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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钱币是历史的见证,其中的珍罕钱币,因为存世稀缺,成为收藏家竞相追逐的对象,其间的发现、流传故事,也成为依附在这些钱币上的文化信息。近读苏州古玩商丁宗琪的几篇忆旧文章,其中有关珍罕钱币的故事,趣味良多,不免生发与泉友“奇文共欣赏”的冲动。
丁宗琪民国初年生于古城苏州,十四五岁就开始接触古代钱币,后受苏州著名钱币收藏家王荫嘉的引领,开始收藏。20岁时,已经奔走于苏州上海之间,将经营古玩钱币作为养家糊口的经济来源,与苏州籍著名泉家蒋仲川、秦子帏等人友善,和当年名满海内的钱币收藏大家罗伯昭过从甚密。他一生经眼珍品无数,记忆最深刻的有南宋绍兴通宝折十大钱、宋末兴赵重宝及安徽方孔光绪元宝当十铜元。
1940年春天,丁宗琪又去浙江南浔古镇收集古董。南浔由于蚕丝业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时期经济空前繁荣鼎盛,清末民初已成为全国蚕丝贸易中心,民间有“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之说,南浔富豪达数百家。南浔距苏州不远,是丁宗琪经常去寻宝的地方,他和这里的二十多家富豪都有过接触。当时的江浙一带,还处于日本鬼子的控制之下,从苏州到南浔,要经过几道鬼子的哨卡,动不动就会遭遇搜身,那样的境况下,怀揣黄金经商,不啻于走钢丝。幸好他认识一位当伪警察的年轻人,才没有遭受大的危险。
这天,丁宗琪在那位警察的带领下,正要进镇,却碰到一位渔翁,说自己前天在河里捞出一枚古币,已经卖给镇上的王老板,得了一两银子。丁宗琪赶到王老板处一看,是一枚“绍兴通宝”当十大钱。据考证,“绍兴通宝”始铸于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直读楷书,旋读瘦金,均为赵构御书。特别是旋读折五、折十大钱,属宫廷试铸样品,并未大量铸行,当年的当五大钱,价格已高达五百元,折十钱当时还没有人见过。丁便问多少钱可售,店主说,前一天打鱼的送来,我以一两黄金收进。你如果想要,二两黄金可售。丁宗琪毫不犹豫将古钱买了下来,他怕和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再让南浔镇上的识货人去看,这枚珍贵的古钱就不属于自己了。后来这枚孤品卖到上海,售价十两黄金,也算是古钱中的天价了。
如果说购买绍兴通宝折十钱要靠眼力和魄力,那么,购下兴赵重宝,还显示了丁宗琪的恻隐之心。1940年秋天,丁宗琪自虎丘返城途中,走过山塘街的冷摊时,发现一家店铺的屋檐下挂了一串古钱,就取下来观看。这串钱多为宋钱,品种繁多,如北宋之“大观通宝”、“崇宁通宝”,南宋之“淳熙元宝”、“嘉泰通宝”等等。其间却有一枚“赵宝重兴”钱,铜色古旧,锈斑侵骨,不像假钱,是他没有见过的,他想单买此钱,主人却一口回绝:“你只要一个,不卖!要买一起买,一元一个,总共十五银元!”这串钱中因普通钱居多,若全部购下,也就值五六元。而赵宝重兴钱,价值如何,心里没底。正犹豫之间,老远传来声音,是日本兵巡逻队过来了,因为此处常被日本兵搜索,不宜久留。而店主又衣衫破旧,面色腊黄,丁宗琪心生恻隐,用十五元全部买下,匆匆回家。
这枚奇钱在丁宗琪手里放了几年,也找过几位泉友看过,因为该钱穿上为“赵”,穿下为“宝”,而穿右“重”,穿左“兴”,对读“赵宝重兴”,旋读“赵重宝兴”,钱文让人莫名其妙。1942年底他将此钱带到上海,竟被钱币收藏家沈子槎一眼相中:“铜色古旧,字体规整,色泽原始,绝非伪作……”欣然以百元之价购下。直到天津高善谦在《泉币》17期(1943年3月1日)上发表文章,认为此钱应该先左上,后右下,旋读为“兴赵重宝”才合情理,而这种读法称为昇书,即“赵”字为姓,应置钱之穿上才显其尊、其重。这枚相传为南宋末年抗元将领所铸造的钱币,具体年代和铸造者已不可考。截至目前也只有两枚出土,堪称古泉珍品。
俗话说,不行清风,难得细雨。赢利虽然是经商的目的,但商家一时的慈悲心肠,也可能为日后的兴盛埋下伏笔。1939年的一个秋日,丁宗琪在苏州玄妙观遇到一位金姓老人摆摊卖旧货,老人拿出一枚安徽方孔光绪元宝当十铜元,问他可识此币,他看后坦然回答,“不识,敬请赐教。”老人告诉他,自己的父亲在苏省铜元局任职,民国初年,铜元局迁往南京时清理库存,得到了这些样币,并一直留存至今。询问价钱,老人竟要价一元。当时,铜元并没有人专门收藏,即使有人买一两个稀见品种,也就卖个一二角钱。而当年一般职员月薪不过6元,这样的钱,一枚就要一元,高得有点离谱了。正在踌躇,老人说,自己孤身一人,晚景凄凉,欲度残年,也只有靠这些铜币了。这番话打动了丁宗琪,他决意买下老人的铜元。老人只卖给了一半共26枚,问他为什么不全卖,老人说:“花钱易,赚钱难。你给的钱可以过一阵子了。余下一半我为你留着,不会轻易售与他人的,日后如需,再来找我就是。”但后来丁宗琪又去找他,却再也没有见到。
