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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关村的建设大潮中，北京科技园建设公司原总经理潘守文是个不得不提的人物。即便退休之后，他仍心系中关村的建设，并为此做了很多工作。
那是一段峥嵘岁月，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2003年6月17日，潘守文开始了退休生活。11年过去了，看着中关村健康快速地发展，一股特殊的情感涌上心头。当年，他也是个弄潮儿！
潘守文常常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更藏在心中：“在人生的道路上，能赶上改革开放这样的大时代，能赶上北京市大力建设以中关村为代表的高科技园区，真是一种福分。现在就连回忆也是一种享受。”
……
潘守文是农民的后代。农民出身的他，因为农村的解放，才有机会上学。他的长辈们，没有一个人读过书。记得小时候，家里请人写春联，潘守文的爷爷竟然把春联倒着贴。潘守文不仅有机会上学，后来还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部队当了工程兵，搞工程建设。工程兵撤销后的1983年，潘守文又有机会去负责国家图书馆的建设。那年，他刚40岁。
从国图到科贸
中关村作为知识经济和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图书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即便现在电子信息如此发达，图书馆仍然不可替代。说起国家图书馆，在当时是我们国家的“一号工程”，也是亚洲最大的图书馆。周总理生前的一大遗愿就是要把国家图书馆建好。如此重要的项目，筹划工作自然得细之又细。所以，从70年代开始筹划的国家图书馆项目，到80年代才正式开建。当时，中央负责这个项目的国家领导人是万里副总理，北京市负责这个项目的是张百发副市长。文化部和国家建委则具体负责搭建项目班子。潘守文被“阴差阳错”叫去担任筹建处负责人，重点负责这个项目的设计和概预算。
在潘守文建设中关村的征途中，国家图书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国家图书馆的建设经验，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关村系列建设。因为到1987年建完国家图书馆以后，潘守文的才干被北京市各部门认可，领导也都认为他是一个干活的人。所以当1988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中关村的前身）的时候，北京市三个领导出面向文化部要人，潘守文一时成了炙手可热的“香饽饽”。
在建设试验区的过程中，潘守文创新性地做了一件实在事。1988年试验区成立，当时大概有140多家高科技小公司找不到办公和经营场所。因为当时中关村的电子一条街正兴起，很多卖柴米油盐的铺面被改卖电子产品。那时候流传一种说法：“只见电脑不见豆腐脑”，经营场所非常紧张。
国家图书馆建完之后，北边有一块预留地，基础设施也做完了，但是要闲置5年。潘守文突发奇想，建议国家图书馆把这块地利用起来，为试验区的那140多家高科技小公司解决经营场所，这就是后来的“科技贸易中心”。
科技贸易中心的建设是在文化部、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市政府、海淀区政府的支持下，由潘守文操作建起的，堪称试验区第一个现代化项目。
令人称奇的是，科技贸易中心的2500多万建设资金，全部是潘守文通过市场行为筹集的，没用国家一分钱。工程只花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建完了。这里面其实有潘守文的创新之举。
潘守文是通过成立国家图书馆下属的科技新技术企业——图星公司来运作的。当年的运作情形，潘守文仍记忆犹新。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他一家一家拜访那140多家科技企业，告诉他们，楼建成以后是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配套服务，大概要花多少钱。计算的结果是：总面积15000多平方米，每平方米的成本大概是1500元，可以使用15年。而且配套服务很先进，有信息方面的服务，楼宇自动化管理，配套餐厅等。这让企业家们很是惊讶！这样的运作方式，他们还是头一次听说！
接下来的资金筹集进展很顺利，140多家企业都积极地加入，包括“两通两海”都进来了。
但不巧的是，就在工程快建完的时候，“六四”结束了，国家要求楼堂馆所停止建设。科技贸易中心当时在北京是非成长性项目，搞装修的时候被中央发现了。接下来中央的计委、财政、审计等几个部门都来审查。潘守文万万没想到，各部委审查的最后结果居然是：北京市为高科技人才、高科技企业和社会发展干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大好事！后来在大楼落成典礼上，李鹏总理出席剪彩仪式，比国家图书馆的影响力都大。
这件事情之后，潘守文做了这样的总结：实实在在做事，什么时候都错不了。
开发上地的三件事
