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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
薛涌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11
定价:32.00元
清华与北大同为中国高校的标杆,同样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在从“材”到“才”的转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所学校风格不同,侧重不同,但我们看到了同样的以知识灌输为主导的诸多弊端。
近日看到薛涌的新书《北大批判》,讲述了他对比国外,尤其是耶鲁,所看到的北大教育的一些差异。对他的观点,我颇有些“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
我毕业于清华,后就读于美国排名前五的工学院。国内外名校在教育上的差别让我感触颇深。薛涌在书中提到了北大是老师教、学生学,而在美国很多是以讨论班形式存在的。那么清华的教育和美国的工科院校差别是什么呢?
在清华,即使是工科,也是重知识而不重实践。举个简单的例子,任何一门考试科目的成绩,一个班的分数的差距都可以从最低30多分,到最高100分。哪怕全班1/3的人不及格的科目,也总会有“天才”能拿到95分以上的高分。这是老师们批评你不努力学习的最有力的证据。而实验课,全班的差距是在85-89分之间,只有超级好的,能得到90分。所以大家对于实验课都不重视。
实验课的内容往往是验证性的实验,所谓按方抓药。最重要的不是结果如何(因为大家结果都一样),而是不要损坏器材,否则是要照价赔偿的。我对面一个毛手毛脚的男生,每次上化学实验课总要把一天的饭钱都赔进去买各种打碎的瓶瓶罐罐,但他的考试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
而在美国,实验课的比重是很大的。 通常一门课程的构成是30%看5次实验报告,30%看期中期末两次考试成绩,20%是口头汇报,而另20%是平时的作业。老师是严格按照这样的成绩给分的,这样的构成比例,让你在一个学期内时时刻刻都要绷紧弦,而不是国内那样考试前临阵磨枪。考试和作业和我们国内差别不大,但差别最大的是实验报告和口头汇报。我们的实验内容全部是老师真实的科研项目的一部分,所以,在做实验的时候老师也不知道答案。我们要根据做出来的结果自己分析答案,这个分析过程中会应用到课上学到的方法。而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国内那种标准实验中不会遇到的特殊情况。
比如有一次,我们测一个高分子的分子量。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实验。但大家按照方法做出来的结果却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反复检查了所有的实验过程、原始数据都没有任何问题。于是大多数人也就把这个计算结果交上去了,只得个B。如果计算有误,那么老师会毫不留情的给不及格。但是我没有简单地这样做,我仔细地研究了好几天这个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我们所测量的数据点远远超出了标准曲线能够涵盖的范围,形象点说,就是我们用错了尺子,所以数值会有很大偏差。我把我的发现写进了实验报告。老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把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考试题放到了期末考试的卷子里。
这种从实验课程中学习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在清华没有教过的。原来在清华,实验报告就是照着书抄,然后做几个简单的计算。老师给成绩就好像小学语文老师,主要看看谁写得工整(当时还不时髦计算机写报告)。而在美国不一样,所有的报告必须是计算机打印的,字体字号格式都有严格的要求。每个人写的内容都不能一样。如有雷同,两个人一起得零分(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过)。老师看得更多的是你推论的过程,这更贴近于真实的科研情况。
再来说说口头汇报。这是所有中国留学生最头疼的事。这就是换成中文讲,对我们也是个极大的挑战。老师的要求是找一篇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文献,总结观点,制作成ppt,在汇报中,不但要把内容讲清楚,还要提出它有哪些缺点和不足。要知道这些文章都是发表在著名期刊上的文章,是经过专业的评委评审通过的。能读出其中的精华部分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要“鸡蛋里挑骨头”,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我开始总以为美国的老师会为难中国学生的英语。但是,实际情况是老师对我们的英语非常宽容,但对于学生的思考,无论是哪国学生都一样的苛刻。一个同学讲完后,老师和同学都会提问。无论是善意的询问,知识点的检查,还是挑战性的质问,都要一一即兴回答,并记入总成绩的5%。这种架势是我在国内没领教过的。所以我总是说:清华教会了我解决问题,而美国教会了我提出问题。
薛涌在书中也反复地提出过这种不断问问题加以讨论的方式对于一个青年人成长过程的重要性。它可以激发一个人的好奇心,让他对未知领域不断地探索。我们总在思索,为什么清华北大培养不出诺贝尔奖得主。其实我觉得一大问题是我们太关注于解决问题,很少去开创性地思考新问题。这些诺贝尔奖的得主又恰恰是在某一领域做了开创性工作的人。
北大清华的学子都是应试教育的佼佼者,而在大学中,又继续了这种教育。但真正的毕业后的工作却不是应试,而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循环。希望薛涌这本看似不厚道的,自己人骂自己人的《北大批判》能给高校的应试教育敲响一个警钟,让132条常青藤法则在中国生根发芽。
中国的教育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如果有了毛病,一定要抓紧治疗。
薛涌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11
定价:32.00元
清华与北大同为中国高校的标杆,同样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在从“材”到“才”的转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所学校风格不同,侧重不同,但我们看到了同样的以知识灌输为主导的诸多弊端。
近日看到薛涌的新书《北大批判》,讲述了他对比国外,尤其是耶鲁,所看到的北大教育的一些差异。对他的观点,我颇有些“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
我毕业于清华,后就读于美国排名前五的工学院。国内外名校在教育上的差别让我感触颇深。薛涌在书中提到了北大是老师教、学生学,而在美国很多是以讨论班形式存在的。那么清华的教育和美国的工科院校差别是什么呢?
