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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震云作为当代文坛的作家，凭借“新写实”小说获得诸多关注。他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创新多变是他一贯的风格，而执着于人性异化问题的探索和剖析，是他多变创作的定律。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繁荣，文学世俗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刘震云的坚守显得更有意义。本文试图从对他小说中人性异化特征的分析、人性异化根源的探究、刘震云小说人性书写的意义三个方面对其小说进行分析，力图对刘震云的小说做深刻的解读。
关键词：人性；异化；物质；权力；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00-02
一、刘震云小说中人性异化的特征
通观刘震云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刘震云对人性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关注。这可能与刘震云困苦的童年生活有关，他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农村的艰苦环境下度过的，天灾人祸对人性的摧残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些记忆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刘震云写作的情感源泉。刘震云以一种“笑中带泪”的方式沉痛地解剖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人性异化的悲剧性特征。
（一）精神被权力奴化。
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物质的贫乏长久地困扰着人们，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实际上是人们在饱受了贫穷的折磨后对物质的追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的存在越来越多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压迫，逐渐被异化甚至为物所奴役。刘震云正是认识到了人的精神被奴化的特质，于是他以犀利具体的叙事，将人的精神被奴化的这一事实展现在读者面前，以期唤醒人们的意识。
刘震云的前期代表作《头人》，讲述了申村大半个世纪的“领导人”更替的历史。无论村中的领导人是谁，村民始终挂在嘴边的都是这两句话，“XX，这儿吃吧！”“XX，我这儿先偏了！”谁上台得势，村民便马上对他献上这种巴结的话。新喜当支书时，吃了老二老三的瓜果。老二老三说：“……吃吧吃吧，些个瓜果，吃不得了？”新喜吃了老二老三的公鸡要付钱，老二老三一脸不高兴“新喜，一只小公鸡还吃不得了？”可是后来村里人见新喜大势已去，老二老三也向调查组揭发新喜怎么吃小鸡不给钱，怎么随便摘人家后园子里的瓜果梨桃。从这里可以看出，面对生活和所处环境的压力，村民所巴结和讨好的只是“领导人”手中的权力。当他们以奴隶的姿态对官表示遵奉时，实际上遵奉的只是官一时的权势，反过来说，是权力使农民小人物成了奴隶样的人物。
（二）理想被现实泯灭。
刘震云对理想和现实的关照在他前期的小说中就已经初现端倪了，在《塔铺》中，“我”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去复习参加高考；李爱莲也是因为贫困，所以也想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李爱莲和“我”在复习的过程中对彼此产生了倾慕之心，但是因为高考，所以他们只能把“爱”藏在心里。可是就在高考前夕，李爱莲的父亲因为生病没钱医治，为了五百块钱，李爱莲就这样嫁人了，她带着自己的理想连同和“我”的未来一起走进了生活的坟墓。
《一地鸡毛》里的“小李白”就是被现实吞噬的芸芸众生中的一位。他当年在学校时喜欢写诗，在一些报刊还发表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在话下。可是如今的小李白早已被生活磨平了棱角，“还说写诗，写姥姥！我可算看透了，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你说呢？”[1]还有小林的老婆小李，没结婚之前，是一个文静的、眉清目秀的姑娘。与她在一起，让人感到轻松、安静，甚至还有一点淡淡的诗意。可是几年之后，这位安静的富有诗意的姑娘，竟变成了一个爱唠叨、不梳头、还学会夜里滴水偷水的家庭妇女。人物的前后转变让我们感到淡淡的忧伤。
二、人性异化的根源
关于人性，自古就有“性善”和“性恶”两种对立的说法。其实人从一出生，本无所谓“性善”或者“性恶”，后天的客观环境对人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在刘震云的小说中有很多“恶人”，他在讲述一个个故事的同时，也在思考着“人”变得不那么美好的深层原因。