提到中关村，很难绕过上地。这是中关村的一宝。科技贸易中心建成以后，潘守文被调到文化部基本建设管理中心（相当于基本建设司），直到1992年，北京市要开发建设上地村，潘守文就又被派去从事上地村的开发建设了。正应了那句话：“革命同志像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那时候的上地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村，放眼望去是一大片农田，一共1.8平方公里。
北京市为什么要开发上地村？这还得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说起。在成立试验区以前，其实就有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至于这条街到底会不会对社会产生不同反响，这也是国家需要迫切了解的。当时由政治局委员芮杏文和国务院办公厅主任温家宝负责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完全符合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国家也注重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当时还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另外，受美国硅谷、台湾新竹、日本筑波等高科技企业的影响，中央下决心支持在北京成立一个试验区。试验区成立后，应该有一个象征性的科技园区来支撑以信息产业为主的企业集群和产业集群，所以要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
这个集群的载体最终确定在上地村。
为了开发建设上地村，国家又成立了实创总公司（Strong）。实创总公司主要负责实验区和开发区的建设。第一任总经理是王师洪，他干了一年多之后，就去负责实验区的建设了。潘守文被从文化部调来负责开发区的工作。在实创总公司总经理的任职期间，潘守文干了三件大事： 一是总体规划。包括产业规划、环境规划、空间规划、能源规划、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等等。这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城市一级开发。在上地村一期1.8平方公里开发完之后，潘守文又建议北扩，后来又搞了科技园建设。
二是协调好各种关系，把各个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各方面的智慧高度整合起来形成合力。比如，上地村一期的1.8平方公里土地是属于东北旺乡的，如何对待东北旺乡的居民，如何对待这块土地，得有一个基本观念。当时，潘守文编了这么一套说辞：“我们是来发展高科技的，是来搞开发建设的，但是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是上地村的居民。为了把你们的利益和想法实现，我们要引导这块土地，让它产业升级，把高科技的人才、产业和信息与当地的资源结合起来。我是农村出来的，现在回到农村办实事是我的福分。”
三是提出与西方合作，整体包装上地村。虽然这件事潘守文是很用心去做了，但是功败垂成。潘守文当年用了8个月时间和雷曼兄弟洽谈，在多伦多呆了40天，最后在多伦多签了意向协议。这件事情因为有了雷曼兄弟的参与而产生了巨大影响，有二十多家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了此事。在媒体看来，雷曼兄弟到中国来投资，中国就要快速发展了。
2004年11月15日，雷曼兄弟和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克里斯蒂安来北京签约。但由于各种原因，中方决策人并没有正式和对方签合同。（后来，雷曼兄弟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破产。）
“如果那时候签了合同，上地的国际化水平和专业化水平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对潘守文来说，那是一次尝试和学习。这对他后来开发中关村软件园、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中关村西区有很大启发。
现在，上地的发展有目共睹，实现了钻石效应。中关村的顶级公司总部都在上地，像联想、四通、方正。上地仍在焕发青春，还在做出巨大贡献，还在吸引各方的人才和各路英雄会聚于此。
思路决定出路
开发建设完上地之后，潘守文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科技园的建设浪潮中。在这个阶段，尽管潘守文当时借鉴了一些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也利用了自己专业上的一些特长，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他还是觉得当时的思维跟不上发展的需要。
