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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美国的《商业周刊》将胡舒立誉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原因是创办不过三年的《财经》杂志,“搅动”中国的证券市场,以揭黑式的调查性报道敦促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对市场的肃清和整顿
提名理由
她主持下的《财经》杂志是中国式新闻理想的践行者,其团队奉行的新闻专业主义也为中国当代新闻界树立了一种职业标准。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历史上,她和她的《财经》杂志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也因此被历史记录。
人物简介:
生于1953年。
1982年胡舒立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进入《工人日报》国内部当记者。
1992年,离开《工人日报》,转投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部主任。
1998年4月至2009年11月,胡舒立任《财经》杂志主编,《谁为“琼民源”负责》《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谁的鲁能》《SARS调查》等报道触及社会敏感部位,影响深远。
胡舒立还设立《财经》奖学金,资助国内优秀的财经新闻记者、编辑及财经新闻专业研究生进修。
2009年11月辞去《财经》杂志主编,就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担任院长。
言论:
“我一生的追求,就是在一家好媒体里当记者。因为没有好编辑,所以我才做部主任;因为没有好主编,所以我才自己做主编;因为没有一个满意的平台,所以我才出来办《财经》。”
——胡舒立
原本,她名叫舒拉,父母以一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给她命名。舒拉,伊斯兰政治里“协商”的意思。
后来,她的名字“胡舒立”成为中国传媒业界的强势符号。她坚定、固执、能量巨大、说一不二;她的文字理性、克制、蕴力量于简赅之中,而描写她的文字却总是试图用复杂关系的梳理来解构她的气场。
被问到显赫的家世和自己的复杂经历时,胡舒立总会说:“这有什么好说的啊,下一个问题。”
个子不高,大概只有1米58,短发显得精干,走路和说话都快,“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传媒界人士许知远早年采访过胡舒立,他形容胡精力旺盛,能够一面爬山,一面用极快的语速讲个不停。她的前老板,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曾半开玩笑地说:“我怕她!”
从1998年4月到2009年11月这11年又7个月间,胡舒立只做了两件事:在45岁这年创办了一本叫《财经》的杂志,然后在56岁这年离开它。
2004年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胡舒立说:“这有什么冒险的?无论是去《中华工商时报》,还是创办《财经》,都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做,只好来做这件事。我没有机会成本,所以,不需要什么勇气。我这个人是比较保守的。如果说我在一个地方做,觉得做得很好,一般就‘不动’,我一般都会倾向忠于自己服务的单位。”这段话是用来回答记者的提问:39岁离开《工人日报》,45岁创办《财经》,对于中年的你来说,是不是一件冒险的事?是怎样的机缘给了你勇气?
“既然做新闻这一行,只好把它做好。反正我一生只能做一件事。”胡舒立在为《中国新闻周刊》写作《寄给2049年的信》一文中也如此强调。
或许,对于胡舒立本人来讲,职业的必然选择没有多么美好的前提和预设,也没有“风险”这样可以拿来怠惰的借口。但她的职业追求,对某些人来说,却是一种“危险”。
2001年美国的《商业周刊》将胡舒立誉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原因是创办不过三年的《财经》杂志,“搅动”中国的证券市场,以揭黑式的调查性报道敦促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对市场的肃清和整顿。
“《财经》揭露了很多股市操纵的案例,以及其他经济领域的问题,比如《君安震荡》《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谁的鲁能》等等,当然,压力也非常大,包括利益集团的非议。”胡舒立说。
《基金黑幕》发表后,10家基金公司在《中国证券报》等三大报上发表严正声明,对《财经》施压。为此,胡舒立寸步不让予以反驳:“我觉得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
《银广夏陷阱》则更像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胜利。这个大型上市公司的骗局被揭开,只缘于一位年轻的《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的一张可疑单据。后经过《财经》一年的跟踪调查,胡舒立用“铁证”向老板保证报道的真实和准确。十足的把握也直接促成了这篇有政治风险的报道得以公开示人——王波明第一次在出刊前给他的老朋友、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的王岐山打电话,后者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独立、独家、独到”的办刊方针,锋芒毕露的报道,让《财经》和胡舒立在业界的名声扶摇直上。但成名的代价也很巨大,《财经》的总编辑王波明不得不密集地应对“道歉”“被斥责”“被撤广告”的尴尬局面。每到这时,他只能跟对方解释:他只是拥有这本杂志,但是不能干涉编辑的决定。
胡舒立时代的《财经》,在老板的助力下,影响力跃升疾速,一年一度的《财经》峰会能邀请到政界、商界、学界的要人和精英,号召力在国内无人能望其项背;与此同时,其国际声誉也远超国内同行,在中国媒体普遍弱势的国际话语领域赢得了一席之地:《财经》凭借SARS系列调查报道,获“2003年度杰出国际调查新闻奖”荣誉提名奖;同年,胡舒立被《世界新闻评论》授予“年度国际编辑”的称号。
胡舒立独立意志的媒体理想在《财经》身上暂告一段落。她之本意,是建立一本为中国改革进程守望的杂志,以监督作为积极的推动改革的力量。
“《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胡舒立的名言广为流传。如今的她转战中山大学,为中国未来打造优秀的记者。
