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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5月5日中央深改组会议上提出重用“改革促进派”的用人方针，这标志着党中央在新时期对干部选拔任用标准进行了新的顶层设计。然而实践中，“改革派官员”往往面临诸多难题，主要体现在改革派官员的魄力和胆略总是被现有僵化的制度所限制和阻拦，造成改革沦为了空洞的口号。由于真正期待和呼吁改革的群体难以纳入到主导改革的力量之中，结果，许多与改革相关的政策，运行到最后竟然与大众的利益严重背离。同时，一场意义深远且需要不断持续的全面改革，显然不能只靠一个改革小组来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激活“改革派官员”、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便具有了特别重大的意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探讨“改革派官员”的难与易，将会对我国官员推进改革有进一步的启示和指引作用。基于此，人民论坛特邀业界专家学者和干部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特邀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杨立华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陈抗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导 王天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教授 曹永栋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吴志华
【主持人】
人民论坛记者 谭峰
改革派官员在任何时候都是很难的
杨立华：为政不易，当官不易。但若政治清明、官员优异，自然也是人民之福、社会之福、国家之福，人人都在翘首以盼。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从更根本和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当官是否更容易了”事实上是一个“假”命题。我认为“当官在任何时候、任何时代都是很难的”。“当官”其实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是要解决“大”问题和“公”问题的。说具体点，除了和一般职业一样有基本职业要求以外，官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夙夜在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枕戈待旦”，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为“天下为公”，官员执国家和人民公器，自然恒无小事。
特别地，在当代和未来社会，官员所要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即使有技术和组织的改进和革新，可以部分地降低问题的复杂性，但由于社会自身复杂性的日益增加，当官，尤其是要当好官，只会越来越难，对当官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急剧转型的大背景下，各种矛盾集中爆发，许多问题错综复杂，这就要求官员不仅要有战略视野，也要有战术策略，不仅要精研理论看高远能够“顶天”，还要扎根基层接地气能够“立地”，不仅要有才，还要有德，不仅要有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也要有人文和道德关怀，还要适应当代社会新形势的要求，不仅能干而且能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实属不易。
一句话，为政不易，当官不易。但若政治清明、官员优异，自然也是人民之福、社会之福、国家之福，人人都在翘首以盼。
改革派官员为什么更难了
陈抗：在目前的体制下，官当得好不好，百姓怎么说还不怎么算数，关键是上级认为好不好。因此，制定一套评估标准对于调动官员的积极性非常重要。
现今当官到底是更容易了还是更困难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为官的大环境究竟起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又给为官之道带来哪些变数？我以为，现在的环境有三大变化。第一是社会变了。随着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互联网的普及、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给民众的参与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平台。这使治理的基础产生根本的变化。第二是要求变了。在结构调整期，官当得好不好的标准正在改变，这使许多人难以适应或者无所适从。第三是条件变了。以往那一套激励干部的方法不能用了，新的方法又还没有找到，使干部动力下降。不少人采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说“当官容易”其实是在发牢骚。
