成功，应该看他发现了多少新作者。当然，已经成名的作家，也存在着遇到“知音编辑”的问题。
编辑成为作者的知音，扶植文学新人，这样的例子在现代文坛上可以说数不胜数。二十年代初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开始对文学的追求。到1925年，虽然经过郁达夫的介绍，沈从文开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一些作品，但仍然只是一个不知名的作者。1925年10月徐志摩接手编辑《晨报副刊》，在《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一文中，第一次将沈从文这位无名作者，同声震文坛的胡适、闻一多、郁达夫等人一起列为他的约稿对象。徐志摩极为欣赏沈从文的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学才能。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认识沈从文的价值，除了陆续发表他的作品，在这一年十一月，徐志摩还破例将沈从文八个月前发表于《京报副刊》上的散文《市集》，重新刊登在《晨报副刊》上，并特地配上一篇《志摩的欣赏》，高度评价沈从文的才华道：“这是多么美丽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他还说：“复载值得读者们再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比乱登的办法强些。”
从此以后，默默无闻的沈从文，成了徐志摩编辑《晨报副刊》和后来《新月》杂志的重要作者。一个来自湘西山区的文学青年，最终确定了他的生活道路。对能遇到徐志摩这样的知音，沈从文深为感激，终身未能忘怀。八十年代回忆五十年前遇难的徐志摩时，沈从文仍然这样深切地说：“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
在回忆自己当年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品时，严文井同样对萧乾这位编辑怀着深深的感激，他甚至这么说：“完全可以这么说，没有萧乾，就没有今天的我。”实际也许正是如此，因为当年一个作者的作品能否在副刊上发表，常常会影响他对未来生活的选择。
再说难得知音
沈从文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但他也曾写过许多新诗，尚散于报刊上，未结集出版。在1935年前后沈从文编辑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他以“上官碧”等笔名发表过几首诗。其中两首分别为《卞之琳浮雕》《何其芳浮雕》。在诗中，沈从文曾生动而富有诗意地描述出他对这两位年轻作家的印象。
此时，卞之琳和何其芳均是刚刚在北方文坛崭露头角的年轻大学生，后来他们被视为“京派作家”中年轻的一代。沈从文诗咏他们，是一个已经在文坛奠定重要位置的作家对年轻人的赞赏，同时也是一个副刊编辑对年轻作者的扶植，如同当年徐志摩对他的扶植一样。
编辑成为作者的知音，在文人中形成了一个极好的传统。这一点，我们以沈从文为中介，上有徐志摩，下有萧乾，便可以有一个系统而突出的印象。从徐志摩那里，沈从文获得的不仅是充分理解和全力支持，还有对做好编辑工作的认识。1933年接手编辑《大公报》“文学”之后，沈从文像徐志摩当年扶植自己一样，对许多年轻的文学青年倾注了全部热情。在这些作者之中，他热情地扶植了卞之琳、何其芳、萧乾等后来活跃文坛数十年的作家。在他的指导下，萧乾的处女作、短篇小说《蚕》发表于“文学”副刊上，从而成为萧乾文学生涯的起点。他还捐资帮助卞之琳出版诗集，他用各种方式将所欣赏的作家介绍给读者。文学史家、评论家论述到“京派文人”的年青一代时，是不会忽视沈从文培养他们的重要作用的。
从沈从文那里，萧乾也继承了副刊编辑的好传统。在1935年夏天，成为《大公报》的副刊编辑之后，他也尽其所能发现和扶植了一批年轻作家，如严文井、刘白羽等。
能够遇到编辑知音，是作者的幸运；能够成为作者的知音，也会是编辑的快乐。
贵在两相知
也许，不应将“知音”只限于编辑对作者的理解和支持。对于作者，与编者在心灵上、思想上、意趣上有所沟通，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优秀的编辑，当他的身边汇聚起一批杰出作者时，也就是用他的精神与见解，赢得了充分的支持。鲁迅很理解当编辑的苦衷，他说过这样的话：“做编辑一定是受气的，但为‘赌气’计，且为于读者有所贡献计，只得忍受。”这是他在1933年7月14日写给黎烈文的信中说的。这段时期，正是《时事新报》副刊“自由谈”最为辉煌的日子。鲁迅是作为一个作者，向编辑说出这番感触的，其中自然体现出他对黎烈文编辑“自由谈”的理解。
在黎烈文1932年底接手编辑“自由谈”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鲁迅在这时期创作的大量杂文主要发表于这里。以他为核心，一大批进步文人，纷纷出现于这块阵地上，作品主要形式为杂文。所以，人们后来提起这段时期的“自由谈”，称之为杂文的“黄金时代”。