（一）生存的困境。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曾写到，“贫穷使男人沉沦，饥饿使女人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物质的贫乏往往会造成人精神的堕落。刘震云小说中的存在图景，物质资料大都较为贫乏，小说里的人物是生存困境中的被动存在体，正是现实生活中物质的极度匮乏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扭曲。
刘震云的小说大部分取材于普通平民的庸常琐事、情感经历及乡村历史的变迁等。在此基础上，刘震云展开了对人的生存状态、命运悲剧、人性的反常与扭曲的审美观照。在以《瓜地一夜》、《塔铺》为代表的早期小说中，物质的极度匮乏成了乡村最显著的生存特征。《瓜地一夜》里的李三坡，因为贫穷，连自己病重的母亲想吃瓜的简单愿望都难以满足。无奈之下，他只能去偷。《塔铺》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小说里的人都因为一个“穷”字而聚到了一起。他们每个人都是善良的，可是因为穷，所以当复习资料奇缺的时候，谁也不愿意给别人分享。因为穷，李爱莲不得不“背叛”了她和“我”的“爱情”，出卖了自己的青春和前程。因为贫穷而导致的人性的异化成了刘震云早期小说显在的主题。
（二）权力的诱惑。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文化使得“官本位”的思想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层层面面。所谓“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在刘震云的小说中，《新兵连》、《头人》、《官场》、《官人》等都表现了“官人”拥有的种种特权以及权力对人性的异化。
最能集中体现权力对人性异化的作品是他的官场小说《官场》，这篇小说毫不隐晦地写出了中国人的“为官哲学”——官官相护。金全礼的升职是因为与省委书记熊清泉的朋友关系，而熊清泉提拔金全礼也是因为提自己人好办事。当金全礼要调查自己的老伙计时，他左右为难，最终还是敷衍了事。刘震云用近乎苍白的叙事描述了中国官场的官官相互。其实并不是这些“官人”本身就是坏的，而是官场中复杂的关系网把他们推向了权力的深渊，他们在这深渊中拼命地挣扎求生。在官场险恶的环境中，权力在他们的心灵上已经物化为一种超人的力量，反过来又支使着这帮“官人”的灵魂。这种非常态的权力导致他们自我意识的丧失和主体的沦丧，他们日益沦落为权力的奴婢而不自知。 三、刘震云小说人性书写的意义
刘震云作为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作家，他始终以民间的立场来关注人的生存，虽然他被称为鲁迅式的痛苦者和批判者，但是他对人性的剖析和批判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颐指气使，并且他的批判在当今具有针砭时弊的现实意义。
（一）批判国民劣根性。
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八十年后的今天，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中国，国民劣根性在这个经济发展的时代迅速抬头。文学也变得越来越功利，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很多小说中开始充斥着很多不健康的因素。而刘震云一直与这种世俗化的文学倾向保持距离，始终执着于对“人”的探索和研究。事实证明，他继鲁迅之后扛起了国民批判的大旗，并且在书写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刘震云从小在农村长大，贫穷和饥饿伴随了他整个童年，正如他所说，“农村生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创伤，而是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2]成年之后的刘震云对家乡的回忆也仍然停留在那个年代，故乡人民的苦难于他而言是有切身体会的，他对故乡人民的批判是为了唤醒他们，他对丑的鞭挞是为了追寻美。
刘震云虽然接过了鲁迅对国民性批判的大旗，但是在表现手法和叙事方式上却和鲁迅有很大不同。不同于鲁迅高高在上的、冷眼旁观的批评，刘震云始终都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讲述种种黑暗，让老百姓自觉地看透自己的本性。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以一种匍匐于大地的姿态平视国人的精神世界，他始终把自己当作麻木的民众当中的一员，在作品中以“小刘儿”自居，在那些所谓的故乡人曹成、袁哨、瞎鹿、六指等人面前只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小文人。同时，也只有和这些民众同生死，共命运，才能让他们自觉地认识到自己人性中的种种鄙陋，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素质。