在清华,即使是工科,也是重知识而不重实践。举个简单的例子,任何一门考试科目的成绩,一个班的分数的差距都可以从最低30多分,到最高100分。哪怕全班1/3的人不及格的科目,也总会有“天才”能拿到95分以上的高分。这是老师们批评你不努力学习的最有力的证据。而实验课,全班的差距是在85-89分之间,只有超级好的,能得到90分。所以大家对于实验课都不重视。
实验课的内容往往是验证性的实验,所谓按方抓药。最重要的不是结果如何(因为大家结果都一样),而是不要损坏器材,否则是要照价赔偿的。我对面一个毛手毛脚的男生,每次上化学实验课总要把一天的饭钱都赔进去买各种打碎的瓶瓶罐罐,但他的考试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
而在美国,实验课的比重是很大的。 通常一门课程的构成是30%看5次实验报告,30%看期中期末两次考试成绩,20%是口头汇报,而另20%是平时的作业。老师是严格按照这样的成绩给分的,这样的构成比例,让你在一个学期内时时刻刻都要绷紧弦,而不是国内那样考试前临阵磨枪。考试和作业和我们国内差别不大,但差别最大的是实验报告和口头汇报。我们的实验内容全部是老师真实的科研项目的一部分,所以,在做实验的时候老师也不知道答案。我们要根据做出来的结果自己分析答案,这个分析过程中会应用到课上学到的方法。而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国内那种标准实验中不会遇到的特殊情况。
比如有一次,我们测一个高分子的分子量。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实验。但大家按照方法做出来的结果却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反复检查了所有的实验过程、原始数据都没有任何问题。于是大多数人也就把这个计算结果交上去了,只得个B。如果计算有误,那么老师会毫不留情的给不及格。但是我没有简单地这样做,我仔细地研究了好几天这个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我们所测量的数据点远远超出了标准曲线能够涵盖的范围,形象点说,就是我们用错了尺子,所以数值会有很大偏差。我把我的发现写进了实验报告。老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把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考试题放到了期末考试的卷子里。
这种从实验课程中学习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在清华没有教过的。原来在清华,实验报告就是照着书抄,然后做几个简单的计算。老师给成绩就好像小学语文老师,主要看看谁写得工整(当时还不时髦计算机写报告)。而在美国不一样,所有的报告必须是计算机打印的,字体字号格式都有严格的要求。每个人写的内容都不能一样。如有雷同,两个人一起得零分(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过)。老师看得更多的是你推论的过程,这更贴近于真实的科研情况。
再来说说口头汇报。这是所有中国留学生最头疼的事。这就是换成中文讲,对我们也是个极大的挑战。老师的要求是找一篇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文献,总结观点,制作成ppt,在汇报中,不但要把内容讲清楚,还要提出它有哪些缺点和不足。要知道这些文章都是发表在著名期刊上的文章,是经过专业的评委评审通过的。能读出其中的精华部分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要“鸡蛋里挑骨头”,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我开始总以为美国的老师会为难中国学生的英语。但是,实际情况是老师对我们的英语非常宽容,但对于学生的思考,无论是哪国学生都一样的苛刻。一个同学讲完后,老师和同学都会提问。无论是善意的询问,知识点的检查,还是挑战性的质问,都要一一即兴回答,并记入总成绩的5%。这种架势是我在国内没领教过的。所以我总是说:清华教会了我解决问题,而美国教会了我提出问题。
薛涌在书中也反复地提出过这种不断问问题加以讨论的方式对于一个青年人成长过程的重要性。它可以激发一个人的好奇心,让他对未知领域不断地探索。我们总在思索,为什么清华北大培养不出诺贝尔奖得主。其实我觉得一大问题是我们太关注于解决问题,很少去开创性地思考新问题。这些诺贝尔奖的得主又恰恰是在某一领域做了开创性工作的人。
北大清华的学子都是应试教育的佼佼者,而在大学中,又继续了这种教育。但真正的毕业后的工作却不是应试,而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循环。希望薛涌这本看似不厚道的,自己人骂自己人的《北大批判》能给高校的应试教育敲响一个警钟,让132条常青藤法则在中国生根发芽。
中国的教育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如果有了毛病,一定要抓紧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