以中关村西区的建设为例，在建以前，那是海淀区的一个老镇——海淀镇。在规划西区建设的时候，潘守文考察过悉尼的快速交通和城铁，当时他给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汪光焘建议，从白石桥一直到上地信息大道，改成立体交通。但是由于时间安排得很紧，加上投资所限，这个建议根本实现不了。“现在回头看，这是我留下的一大遗憾，如果当时在整个中关村大街架起空中走廊，地面交通会畅通得多。”
西区的建设也是中关村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尤其是地下管廊，是亚洲最大的地下枢纽。潘守文也常感叹，对一个专业搞工程建设的人来说，西区是他建筑人生的一大乐趣。
一个项目要搞好，关键在于策划，要把思维放在第一位，思维要提供解决方案。作为中关村的发祥地，西区当时是“危改区”的典型和区域商业中心，怎么把它改造成中关村的CBD？这是重要的指导思想。在这点上，当时中央和北京市、海淀区是有共识的。把中关村西区0.5平方公里变成一个具有时代特点、高科技产业聚集的商务中心区，让这些企业的总部设在这里，让这些企业的人才在这里集散，让这里变成一个企业交往中心、区域商务中心和金融中心。
西区的建设实现了几大突破：第一大突破就是产业规划。西区要真正成为高科技企业大公司的总部聚集地、人才集散地和交流、商务中心，就一定要有产业带动，要为产业服务。另外，在产业基础上要搞好城市形态。为此，潘守文请来了世界著名的美国设计师，从城市功能、城市形态、城市环境、城市交通、城市能源、基础设施和城市经营管理六个方面整体规划。
第二大突破就是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和空间，进行地下综合开发。西区的地上规划是100万平方米，地下大概是30万平方米，一共25个地块。包括综合停车场，地下综合管廊、地下交通廊、地下综合商业服务等，这大大缓解了西区空间和交通的紧张。当时采用了城市集中供热和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超低温制冷技术。另外，西区的信息管理中心和各个系统的控制中心，也都采用了当时的现代化技术。
第三大突破就是西区的拆迁。当时，西区有4300户居民，包括近200个单位，海淀区区委区政府各个委办局都在那里办公。怎么把他们安置好？潘守文为此的确动了脑筋：首先，真正市场化，进行拆迁调查；其次，按照国家政策和实际情况制定拆迁方案；再次，向被拆迁单位和居民原则交底，透明、公开；第四，告诉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案；第五，把方案落实到位。在这五大措施下，西区的拆迁工作只用了半年时间。
0.514平方公里的西区，从一片非常土的平房，变成中关村的一颗璀璨明珠，建设过程中的前线总指挥潘守文见证了蜕变的点点滴滴。
“当时负责中关村的市领导非常务实，工作抓得非常到位。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刚到家，8点15分左右，市领导就来电话了，问挖土车怎么还没到？其实就晚了15分钟，他就管得这么细。”回忆当年的工作情形，潘守文感慨万千，“市领导这种无形的命令，促使我们的工作不能不细。”
海淀镇是一个文物保护地，西区的斜街、关帝庙、萨利宅院等古迹非常重要，在建设过程中，潘守文不惜一切代价将它们保留了下来。有一次，李岚清副总理来西区视察，发现有一棵大树矗立在路中间，问怎么不挪掉？潘守文说，那是棵古树，它的根已经伸到地下三层了，为了保护它，我们多花了一百多万元。李岚清副总理非常赞成潘守文的做法。
社会、经济、环境三效统一
在中关村的各大特色园中，软件园堪称经典。那里的很多建筑都获得过国际设计大奖，像鼠标光盘、科技广场。很多外国人到这里参观之后，都觉得人文环境非常好，惊叹这不像是中国的建筑。但这确实是潘守文指挥建设的。
软件园建设的高潮时间大概是从1999年到2004年。软件园实际上是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专业园区。回顾软件园的建设，潘守文觉得有几点值得回味： 首先是项目的总体规划一要符合软件产业的市场需求。为目标客户服务，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软件产业关键在于创造和创新，一定要给软件园企业提供一个安静、优雅的创业环境。所以它的交通组织、各个地块之间的功能安排、绿化环境、能源供应和信息化程度至关重要。另外，软件园的综合配套也要考虑，比如孵化器，就是为高科技中小企业创业者提供空间的。
潘守文是专业搞工程的，知道工程建设一定要符合它自身的客观规律，为此提出“积极不能着急，主动不能盲动，到位不能越位”三点建议。在他的指导下，5万平方米的孵化器项目，半年时间就建成了。这么快的速度，着实让他大吃一惊。
软件园一期的建筑面积不到70万平方米，容积率大概在0.5—0.6，这在当时是很难做到的。潘守文当时提出将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高度统一。作为主导开发商，必须把社会文明进步需求，客户需求和自身发展有效地结合起来。“首先要充分吃透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做到创意规划，然后再把创意规划变成概念性规划、控制性规划、修建性规划，最后变成施工图。有了这五步，规划才算成熟。”