第一个变化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不过，随着近年来智能手机的普遍使用，变化正在加速，影响力也在扩大。以前当官的都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气派，干三两件大事、留几个可以称道的标志性项目，然后就功成名就、愉快升迁。现在民智已开，需求多元。你说是“造了福”，人家偏不买账。不但不给你评功摆好，有时还要引来骂名，批你瞎折腾，搞不好还要闹出个群体性事件来。要让人民满意似乎是越来越困难了。
社会基础的改变其实要求治理模式作出相应的转变。以前那种政府统管一切、以为官员比百姓高明的观念都不断地受到挑战。不少地方政府其实已经看到这个转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开始认真落实人民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在目前的体制下，官当得好不好，百姓怎么说还不怎么算数，关键是上级认为好不好。因此，制定一套评估标准对于调动官员的积极性非常重要。但是，这套标准在改革难度大的时期却又很难制定。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50多年以前就指出，高速增长是一股破坏稳定的力量。速度越快，制造的矛盾和社会错位越多，产生的利益冲突也越大。当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主要被少数人获取时，又会增强社会中“相对输家”的攀比心态和仇富心理。
目前我们又再度进入改革的艰难时期，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官员们似乎再次面临不明确的评估标准。一方面，“不以GDP论英雄”开始在考评标准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一旦地方的经济增长率太低又会面临“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考量，要地方官员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为当地的经济增长负责。这种要求每个地方的经济增长至少达到全国划一的最低增长率的做法实际上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从1960年到1990年，钢铁工业开始逐渐被淘汰。随着钢厂倒闭，大批炼钢设备被废弃，“钢谷”成为死城，每年人口平均减少1.1万人。在这30年里，服务业的提升远远无法抵消重工业崩盘带来的影响。显然，行业的调整给不同地区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要在“钢谷”保增长、人为地抵抗市场的调节，其结果只能是浪费大量宝贵的资源、放弃创造新增长点的机会。理性的人们一般不会指望经济结构的调整给各省、各市、各县的经济增长率带来同样的影响，要求各级地方政府保证在调整期经济增长达到全国划一的最低增长率也显然是非理性的。同样地，要推行协商民主、依法治国，也必须有相关的评估标准。官员如果看不到明确的标准，就会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可是，好的标准无法那么快就出现，需要花时间来制定。落实依法治国需要修订和废止保护部门利益的恶法、编列政府部门职能的正面清单、建立机制来惩戒不依法行政的行为；推行协商民主也需要树立典型、总结推广先进经验；这些都不是在短期能够完成的任务。于是就出现名义目标看似明确、具体目标却不很明确的现象。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在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后收入显著提高。随后，城里的国有企业也开始发奖金。由于财政拮据，政府当时无法为官员提高收入，只好允许公职人员通过各种创收活动提高收入。这应该说是一种权宜之计。从政府到军队，从医院到学校，到处掀起创收的浪潮，形成了全民经商的态势。 “财政包干”、“分权让利”的政策使那些敢于尝试改革的地方政府能够扩大地方财政收入，掌握比别的地方更多的可支配资源，加大改善政府官员生活的力度。这种做法形成了与改革目标兼容的激励机制，把地方官员拉到改革阵营中来。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策略。然而，这个激励机制有很强的惯性，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造成了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至上的局面，由此衍生出形形色色的潜规则，造就了一个寻租社会，造成今天反腐败任务严峻的局面。原有的激励条件改变了，新的激励机制是什么呢？网上近来在热议公务员涨薪的事，还有关于养老金并轨、职业年金的讨论。一些地方试行的聘任制也令人关注。总的来说，激励机制的设计面临两大矛盾。一是基数大与激励不足的矛盾。二是流动性与稳定性的矛盾。在这方面，新加坡的经验也许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做法是用高薪激励处于决策地位的高级公务员，并且让他们终身任职以保证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对于一般公务员则服从能进能出的市场机制，以绩效考评制度淘汰懒政怠政者，不需要采用特殊的薪酬激励。
当前改革派官员面临两易两难的现状
王天恩：当前为官，满足高层次需要更容易，满足低层次贪欲更难；想干事更容易，要干好事业更难。
马克思早就深刻指出，人的本性就是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不仅受生理、心理所决定，更为文化和制度环境所影响。观念、文化和制度环境不仅会使价值观变形，而且使是非标准变形，甚至能使逻辑扭曲。