这些铜元的珍稀性,上世纪60年代才逐渐被人认识,至90年代初,此币已被誉为铜元十小珍之一,而此时丁宗琪手中的铜元已经散尽。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此币被誉为铜元十大珍,身价也从1万元上升到10万元。
丁宗琪民国初年生于古城苏州,十四五岁就开始接触古代钱币,后受苏州著名钱币收藏家王荫嘉的引领,开始收藏。20岁时,已经奔走于苏州上海之间,将经营古玩钱币作为养家糊口的经济来源,与苏州籍著名泉家蒋仲川、秦子帏等人友善,和当年名满海内的钱币收藏大家罗伯昭过从甚密。他一生经眼珍品无数,记忆最深刻的有南宋绍兴通宝折十大钱、宋末兴赵重宝及安徽方孔光绪元宝当十铜元。
1940年春天,丁宗琪又去浙江南浔古镇收集古董。南浔由于蚕丝业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时期经济空前繁荣鼎盛,清末民初已成为全国蚕丝贸易中心,民间有“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之说,南浔富豪达数百家。南浔距苏州不远,是丁宗琪经常去寻宝的地方,他和这里的二十多家富豪都有过接触。当时的江浙一带,还处于日本鬼子的控制之下,从苏州到南浔,要经过几道鬼子的哨卡,动不动就会遭遇搜身,那样的境况下,怀揣黄金经商,不啻于走钢丝。幸好他认识一位当伪警察的年轻人,才没有遭受大的危险。
这天,丁宗琪在那位警察的带领下,正要进镇,却碰到一位渔翁,说自己前天在河里捞出一枚古币,已经卖给镇上的王老板,得了一两银子。丁宗琪赶到王老板处一看,是一枚“绍兴通宝”当十大钱。据考证,“绍兴通宝”始铸于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直读楷书,旋读瘦金,均为赵构御书。特别是旋读折五、折十大钱,属宫廷试铸样品,并未大量铸行,当年的当五大钱,价格已高达五百元,折十钱当时还没有人见过。丁便问多少钱可售,店主说,前一天打鱼的送来,我以一两黄金收进。你如果想要,二两黄金可售。丁宗琪毫不犹豫将古钱买了下来,他怕和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再让南浔镇上的识货人去看,这枚珍贵的古钱就不属于自己了。后来这枚孤品卖到上海,售价十两黄金,也算是古钱中的天价了。
如果说购买绍兴通宝折十钱要靠眼力和魄力,那么,购下兴赵重宝,还显示了丁宗琪的恻隐之心。1940年秋天,丁宗琪自虎丘返城途中,走过山塘街的冷摊时,发现一家店铺的屋檐下挂了一串古钱,就取下来观看。这串钱多为宋钱,品种繁多,如北宋之“大观通宝”、“崇宁通宝”,南宋之“淳熙元宝”、“嘉泰通宝”等等。其间却有一枚“赵宝重兴”钱,铜色古旧,锈斑侵骨,不像假钱,是他没有见过的,他想单买此钱,主人却一口回绝:“你只要一个,不卖!要买一起买,一元一个,总共十五银元!”这串钱中因普通钱居多,若全部购下,也就值五六元。而赵宝重兴钱,价值如何,心里没底。正犹豫之间,老远传来声音,是日本兵巡逻队过来了,因为此处常被日本兵搜索,不宜久留。而店主又衣衫破旧,面色腊黄,丁宗琪心生恻隐,用十五元全部买下,匆匆回家。
这枚奇钱在丁宗琪手里放了几年,也找过几位泉友看过,因为该钱穿上为“赵”,穿下为“宝”,而穿右“重”,穿左“兴”,对读“赵宝重兴”,旋读“赵重宝兴”,钱文让人莫名其妙。1942年底他将此钱带到上海,竟被钱币收藏家沈子槎一眼相中:“铜色古旧,字体规整,色泽原始,绝非伪作……”欣然以百元之价购下。直到天津高善谦在《泉币》17期(1943年3月1日)上发表文章,认为此钱应该先左上,后右下,旋读为“兴赵重宝”才合情理,而这种读法称为昇书,即“赵”字为姓,应置钱之穿上才显其尊、其重。这枚相传为南宋末年抗元将领所铸造的钱币,具体年代和铸造者已不可考。截至目前也只有两枚出土,堪称古泉珍品。
俗话说,不行清风,难得细雨。赢利虽然是经商的目的,但商家一时的慈悲心肠,也可能为日后的兴盛埋下伏笔。1939年的一个秋日,丁宗琪在苏州玄妙观遇到一位金姓老人摆摊卖旧货,老人拿出一枚安徽方孔光绪元宝当十铜元,问他可识此币,他看后坦然回答,“不识,敬请赐教。”老人告诉他,自己的父亲在苏省铜元局任职,民国初年,铜元局迁往南京时清理库存,得到了这些样币,并一直留存至今。询问价钱,老人竟要价一元。当时,铜元并没有人专门收藏,即使有人买一两个稀见品种,也就卖个一二角钱。而当年一般职员月薪不过6元,这样的钱,一枚就要一元,高得有点离谱了。正在踌躇,老人说,自己孤身一人,晚景凄凉,欲度残年,也只有靠这些铜币了。这番话打动了丁宗琪,他决意买下老人的铜元。老人只卖给了一半共26枚,问他为什么不全卖,老人说:“花钱易,赚钱难。你给的钱可以过一阵子了。余下一半我为你留着,不会轻易售与他人的,日后如需,再来找我就是。”但后来丁宗琪又去找他,却再也没有见到。
这些铜元的珍稀性,上世纪60年代才逐渐被人认识,至90年代初,此币已被誉为铜元十小珍之一,而此时丁宗琪手中的铜元已经散尽。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此币被誉为铜元十大珍,身价也从1万元上升到1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