软件广场的创意规划就是潘守文和德国设计师一起完成的。其整体结构由四个鼠标和一个光盘造形组成，这个规划设计方案在国际上得过奖。“我们很注重软件企业的长期发展需求和效益，所以软件广场的会议、接待、形象、展览，包括酒店都是配套的，功能上是为企业服务的。软件园的容积率和环境、水汽、交通，每一个地块之间的组合。在建设过程中，我们也认真吸取了美国等国外著名园区的一些经验。”
现在，软件园一期聚集了200多家高科技企业，像甲骨文、文思、软通动力、汉王等。按每平方米产值计算，软件园是全国顶尖的。此外，软件园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在增长，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人才的培养。“尊重人，让人们在自由、平等的氛围中去创造，我认为是中关村的核心竞争力。”
和软件园相比，生命科学园是以医药、生物科学为主要特点的专业园区。除了一级土地开发和项目管理的共性外，生命科学园的环境建设更大胆一点，它有一个水系和各个地块的企业连接，综合环境效益更好。当然最引人关注的是，生命科学园设有一个“生命科学研究所”。当时，为了这件事，潘守文专门到美国考察了20天。现在，生命科学园的骨干企业奥瑞金（纳斯达克上市）、碧水源在生命科学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潘守文还参与规划策划了北清路的建设。北清路分两段，一段是从八达岭到山后（凤凰山），共15华里，上下6车道，中间的绿化带大概是25米，非常现代化。两边还有35—40米的绿化带，是名副其实的一条景观大道。但是只用了3-4个月的时间就做完了基础设施。另一段是往东到北七家，也是15华里，建设也差不多了。现在，北清路成了北京市的高科技产业交通枢纽中心，给中关村又留了一大块发展空间。
如果没有那段时间中关村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关村的发展就没有后劲。如果建设晚了，中关村入驻的企业就难免外流。中关村的基础建设，就像一座座丰碑，将永远被后人铭记。当然，同样被铭记的，还有潘守文。
最近，潘守文写了新书《自我管理》，这也是他写的第三本书。记者问他为什么写这本书？潘守文说：“人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管好，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管好，每个家庭都把自己管好，每个企业团队都把自己管好，每个民族都把自己管好，每个国家都把自己管好，那么这个社会就文明了。”
就像潘守文在书中所说的：谨以此书献给在人生旅途中的有缘人。中关村和潘守文有缘，这是中关村的福分。退休后的潘守文，还经常会在他曾经奋战过的地方驻足，看看西区、软件园、生命园，还有那些上市公司。我想一定会有“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感觉。那是一种创业之后的喜悦和满足。
那是一段峥嵘岁月，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2003年6月17日，潘守文开始了退休生活。11年过去了，看着中关村健康快速地发展，一股特殊的情感涌上心头。当年，他也是个弄潮儿！
潘守文常常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更藏在心中：“在人生的道路上，能赶上改革开放这样的大时代，能赶上北京市大力建设以中关村为代表的高科技园区，真是一种福分。现在就连回忆也是一种享受。”
……
潘守文是农民的后代。农民出身的他，因为农村的解放，才有机会上学。他的长辈们，没有一个人读过书。记得小时候，家里请人写春联，潘守文的爷爷竟然把春联倒着贴。潘守文不仅有机会上学，后来还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部队当了工程兵，搞工程建设。工程兵撤销后的1983年，潘守文又有机会去负责国家图书馆的建设。那年，他刚40岁。
从国图到科贸
中关村作为知识经济和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图书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即便现在电子信息如此发达，图书馆仍然不可替代。说起国家图书馆，在当时是我们国家的“一号工程”，也是亚洲最大的图书馆。周总理生前的一大遗愿就是要把国家图书馆建好。如此重要的项目，筹划工作自然得细之又细。所以，从70年代开始筹划的国家图书馆项目，到80年代才正式开建。当时，中央负责这个项目的国家领导人是万里副总理，北京市负责这个项目的是张百发副市长。文化部和国家建委则具体负责搭建项目班子。潘守文被“阴差阳错”叫去担任筹建处负责人，重点负责这个项目的设计和概预算。
在潘守文建设中关村的征途中，国家图书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国家图书馆的建设经验，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关村系列建设。因为到1987年建完国家图书馆以后，潘守文的才干被北京市各部门认可，领导也都认为他是一个干活的人。所以当1988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中关村的前身）的时候，北京市三个领导出面向文化部要人，潘守文一时成了炙手可热的“香饽饽”。