（二）针砭时弊的现实意义。
刘震云作为一个颇具影响的当代作家，他的言说势必会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刘震云在他的小说中刻画了一个个在权力的重压下被扭曲的“官”或“民”的人物形象，对他来说，对人性的批判是为了完成人性的救赎，同样，对现实的揭露也是为了让现实更好。
刘震云在批判人物的同时，还透过表象深入到人物的内心当中。《新兵连》中的“元首”最后也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官场》中的金全礼也希望和老婆孩子一起过正常人的生活。《一地鸡毛》中我们看到了小林内心深处的无奈和难过。刘震云不止是一味地批判人在名利场中的无情和“妖魔化”，同时他还保留了人性当中的温情和美好。正如帕斯卡尔所说：“使人过多地看到他和禽兽是怎样的等同而不指向他的伟大，那是危险的。使他过多地看到他的伟大而看不到他的卑鄙，那也是危险的。让两者都忽视，则更为危险。然而，把这两者都指明给他，那就非常之有益了。”[3]刘震云的写作正是体现了这样的宗旨，让人们在受感动的同时认识到自己的“卑鄙”，从而自觉地完善自己，挺起胸膛做人。
当前，权力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其说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不如说中国是一个权力社会。找工作需要托关系，升职需要托关系，孩子入托需要托关系，甚至生病求医也需要托关系。可以说，刘震云对权力的思考和批判正是切中了当今社会的要害。他力图通过自己手中的笔扭转不良的社会风气，希望有一天“法治”能真正替代“人治”，社会众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结语
刘震云进入文坛已经三十余年，他把写作当作人生的唯一业志，三十年来他奉献给读者数以百计的经典文本，其作品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发人深省的内涵以及针砭时弊的现实意义在当代文坛中熠熠发光。读他的作品，带给我们的是感动，是欢笑，是欢笑中的眼泪，是狂欢后的沉思。即使在市场经济及其繁荣，文学日益功利化、世俗化的今天，刘震云也一直坚守着一个文学家的道德操守和社会责任，这让我们感动！他以一个文学家的锐利和敏感审视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一个文学家，刘震云还有旺盛的创作生命，期待他更多更好的作品！
参考文献
[1]刘震云.《一地鸡毛》.刘震云作品系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298.
[2]文翔.《论刘震云小说对人性的审视和批判》.南昌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3]蒋根旺.《刘震云小说人性剖析》.河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关键词：人性；异化；物质；权力；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00-02
一、刘震云小说中人性异化的特征
通观刘震云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刘震云对人性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关注。这可能与刘震云困苦的童年生活有关，他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农村的艰苦环境下度过的，天灾人祸对人性的摧残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些记忆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刘震云写作的情感源泉。刘震云以一种“笑中带泪”的方式沉痛地解剖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人性异化的悲剧性特征。
（一）精神被权力奴化。
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物质的贫乏长久地困扰着人们，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实际上是人们在饱受了贫穷的折磨后对物质的追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的存在越来越多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压迫，逐渐被异化甚至为物所奴役。刘震云正是认识到了人的精神被奴化的特质，于是他以犀利具体的叙事，将人的精神被奴化的这一事实展现在读者面前，以期唤醒人们的意识。