伴随《财经》杂志诞生的《财经》奖学金,到今年也有了11届学员,作为其主持者,胡舒立办培训的初衷或许更适用于她现在的职业——大学教师:“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嘛,为新闻业整体做些事。”★
提名理由
她主持下的《财经》杂志是中国式新闻理想的践行者,其团队奉行的新闻专业主义也为中国当代新闻界树立了一种职业标准。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历史上,她和她的《财经》杂志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也因此被历史记录。
人物简介:
生于1953年。
1982年胡舒立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进入《工人日报》国内部当记者。
1992年,离开《工人日报》,转投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部主任。
1998年4月至2009年11月,胡舒立任《财经》杂志主编,《谁为“琼民源”负责》《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谁的鲁能》《SARS调查》等报道触及社会敏感部位,影响深远。
胡舒立还设立《财经》奖学金,资助国内优秀的财经新闻记者、编辑及财经新闻专业研究生进修。
2009年11月辞去《财经》杂志主编,就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担任院长。
言论:
“我一生的追求,就是在一家好媒体里当记者。因为没有好编辑,所以我才做部主任;因为没有好主编,所以我才自己做主编;因为没有一个满意的平台,所以我才出来办《财经》。”
——胡舒立
原本,她名叫舒拉,父母以一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给她命名。舒拉,伊斯兰政治里“协商”的意思。
后来,她的名字“胡舒立”成为中国传媒业界的强势符号。她坚定、固执、能量巨大、说一不二;她的文字理性、克制、蕴力量于简赅之中,而描写她的文字却总是试图用复杂关系的梳理来解构她的气场。
被问到显赫的家世和自己的复杂经历时,胡舒立总会说:“这有什么好说的啊,下一个问题。”
个子不高,大概只有1米58,短发显得精干,走路和说话都快,“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传媒界人士许知远早年采访过胡舒立,他形容胡精力旺盛,能够一面爬山,一面用极快的语速讲个不停。她的前老板,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曾半开玩笑地说:“我怕她!”
从1998年4月到2009年11月这11年又7个月间,胡舒立只做了两件事:在45岁这年创办了一本叫《财经》的杂志,然后在56岁这年离开它。
2004年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胡舒立说:“这有什么冒险的?无论是去《中华工商时报》,还是创办《财经》,都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做,只好来做这件事。我没有机会成本,所以,不需要什么勇气。我这个人是比较保守的。如果说我在一个地方做,觉得做得很好,一般就‘不动’,我一般都会倾向忠于自己服务的单位。”这段话是用来回答记者的提问:39岁离开《工人日报》,45岁创办《财经》,对于中年的你来说,是不是一件冒险的事?是怎样的机缘给了你勇气?
“既然做新闻这一行,只好把它做好。反正我一生只能做一件事。”胡舒立在为《中国新闻周刊》写作《寄给2049年的信》一文中也如此强调。
或许,对于胡舒立本人来讲,职业的必然选择没有多么美好的前提和预设,也没有“风险”这样可以拿来怠惰的借口。但她的职业追求,对某些人来说,却是一种“危险”。
2001年美国的《商业周刊》将胡舒立誉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原因是创办不过三年的《财经》杂志,“搅动”中国的证券市场,以揭黑式的调查性报道敦促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对市场的肃清和整顿。
“《财经》揭露了很多股市操纵的案例,以及其他经济领域的问题,比如《君安震荡》《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谁的鲁能》等等,当然,压力也非常大,包括利益集团的非议。”胡舒立说。
《基金黑幕》发表后,10家基金公司在《中国证券报》等三大报上发表严正声明,对《财经》施压。为此,胡舒立寸步不让予以反驳:“我觉得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
《银广夏陷阱》则更像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胜利。这个大型上市公司的骗局被揭开,只缘于一位年轻的《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的一张可疑单据。后经过《财经》一年的跟踪调查,胡舒立用“铁证”向老板保证报道的真实和准确。十足的把握也直接促成了这篇有政治风险的报道得以公开示人——王波明第一次在出刊前给他的老朋友、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的王岐山打电话,后者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独立、独家、独到”的办刊方针,锋芒毕露的报道,让《财经》和胡舒立在业界的名声扶摇直上。但成名的代价也很巨大,《财经》的总编辑王波明不得不密集地应对“道歉”“被斥责”“被撤广告”的尴尬局面。每到这时,他只能跟对方解释:他只是拥有这本杂志,但是不能干涉编辑的决定。
胡舒立时代的《财经》,在老板的助力下,影响力跃升疾速,一年一度的《财经》峰会能邀请到政界、商界、学界的要人和精英,号召力在国内无人能望其项背;与此同时,其国际声誉也远超国内同行,在中国媒体普遍弱势的国际话语领域赢得了一席之地:《财经》凭借SARS系列调查报道,获“2003年度杰出国际调查新闻奖”荣誉提名奖;同年,胡舒立被《世界新闻评论》授予“年度国际编辑”的称号。
胡舒立独立意志的媒体理想在《财经》身上暂告一段落。她之本意,是建立一本为中国改革进程守望的杂志,以监督作为积极的推动改革的力量。
“《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胡舒立的名言广为流传。如今的她转战中山大学,为中国未来打造优秀的记者。
伴随《财经》杂志诞生的《财经》奖学金,到今年也有了11届学员,作为其主持者,胡舒立办培训的初衷或许更适用于她现在的职业——大学教师:“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嘛,为新闻业整体做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