在建设试验区的过程中，潘守文创新性地做了一件实在事。1988年试验区成立，当时大概有140多家高科技小公司找不到办公和经营场所。因为当时中关村的电子一条街正兴起，很多卖柴米油盐的铺面被改卖电子产品。那时候流传一种说法：“只见电脑不见豆腐脑”，经营场所非常紧张。
国家图书馆建完之后，北边有一块预留地，基础设施也做完了，但是要闲置5年。潘守文突发奇想，建议国家图书馆把这块地利用起来，为试验区的那140多家高科技小公司解决经营场所，这就是后来的“科技贸易中心”。
科技贸易中心的建设是在文化部、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市政府、海淀区政府的支持下，由潘守文操作建起的，堪称试验区第一个现代化项目。
令人称奇的是，科技贸易中心的2500多万建设资金，全部是潘守文通过市场行为筹集的，没用国家一分钱。工程只花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建完了。这里面其实有潘守文的创新之举。
潘守文是通过成立国家图书馆下属的科技新技术企业——图星公司来运作的。当年的运作情形，潘守文仍记忆犹新。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他一家一家拜访那140多家科技企业，告诉他们，楼建成以后是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配套服务，大概要花多少钱。计算的结果是：总面积15000多平方米，每平方米的成本大概是1500元，可以使用15年。而且配套服务很先进，有信息方面的服务，楼宇自动化管理，配套餐厅等。这让企业家们很是惊讶！这样的运作方式，他们还是头一次听说！
接下来的资金筹集进展很顺利，140多家企业都积极地加入，包括“两通两海”都进来了。
但不巧的是，就在工程快建完的时候，“六四”结束了，国家要求楼堂馆所停止建设。科技贸易中心当时在北京是非成长性项目，搞装修的时候被中央发现了。接下来中央的计委、财政、审计等几个部门都来审查。潘守文万万没想到，各部委审查的最后结果居然是：北京市为高科技人才、高科技企业和社会发展干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大好事！后来在大楼落成典礼上，李鹏总理出席剪彩仪式，比国家图书馆的影响力都大。
这件事情之后，潘守文做了这样的总结：实实在在做事，什么时候都错不了。
开发上地的三件事
提到中关村，很难绕过上地。这是中关村的一宝。科技贸易中心建成以后，潘守文被调到文化部基本建设管理中心（相当于基本建设司），直到1992年，北京市要开发建设上地村，潘守文就又被派去从事上地村的开发建设了。正应了那句话：“革命同志像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那时候的上地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村，放眼望去是一大片农田，一共1.8平方公里。
北京市为什么要开发上地村？这还得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说起。在成立试验区以前，其实就有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至于这条街到底会不会对社会产生不同反响，这也是国家需要迫切了解的。当时由政治局委员芮杏文和国务院办公厅主任温家宝负责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完全符合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国家也注重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当时还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另外，受美国硅谷、台湾新竹、日本筑波等高科技企业的影响，中央下决心支持在北京成立一个试验区。试验区成立后，应该有一个象征性的科技园区来支撑以信息产业为主的企业集群和产业集群，所以要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
这个集群的载体最终确定在上地村。
为了开发建设上地村，国家又成立了实创总公司（Strong）。实创总公司主要负责实验区和开发区的建设。第一任总经理是王师洪，他干了一年多之后，就去负责实验区的建设了。潘守文被从文化部调来负责开发区的工作。在实创总公司总经理的任职期间，潘守文干了三件大事： 一是总体规划。包括产业规划、环境规划、空间规划、能源规划、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等等。这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城市一级开发。在上地村一期1.8平方公里开发完之后，潘守文又建议北扩，后来又搞了科技园建设。
二是协调好各种关系，把各个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各方面的智慧高度整合起来形成合力。比如，上地村一期的1.8平方公里土地是属于东北旺乡的，如何对待东北旺乡的居民，如何对待这块土地，得有一个基本观念。当时，潘守文编了这么一套说辞：“我们是来发展高科技的，是来搞开发建设的，但是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是上地村的居民。为了把你们的利益和想法实现，我们要引导这块土地，让它产业升级，把高科技的人才、产业和信息与当地的资源结合起来。我是农村出来的，现在回到农村办实事是我的福分。”
