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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来自全球50多位艺术家和70多件作品的第8届柏林双年展，在2014年5月29日至8月3日期间通过展览、对话探讨历史宏大叙事与个人生活之间的交集。艺术家从各自的角度提出对历史进程中各个截面和关系的新看法。本届双年展抛弃了曾经作为柏林当代艺术象征的废弃艺术空间，将视线重新投回柏林的中心米特区，宣示了其直面挑战权利中心的野心。
从审美的角度上看，柏林无疑是当今欧洲乃至世界最具吸引力、最值得玩味的城市之一。而柏林的今天及其身后的历史，正是本届柏林双年展考察的背景，对此策展人胡安·A·盖坦说，柏林的“有趣之处既在于它已经成为的样子，也在于这个成为的过程反映了世界范围内一个更大的趋势：调动历史以强化某些主导性叙事的霸权”。叙事霸权以及宏大叙事与个体之间关系，是本届双年展的考察的重点。被宏大叙事所省略的东西似乎是一些更加宽泛也更具体的存在，而这些被省略的东西正是策展团队成员、艺术家Olaf Nicolais通过本届双年展的标志——一个分开的“8”试图表达的概念：“将柏林分为三个明显的部分，其中两个是在时间中戛然而止的东西柏林，和将它们集中并形成强烈对比的中心地带：米特区，在这里连接19世纪和21世纪，并否认20世纪。”至此，双年展讨论的真正核心问题已经呼之欲出：被否认、废弃、拆除的刚刚过去的20世纪。
本届双年展的四个举办地点：豪斯瓦尔德赛美术馆、达勒姆博物馆、KW当代艺术研究多和位于KW前的装置“Crash Pad”正是位于米特区这个“中心地带”，艺术家在这四个空间的创作也将分别呼应与空间的关系。
豪斯瓦尔德赛美术馆
豪斯瓦尔德赛美术馆原本是一个私人别墅，始建于20世纪初。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这里一直是西柏林最突出的当代文化中心之一，然而今天它已经处于中心位置的边缘地带。基于对艺术在公共范围内的位置的思考，策展人没有完全摒弃艺术的私有化功能，“毕竟艺术作品都是从艺术家的私人空间里开始的”。这里展出的艺术家作品都呼应了空间本身作为私人别墅的特点。Matts Leiderstam的装置作品“目录号S.19（未知的未知）”向艺术作品的传奇和历史致敬。艺术家在柏林肖像美术馆和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拍摄了一系列肖像画的正面和背面，并将这些照片垂直于墙面放置，因此观众不仅能看到画作本身，还能看到作品背面的标签和笔记，揭示了在历史交叠中，艺术工作者在作品中留下的不同痕迹，使得它们得以被筛选、保存至今。
达勒姆博物馆
达勒姆博物馆包含三个空间：亚洲文化博物馆、民族博物馆和欧洲文化博物馆，其中前两者将成为即将建成的洪堡论坛的一部分，本届双年展试图在这三个空间之外建立一个第四纬度——当代艺术。这四个空间里的作品将探讨一系列问题：博物馆或广义的文化机构本身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及财富能指的功能；体现在达勒姆博物馆对来自欧洲以外文化的艺术品的收藏、陈列方式中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逻辑；陈列的本质和历史等。Mariana Castillo Deball的作品“你有时间在别人面前展示自己”通过复制考古物品，制造了一个类似博物馆仓库的区域，艺术家鼓励观众去思考过去如何通过展览呈现在今人的眼前，并由此如何改变甚至歪曲了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Rosa Barba的影像装置作品“潜意识社会”拍摄于曼彻斯特和肯特，艺术家的灵感来源于这两个地区19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历史：曼彻斯特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大都市，肯特作为大众休闲业崛起的象征。作品描绘了一个深陷于内部恶化的社会中，物品正在丧失其功能和意义，而锈迹办班的船、废弃的码头和过山车以及正在海岸线上升起的冰冷的高楼预示着外部世界也已经摇摇欲坠。
KW当代艺术研究所和Crash Pad
KW作为柏林双年展的传统中心，其本身就是柏林城市转变的一个缩影：从分裂、废弃到现在的人口密集化、上流化。这里与达勒姆博物馆的布展概念截然不同——构建一个内化、专注的空间，观众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在有且仅有的当代艺术作品上，策展人希望过这个方式指出当代艺术中心将艺术与周围环境分离的趋势。艺术家Julieta Aranda的装置作品“偷走自己的尸体”指出人类企图逃离地球局限的梦想只是一个虚假的希望。作品结合影像片段和3D电脑影像制作表达对太空殖民、人性、商品和货币的思考，批判人类希望逃离局限性的逻辑和另他们身陷囹圄的逻辑实际上如出一辙。中国艺术家李消非的影像作品“流水线”反思全球化社会人与工业生产、人与机器的关系，甚至“流水线”如何成为了一种日常生活中的思维模式。Crash Pad是双年展主要的谈话空间，希拉裔瑞典艺术家和建筑家Andreas Angelidakis用这间被希腊风格地毯覆盖的房间向19世纪的沙龙致敬，并通过这件作品纪录古典主义发明对于现代政治想象力的影响。