刘震云的前期代表作《头人》，讲述了申村大半个世纪的“领导人”更替的历史。无论村中的领导人是谁，村民始终挂在嘴边的都是这两句话，“XX，这儿吃吧！”“XX，我这儿先偏了！”谁上台得势，村民便马上对他献上这种巴结的话。新喜当支书时，吃了老二老三的瓜果。老二老三说：“……吃吧吃吧，些个瓜果，吃不得了？”新喜吃了老二老三的公鸡要付钱，老二老三一脸不高兴“新喜，一只小公鸡还吃不得了？”可是后来村里人见新喜大势已去，老二老三也向调查组揭发新喜怎么吃小鸡不给钱，怎么随便摘人家后园子里的瓜果梨桃。从这里可以看出，面对生活和所处环境的压力，村民所巴结和讨好的只是“领导人”手中的权力。当他们以奴隶的姿态对官表示遵奉时，实际上遵奉的只是官一时的权势，反过来说，是权力使农民小人物成了奴隶样的人物。
（二）理想被现实泯灭。
刘震云对理想和现实的关照在他前期的小说中就已经初现端倪了，在《塔铺》中，“我”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去复习参加高考；李爱莲也是因为贫困，所以也想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李爱莲和“我”在复习的过程中对彼此产生了倾慕之心，但是因为高考，所以他们只能把“爱”藏在心里。可是就在高考前夕，李爱莲的父亲因为生病没钱医治，为了五百块钱，李爱莲就这样嫁人了，她带着自己的理想连同和“我”的未来一起走进了生活的坟墓。
《一地鸡毛》里的“小李白”就是被现实吞噬的芸芸众生中的一位。他当年在学校时喜欢写诗，在一些报刊还发表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在话下。可是如今的小李白早已被生活磨平了棱角，“还说写诗，写姥姥！我可算看透了，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你说呢？”[1]还有小林的老婆小李，没结婚之前，是一个文静的、眉清目秀的姑娘。与她在一起，让人感到轻松、安静，甚至还有一点淡淡的诗意。可是几年之后，这位安静的富有诗意的姑娘，竟变成了一个爱唠叨、不梳头、还学会夜里滴水偷水的家庭妇女。人物的前后转变让我们感到淡淡的忧伤。
二、人性异化的根源
关于人性，自古就有“性善”和“性恶”两种对立的说法。其实人从一出生，本无所谓“性善”或者“性恶”，后天的客观环境对人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在刘震云的小说中有很多“恶人”，他在讲述一个个故事的同时，也在思考着“人”变得不那么美好的深层原因。
（一）生存的困境。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曾写到，“贫穷使男人沉沦，饥饿使女人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物质的贫乏往往会造成人精神的堕落。刘震云小说中的存在图景，物质资料大都较为贫乏，小说里的人物是生存困境中的被动存在体，正是现实生活中物质的极度匮乏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扭曲。
刘震云的小说大部分取材于普通平民的庸常琐事、情感经历及乡村历史的变迁等。在此基础上，刘震云展开了对人的生存状态、命运悲剧、人性的反常与扭曲的审美观照。在以《瓜地一夜》、《塔铺》为代表的早期小说中，物质的极度匮乏成了乡村最显著的生存特征。《瓜地一夜》里的李三坡，因为贫穷，连自己病重的母亲想吃瓜的简单愿望都难以满足。无奈之下，他只能去偷。《塔铺》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小说里的人都因为一个“穷”字而聚到了一起。他们每个人都是善良的，可是因为穷，所以当复习资料奇缺的时候，谁也不愿意给别人分享。因为穷，李爱莲不得不“背叛”了她和“我”的“爱情”，出卖了自己的青春和前程。因为贫穷而导致的人性的异化成了刘震云早期小说显在的主题。
（二）权力的诱惑。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文化使得“官本位”的思想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层层面面。所谓“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在刘震云的小说中，《新兵连》、《头人》、《官场》、《官人》等都表现了“官人”拥有的种种特权以及权力对人性的异化。
最能集中体现权力对人性异化的作品是他的官场小说《官场》，这篇小说毫不隐晦地写出了中国人的“为官哲学”——官官相护。金全礼的升职是因为与省委书记熊清泉的朋友关系，而熊清泉提拔金全礼也是因为提自己人好办事。当金全礼要调查自己的老伙计时，他左右为难，最终还是敷衍了事。刘震云用近乎苍白的叙事描述了中国官场的官官相互。其实并不是这些“官人”本身就是坏的，而是官场中复杂的关系网把他们推向了权力的深渊，他们在这深渊中拼命地挣扎求生。在官场险恶的环境中，权力在他们的心灵上已经物化为一种超人的力量，反过来又支使着这帮“官人”的灵魂。这种非常态的权力导致他们自我意识的丧失和主体的沦丧，他们日益沦落为权力的奴婢而不自知。 三、刘震云小说人性书写的意义
刘震云作为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作家，他始终以民间的立场来关注人的生存，虽然他被称为鲁迅式的痛苦者和批判者，但是他对人性的剖析和批判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颐指气使，并且他的批判在当今具有针砭时弊的现实意义。