三是提出与西方合作，整体包装上地村。虽然这件事潘守文是很用心去做了，但是功败垂成。潘守文当年用了8个月时间和雷曼兄弟洽谈，在多伦多呆了40天，最后在多伦多签了意向协议。这件事情因为有了雷曼兄弟的参与而产生了巨大影响，有二十多家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了此事。在媒体看来，雷曼兄弟到中国来投资，中国就要快速发展了。
2004年11月15日，雷曼兄弟和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克里斯蒂安来北京签约。但由于各种原因，中方决策人并没有正式和对方签合同。（后来，雷曼兄弟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破产。）
“如果那时候签了合同，上地的国际化水平和专业化水平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对潘守文来说，那是一次尝试和学习。这对他后来开发中关村软件园、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中关村西区有很大启发。
现在，上地的发展有目共睹，实现了钻石效应。中关村的顶级公司总部都在上地，像联想、四通、方正。上地仍在焕发青春，还在做出巨大贡献，还在吸引各方的人才和各路英雄会聚于此。
思路决定出路
开发建设完上地之后，潘守文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科技园的建设浪潮中。在这个阶段，尽管潘守文当时借鉴了一些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也利用了自己专业上的一些特长，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他还是觉得当时的思维跟不上发展的需要。
以中关村西区的建设为例，在建以前，那是海淀区的一个老镇——海淀镇。在规划西区建设的时候，潘守文考察过悉尼的快速交通和城铁，当时他给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汪光焘建议，从白石桥一直到上地信息大道，改成立体交通。但是由于时间安排得很紧，加上投资所限，这个建议根本实现不了。“现在回头看，这是我留下的一大遗憾，如果当时在整个中关村大街架起空中走廊，地面交通会畅通得多。”
西区的建设也是中关村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尤其是地下管廊，是亚洲最大的地下枢纽。潘守文也常感叹，对一个专业搞工程建设的人来说，西区是他建筑人生的一大乐趣。
一个项目要搞好，关键在于策划，要把思维放在第一位，思维要提供解决方案。作为中关村的发祥地，西区当时是“危改区”的典型和区域商业中心，怎么把它改造成中关村的CBD？这是重要的指导思想。在这点上，当时中央和北京市、海淀区是有共识的。把中关村西区0.5平方公里变成一个具有时代特点、高科技产业聚集的商务中心区，让这些企业的总部设在这里，让这些企业的人才在这里集散，让这里变成一个企业交往中心、区域商务中心和金融中心。
西区的建设实现了几大突破：第一大突破就是产业规划。西区要真正成为高科技企业大公司的总部聚集地、人才集散地和交流、商务中心，就一定要有产业带动，要为产业服务。另外，在产业基础上要搞好城市形态。为此，潘守文请来了世界著名的美国设计师，从城市功能、城市形态、城市环境、城市交通、城市能源、基础设施和城市经营管理六个方面整体规划。
第二大突破就是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和空间，进行地下综合开发。西区的地上规划是100万平方米，地下大概是30万平方米，一共25个地块。包括综合停车场，地下综合管廊、地下交通廊、地下综合商业服务等，这大大缓解了西区空间和交通的紧张。当时采用了城市集中供热和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超低温制冷技术。另外，西区的信息管理中心和各个系统的控制中心，也都采用了当时的现代化技术。
第三大突破就是西区的拆迁。当时，西区有4300户居民，包括近200个单位，海淀区区委区政府各个委办局都在那里办公。怎么把他们安置好？潘守文为此的确动了脑筋：首先，真正市场化，进行拆迁调查；其次，按照国家政策和实际情况制定拆迁方案；再次，向被拆迁单位和居民原则交底，透明、公开；第四，告诉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案；第五，把方案落实到位。在这五大措施下，西区的拆迁工作只用了半年时间。
0.514平方公里的西区，从一片非常土的平房，变成中关村的一颗璀璨明珠，建设过程中的前线总指挥潘守文见证了蜕变的点点滴滴。
“当时负责中关村的市领导非常务实，工作抓得非常到位。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刚到家，8点15分左右，市领导就来电话了，问挖土车怎么还没到？其实就晚了15分钟，他就管得这么细。”回忆当年的工作情形，潘守文感慨万千，“市领导这种无形的命令，促使我们的工作不能不细。”