如胡安·A·盖坦所说，柏林只是世界的一个例子，他希望通柏林探索更加广泛的对于现状和历史之间关联的思考，但目的并不是将它进行同质化。相反，艺术作为从艺术家个人出发的创作，尤为可贵的是超越它仅仅作为个人反思领域的局限性，以时效性和质疑性的态度去探究现实及其代表机制。政治妥协从来不是艺术的目的，艺术应以一种反对者的形象在权利面前区分真相。
从审美的角度上看，柏林无疑是当今欧洲乃至世界最具吸引力、最值得玩味的城市之一。而柏林的今天及其身后的历史，正是本届柏林双年展考察的背景，对此策展人胡安·A·盖坦说，柏林的“有趣之处既在于它已经成为的样子，也在于这个成为的过程反映了世界范围内一个更大的趋势：调动历史以强化某些主导性叙事的霸权”。叙事霸权以及宏大叙事与个体之间关系，是本届双年展的考察的重点。被宏大叙事所省略的东西似乎是一些更加宽泛也更具体的存在，而这些被省略的东西正是策展团队成员、艺术家Olaf Nicolais通过本届双年展的标志——一个分开的“8”试图表达的概念：“将柏林分为三个明显的部分，其中两个是在时间中戛然而止的东西柏林，和将它们集中并形成强烈对比的中心地带：米特区，在这里连接19世纪和21世纪，并否认20世纪。”至此，双年展讨论的真正核心问题已经呼之欲出：被否认、废弃、拆除的刚刚过去的20世纪。
本届双年展的四个举办地点：豪斯瓦尔德赛美术馆、达勒姆博物馆、KW当代艺术研究多和位于KW前的装置“Crash Pad”正是位于米特区这个“中心地带”，艺术家在这四个空间的创作也将分别呼应与空间的关系。
豪斯瓦尔德赛美术馆
豪斯瓦尔德赛美术馆原本是一个私人别墅，始建于20世纪初。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这里一直是西柏林最突出的当代文化中心之一，然而今天它已经处于中心位置的边缘地带。基于对艺术在公共范围内的位置的思考，策展人没有完全摒弃艺术的私有化功能，“毕竟艺术作品都是从艺术家的私人空间里开始的”。这里展出的艺术家作品都呼应了空间本身作为私人别墅的特点。Matts Leiderstam的装置作品“目录号S.19（未知的未知）”向艺术作品的传奇和历史致敬。艺术家在柏林肖像美术馆和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拍摄了一系列肖像画的正面和背面，并将这些照片垂直于墙面放置，因此观众不仅能看到画作本身，还能看到作品背面的标签和笔记，揭示了在历史交叠中，艺术工作者在作品中留下的不同痕迹，使得它们得以被筛选、保存至今。
达勒姆博物馆
达勒姆博物馆包含三个空间：亚洲文化博物馆、民族博物馆和欧洲文化博物馆，其中前两者将成为即将建成的洪堡论坛的一部分，本届双年展试图在这三个空间之外建立一个第四纬度——当代艺术。这四个空间里的作品将探讨一系列问题：博物馆或广义的文化机构本身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及财富能指的功能；体现在达勒姆博物馆对来自欧洲以外文化的艺术品的收藏、陈列方式中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逻辑；陈列的本质和历史等。Mariana Castillo Deball的作品“你有时间在别人面前展示自己”通过复制考古物品，制造了一个类似博物馆仓库的区域，艺术家鼓励观众去思考过去如何通过展览呈现在今人的眼前，并由此如何改变甚至歪曲了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Rosa Barba的影像装置作品“潜意识社会”拍摄于曼彻斯特和肯特，艺术家的灵感来源于这两个地区19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历史：曼彻斯特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大都市，肯特作为大众休闲业崛起的象征。作品描绘了一个深陷于内部恶化的社会中，物品正在丧失其功能和意义，而锈迹办班的船、废弃的码头和过山车以及正在海岸线上升起的冰冷的高楼预示着外部世界也已经摇摇欲坠。
KW当代艺术研究所和Crash Pad
KW作为柏林双年展的传统中心，其本身就是柏林城市转变的一个缩影：从分裂、废弃到现在的人口密集化、上流化。这里与达勒姆博物馆的布展概念截然不同——构建一个内化、专注的空间，观众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在有且仅有的当代艺术作品上，策展人希望过这个方式指出当代艺术中心将艺术与周围环境分离的趋势。艺术家Julieta Aranda的装置作品“偷走自己的尸体”指出人类企图逃离地球局限的梦想只是一个虚假的希望。作品结合影像片段和3D电脑影像制作表达对太空殖民、人性、商品和货币的思考，批判人类希望逃离局限性的逻辑和另他们身陷囹圄的逻辑实际上如出一辙。中国艺术家李消非的影像作品“流水线”反思全球化社会人与工业生产、人与机器的关系，甚至“流水线”如何成为了一种日常生活中的思维模式。Crash Pad是双年展主要的谈话空间，希拉裔瑞典艺术家和建筑家Andreas Angelidakis用这间被希腊风格地毯覆盖的房间向19世纪的沙龙致敬，并通过这件作品纪录古典主义发明对于现代政治想象力的影响。
如胡安·A·盖坦所说，柏林只是世界的一个例子，他希望通柏林探索更加广泛的对于现状和历史之间关联的思考，但目的并不是将它进行同质化。相反，艺术作为从艺术家个人出发的创作，尤为可贵的是超越它仅仅作为个人反思领域的局限性，以时效性和质疑性的态度去探究现实及其代表机制。政治妥协从来不是艺术的目的，艺术应以一种反对者的形象在权利面前区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