（一）批判国民劣根性。
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八十年后的今天，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中国，国民劣根性在这个经济发展的时代迅速抬头。文学也变得越来越功利，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很多小说中开始充斥着很多不健康的因素。而刘震云一直与这种世俗化的文学倾向保持距离，始终执着于对“人”的探索和研究。事实证明，他继鲁迅之后扛起了国民批判的大旗，并且在书写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刘震云从小在农村长大，贫穷和饥饿伴随了他整个童年，正如他所说，“农村生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创伤，而是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2]成年之后的刘震云对家乡的回忆也仍然停留在那个年代，故乡人民的苦难于他而言是有切身体会的，他对故乡人民的批判是为了唤醒他们，他对丑的鞭挞是为了追寻美。
刘震云虽然接过了鲁迅对国民性批判的大旗，但是在表现手法和叙事方式上却和鲁迅有很大不同。不同于鲁迅高高在上的、冷眼旁观的批评，刘震云始终都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讲述种种黑暗，让老百姓自觉地看透自己的本性。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以一种匍匐于大地的姿态平视国人的精神世界，他始终把自己当作麻木的民众当中的一员，在作品中以“小刘儿”自居，在那些所谓的故乡人曹成、袁哨、瞎鹿、六指等人面前只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小文人。同时，也只有和这些民众同生死，共命运，才能让他们自觉地认识到自己人性中的种种鄙陋，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素质。
（二）针砭时弊的现实意义。
刘震云作为一个颇具影响的当代作家，他的言说势必会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刘震云在他的小说中刻画了一个个在权力的重压下被扭曲的“官”或“民”的人物形象，对他来说，对人性的批判是为了完成人性的救赎，同样，对现实的揭露也是为了让现实更好。
刘震云在批判人物的同时，还透过表象深入到人物的内心当中。《新兵连》中的“元首”最后也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官场》中的金全礼也希望和老婆孩子一起过正常人的生活。《一地鸡毛》中我们看到了小林内心深处的无奈和难过。刘震云不止是一味地批判人在名利场中的无情和“妖魔化”，同时他还保留了人性当中的温情和美好。正如帕斯卡尔所说：“使人过多地看到他和禽兽是怎样的等同而不指向他的伟大，那是危险的。使他过多地看到他的伟大而看不到他的卑鄙，那也是危险的。让两者都忽视，则更为危险。然而，把这两者都指明给他，那就非常之有益了。”[3]刘震云的写作正是体现了这样的宗旨，让人们在受感动的同时认识到自己的“卑鄙”，从而自觉地完善自己，挺起胸膛做人。
当前，权力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其说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不如说中国是一个权力社会。找工作需要托关系，升职需要托关系，孩子入托需要托关系，甚至生病求医也需要托关系。可以说，刘震云对权力的思考和批判正是切中了当今社会的要害。他力图通过自己手中的笔扭转不良的社会风气，希望有一天“法治”能真正替代“人治”，社会众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结语
刘震云进入文坛已经三十余年，他把写作当作人生的唯一业志，三十年来他奉献给读者数以百计的经典文本，其作品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发人深省的内涵以及针砭时弊的现实意义在当代文坛中熠熠发光。读他的作品，带给我们的是感动，是欢笑，是欢笑中的眼泪，是狂欢后的沉思。即使在市场经济及其繁荣，文学日益功利化、世俗化的今天，刘震云也一直坚守着一个文学家的道德操守和社会责任，这让我们感动！他以一个文学家的锐利和敏感审视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一个文学家，刘震云还有旺盛的创作生命，期待他更多更好的作品！
参考文献
[1]刘震云.《一地鸡毛》.刘震云作品系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298.
[2]文翔.《论刘震云小说对人性的审视和批判》.南昌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3]蒋根旺.《刘震云小说人性剖析》.河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