海淀镇是一个文物保护地，西区的斜街、关帝庙、萨利宅院等古迹非常重要，在建设过程中，潘守文不惜一切代价将它们保留了下来。有一次，李岚清副总理来西区视察，发现有一棵大树矗立在路中间，问怎么不挪掉？潘守文说，那是棵古树，它的根已经伸到地下三层了，为了保护它，我们多花了一百多万元。李岚清副总理非常赞成潘守文的做法。
社会、经济、环境三效统一
在中关村的各大特色园中，软件园堪称经典。那里的很多建筑都获得过国际设计大奖，像鼠标光盘、科技广场。很多外国人到这里参观之后，都觉得人文环境非常好，惊叹这不像是中国的建筑。但这确实是潘守文指挥建设的。
软件园建设的高潮时间大概是从1999年到2004年。软件园实际上是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专业园区。回顾软件园的建设，潘守文觉得有几点值得回味： 首先是项目的总体规划一要符合软件产业的市场需求。为目标客户服务，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软件产业关键在于创造和创新，一定要给软件园企业提供一个安静、优雅的创业环境。所以它的交通组织、各个地块之间的功能安排、绿化环境、能源供应和信息化程度至关重要。另外，软件园的综合配套也要考虑，比如孵化器，就是为高科技中小企业创业者提供空间的。
潘守文是专业搞工程的，知道工程建设一定要符合它自身的客观规律，为此提出“积极不能着急，主动不能盲动，到位不能越位”三点建议。在他的指导下，5万平方米的孵化器项目，半年时间就建成了。这么快的速度，着实让他大吃一惊。
软件园一期的建筑面积不到70万平方米，容积率大概在0.5—0.6，这在当时是很难做到的。潘守文当时提出将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高度统一。作为主导开发商，必须把社会文明进步需求，客户需求和自身发展有效地结合起来。“首先要充分吃透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做到创意规划，然后再把创意规划变成概念性规划、控制性规划、修建性规划，最后变成施工图。有了这五步，规划才算成熟。”
软件广场的创意规划就是潘守文和德国设计师一起完成的。其整体结构由四个鼠标和一个光盘造形组成，这个规划设计方案在国际上得过奖。“我们很注重软件企业的长期发展需求和效益，所以软件广场的会议、接待、形象、展览，包括酒店都是配套的，功能上是为企业服务的。软件园的容积率和环境、水汽、交通，每一个地块之间的组合。在建设过程中，我们也认真吸取了美国等国外著名园区的一些经验。”
现在，软件园一期聚集了200多家高科技企业，像甲骨文、文思、软通动力、汉王等。按每平方米产值计算，软件园是全国顶尖的。此外，软件园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在增长，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人才的培养。“尊重人，让人们在自由、平等的氛围中去创造，我认为是中关村的核心竞争力。”
和软件园相比，生命科学园是以医药、生物科学为主要特点的专业园区。除了一级土地开发和项目管理的共性外，生命科学园的环境建设更大胆一点，它有一个水系和各个地块的企业连接，综合环境效益更好。当然最引人关注的是，生命科学园设有一个“生命科学研究所”。当时，为了这件事，潘守文专门到美国考察了20天。现在，生命科学园的骨干企业奥瑞金（纳斯达克上市）、碧水源在生命科学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潘守文还参与规划策划了北清路的建设。北清路分两段，一段是从八达岭到山后（凤凰山），共15华里，上下6车道，中间的绿化带大概是25米，非常现代化。两边还有35—40米的绿化带，是名副其实的一条景观大道。但是只用了3-4个月的时间就做完了基础设施。另一段是往东到北七家，也是15华里，建设也差不多了。现在，北清路成了北京市的高科技产业交通枢纽中心，给中关村又留了一大块发展空间。
如果没有那段时间中关村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关村的发展就没有后劲。如果建设晚了，中关村入驻的企业就难免外流。中关村的基础建设，就像一座座丰碑，将永远被后人铭记。当然，同样被铭记的，还有潘守文。
最近，潘守文写了新书《自我管理》，这也是他写的第三本书。记者问他为什么写这本书？潘守文说：“人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管好，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管好，每个家庭都把自己管好，每个企业团队都把自己管好，每个民族都把自己管好，每个国家都把自己管好，那么这个社会就文明了。”
就像潘守文在书中所说的：谨以此书献给在人生旅途中的有缘人。中关村和潘守文有缘，这是中关村的福分。退休后的潘守文，还经常会在他曾经奋战过的地方驻足，看看西区、软件园、生命园，还有那些上市公司。我想一定会有“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感觉。那是一种创业之后的喜悦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