但是，鲁迅深知在那种环境中，一个编者将那么多思想深刻锋芒犀利的杂文经营出来，总会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种种压力，其中也可能包括作者的误会甚或指责。鲁迅极为理解黎烈文的处境，常常细致入微地体察他的难处。在黎烈文遇到诬陷攻击时，他曾颇为关切地安慰说：“能修炼到不生气，则为编辑不觉其苦矣。不可不炼也。”在投稿时，他也尽量考虑编辑处理稿件的自由度。翻阅鲁迅这段时间给黎烈文的信，我为鲁迅的话而感动：“今姑且寄奉，可用与否，一听酌定，希万勿客气也”，“可用与否，仍希裁定。”这些话或许带有文人间的客套语气，但下面这封信则充分体现出他对编辑的相知：“《自由谈》已于昨今两日，各寄一篇，谅已先此而到。有人中伤，本亦意中事，但近来作文，避忌已甚，有时如骨鳗在喉，不得不吐，遂亦不免为人所憎。后当更加婉约其辞，唯文章势必至流于荏弱，而干犯豪贵，虑亦仍所不免。希先生择可登者登之，如有被人扣留，则易以他稿，而将原稿见还，仆倘有言谈，仍当写寄，决不以偶一不登而放笔也。”
摘自《今晚报》
兴趣·个性·风格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五四时期曾热心于新诗的创作。但他对于新诗贡献突出，常常被认为是他在任《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编辑时，与远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产生对新诗的感情共鸣，从而激发了郭沫若的诗情，《女神》中的许多作品，就是在1919年9月到1920年4月，宗白华主持“学灯”的几个月期间集中发表的。
这一佳话，也曾引起另一说法。香港一位文学史家在书中写到：“因为宗白华喜欢新诗，所以发表了许多郭沫若的作品，相反，却对写小说的郁达夫冷淡。”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郁达夫给“学灯”投稿时，宗先生已经离开上海去德国留学了。那一说法，只是一个“冤案”。
不过，这一“冤案”的发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文人与副刊的一个特点，即现代副刊大多由一两个人做编辑。这样，编辑的兴趣和个性，往往决定了某一副刊的风格，由此以来，编辑的更换，常常也就意味着旧日风格即将变化，极少有例外。
有什么样的编辑，就会有什么样的副刊。喜欢新文学者，自然团结新诗新小说作者；喜欢传统艺术者，自然把目光放在曲艺戏剧上；喜欢政治者，自然热心于现实生活或理论的介入。编辑高品位，副刊必然高品位，一个交际广泛而杰出的文人，他的副刊也必然多彩而杰出。
仍然以“学灯”为例。在宗白华去德国之后，接替他的李石岑遠不如宗那样重视郭沫若的作品。用郭沫若自己的话来说：“便把那种狂涛暴涨一样的写诗欲望冷下去了。”到1925年前后，同样是“学灯”，在李石岑手中，便成了以介绍政治思潮为主的副刊。巴金当年与郭沫若、阿英等人就马克思主义、托尔斯泰等问题展开过论争，其文章就发表于此时的“学灯”上。
三十年代《大公报》的“小公园”副刊的变化，也是一个例证。在1935年萧乾接手编辑之前，“小公园”以介绍旧戏等为主，文章形式中也常见诗词之类。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的萧乾一到任，几天时间就将之改变为以新文学为主的副刊，与沈从文所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相差无几了。
编者的兴趣和个性，便是这样决定着副刊的风格。
难得知音
宗白华与郭沫若在新诗创作上，产生了难得的共鸣，从而激发了郭沫若的诗情，这实际上是作者求得知音的一个范例。一个副刊编辑就该如此，他应从来稿中、从文坛的种种动态中，捕捉适合于自己主张的对象，积极地成为某些作者的知音。萧乾曾说过，看一个编辑是否成功，应该看他发现了多少新作者。当然，已经成名的作家，也存在着遇到“知音编辑”的问题。
编辑成为作者的知音，扶植文学新人，这样的例子在现代文坛上可以说数不胜数。二十年代初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开始对文学的追求。到1925年，虽然经过郁达夫的介绍，沈从文开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一些作品，但仍然只是一个不知名的作者。1925年10月徐志摩接手编辑《晨报副刊》，在《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一文中，第一次将沈从文这位无名作者，同声震文坛的胡适、闻一多、郁达夫等人一起列为他的约稿对象。徐志摩极为欣赏沈从文的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学才能。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认识沈从文的价值，除了陆续发表他的作品，在这一年十一月，徐志摩还破例将沈从文八个月前发表于《京报副刊》上的散文《市集》，重新刊登在《晨报副刊》上，并特地配上一篇《志摩的欣赏》，高度评价沈从文的才华道：“这是多么美丽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他还说：“复载值得读者们再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比乱登的办法强些。”
从此以后，默默无闻的沈从文，成了徐志摩编辑《晨报副刊》和后来《新月》杂志的重要作者。一个来自湘西山区的文学青年，最终确定了他的生活道路。对能遇到徐志摩这样的知音，沈从文深为感激，终身未能忘怀。八十年代回忆五十年前遇难的徐志摩时，沈从文仍然这样深切地说：“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
在回忆自己当年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品时，严文井同样对萧乾这位编辑怀着深深的感激，他甚至这么说：“完全可以这么说，没有萧乾，就没有今天的我。”实际也许正是如此，因为当年一个作者的作品能否在副刊上发表，常常会影响他对未来生活的选择。
再说难得知音
沈从文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但他也曾写过许多新诗，尚散于报刊上，未结集出版。在1935年前后沈从文编辑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他以“上官碧”等笔名发表过几首诗。其中两首分别为《卞之琳浮雕》《何其芳浮雕》。在诗中，沈从文曾生动而富有诗意地描述出他对这两位年轻作家的印象。
此时，卞之琳和何其芳均是刚刚在北方文坛崭露头角的年轻大学生，后来他们被视为“京派作家”中年轻的一代。沈从文诗咏他们，是一个已经在文坛奠定重要位置的作家对年轻人的赞赏，同时也是一个副刊编辑对年轻作者的扶植，如同当年徐志摩对他的扶植一样。
编辑成为作者的知音，在文人中形成了一个极好的传统。这一点，我们以沈从文为中介，上有徐志摩，下有萧乾，便可以有一个系统而突出的印象。从徐志摩那里，沈从文获得的不仅是充分理解和全力支持，还有对做好编辑工作的认识。1933年接手编辑《大公报》“文学”之后，沈从文像徐志摩当年扶植自己一样，对许多年轻的文学青年倾注了全部热情。在这些作者之中，他热情地扶植了卞之琳、何其芳、萧乾等后来活跃文坛数十年的作家。在他的指导下，萧乾的处女作、短篇小说《蚕》发表于“文学”副刊上，从而成为萧乾文学生涯的起点。他还捐资帮助卞之琳出版诗集，他用各种方式将所欣赏的作家介绍给读者。文学史家、评论家论述到“京派文人”的年青一代时，是不会忽视沈从文培养他们的重要作用的。
从沈从文那里，萧乾也继承了副刊编辑的好传统。在1935年夏天，成为《大公报》的副刊编辑之后，他也尽其所能发现和扶植了一批年轻作家，如严文井、刘白羽等。
能够遇到编辑知音，是作者的幸运；能够成为作者的知音，也会是编辑的快乐。
贵在两相知
也许，不应将“知音”只限于编辑对作者的理解和支持。对于作者，与编者在心灵上、思想上、意趣上有所沟通，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优秀的编辑，当他的身边汇聚起一批杰出作者时，也就是用他的精神与见解，赢得了充分的支持。鲁迅很理解当编辑的苦衷，他说过这样的话：“做编辑一定是受气的，但为‘赌气’计，且为于读者有所贡献计，只得忍受。”这是他在1933年7月14日写给黎烈文的信中说的。这段时期，正是《时事新报》副刊“自由谈”最为辉煌的日子。鲁迅是作为一个作者，向编辑说出这番感触的，其中自然体现出他对黎烈文编辑“自由谈”的理解。
在黎烈文1932年底接手编辑“自由谈”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鲁迅在这时期创作的大量杂文主要发表于这里。以他为核心，一大批进步文人，纷纷出现于这块阵地上，作品主要形式为杂文。所以，人们后来提起这段时期的“自由谈”，称之为杂文的“黄金时代”。
但是，鲁迅深知在那种环境中，一个编者将那么多思想深刻锋芒犀利的杂文经营出来，总会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种种压力，其中也可能包括作者的误会甚或指责。鲁迅极为理解黎烈文的处境，常常细致入微地体察他的难处。在黎烈文遇到诬陷攻击时，他曾颇为关切地安慰说：“能修炼到不生气，则为编辑不觉其苦矣。不可不炼也。”在投稿时，他也尽量考虑编辑处理稿件的自由度。翻阅鲁迅这段时间给黎烈文的信，我为鲁迅的话而感动：“今姑且寄奉，可用与否，一听酌定，希万勿客气也”，“可用与否，仍希裁定。”这些话或许带有文人间的客套语气，但下面这封信则充分体现出他对编辑的相知：“《自由谈》已于昨今两日，各寄一篇，谅已先此而到。有人中伤，本亦意中事，但近来作文，避忌已甚，有时如骨鳗在喉，不得不吐，遂亦不免为人所憎。后当更加婉约其辞，唯文章势必至流于荏弱，而干犯豪贵，虑亦仍所不免。希先生择可登者登之，如有被人扣留，则易以他稿，而将原稿见还，仆倘有言谈，仍当写寄，决不以偶一不登而放笔也。”
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