人之所以热心从事某种活动，总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只是在社会分工中，不同的岗位主要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
做官难易是相对于具体条件而言的，这些条件主要包括：一是社会外部环境；二是个人内在需要。这两方面条件又关联在一起，构成互动机制。八项规定和高压反腐急骤逆转了官场的社会环境，也必定逐渐使官员的内在需要产生重大影响。就这两方面具体条件来看，当前为官，两易两难：满足高层次需要更容易，满足低层次贪欲更难；想干事更容易，要干好事业更难。
“官”是管理岗位，本来是具有管理能力，能为大众谋福利，自己则在管理过程中，发挥自己的才干，成就一番事业的岗位。如果官职异化为谋求个人低层次贪欲的职业，甚至成了投资营利的场所，升官为了发财，官场沦陷为低层次私欲膨胀之地，那社会规则甚至法律就会形同虚设，遭到破坏，社会风气和环境就会陷于恶性循环。谋求低层次贪欲的人到了官员岗位，只能促成发财为官，产生贪官、“不作为官”。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只能是清官更难，贪官更容易；只有对的人到了对的岗位，才能促成事业为官，做官有所作为，成就“事业官”。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清官、“事业官”更容易，贪官、“不作为官”更难。
做贪官、“不作为官”需要一个好坏不分、是非颠倒的舆论及文化和制度被破坏、瘫痪甚至崩溃的环境。而清官、“事业官”则不仅需要一个清明的制度环境，还需要创新的环境，这样才能在管理岗位尽可能释放管理创造力。
就官场动力学来说，社会环境至关重要。在社会中，存在方式决定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而行为方式又构成社会的存在方式，由此形成恶性循环或良性循环。八项规定从行为开始，矫正行为方式，使社会环境——社会存在方式改观，从而反过来影响思维方式，并进一步影响行为方式，行为方式又使社会存在方式发生逆转，营造清官易，贪官难的环境和机制。
众所周知，为官不是“知”的问题，而是“行”的问题；而行的问题又是规则问题，规则问题是执行问题，执行问题是体制问题。体制好了，为官环境好了，官德也好了；这时候，做贪官、“不作为官”难了，做清官、事业官易了。
因此，八项规定制度化，使贪官、“不作为官”不易，清官、事业官不难，堪称当今清廉公正为官，事业为官人之福；当然更是中国大众之福。
当今中国官场，要让清官、“事业官”易，贪官、“不作为官”难，也不是个认识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无法可依，无规可循，执法不严，在这样的环境下，浑水摸鱼易，认真办事难。致力于制度建设的明智就在于：不指望人不做什么，只限制人不能做什么。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执法严明，在这样的环境下，认真办事易，浑水摸鱼难。
当社会环境与人的需要相匹配时，不管是社会外部环境与人的内在需要相契合，还是人的需要为社会环境所俘获，都往往会进入这样一个机制：行多意惬，意惬情同，情同知随——这在八项规定前是恶性循环的机制，而在八项规定后则可能成为良性循环的机制。也是当前为官，两易两难的根据所在。
因此，当前做官是更难还是更容易，取决于官员的需要、追求和人生目标，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的需要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官职是社会的高层次岗位，不是以低层次贪欲为主要追求，而是以为大众谋福利作为自己事业主要追求的岗位。因此，官职应当让那些以通过为大众服务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公民进入。这一方面是对官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官职应当成为满足这种需要的人的用武之地。只有这样，事业为官才会成为官员的内在需要。
要辩证地看待改革派官员的难与易
曹永栋：当官的易是从当官的政治社会环境所说的，当官的难是从为官者的自身素质而言的，它们都是统一于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当官更容易，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高压反腐的震慑力使得官场人际关系简约化。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以来，高压反腐，打“老虎”、拍“苍蝇”，整风肃纪，官场风气为之一变。这种暴风骤雨式的反腐举措，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使心存贪念的官吏不敢侥幸试足。习近平总书记说：“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珂、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其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顶层设计逐渐全面实施，将权力逐渐纳入有序、高效的法治运行框架。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君权神授，有法制而无法治，社会政治架构中家天下的统治秩序，使中国人深陷于三纲五常儒家文化人治传统的束缚。这种文化传统深植于民，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官员擅权妄为、百姓托情说事，甚至官场内外、大事小事，不托情就不能正常办事。这种人治社会传统使国家行政管理无序化、低效化，为权力腐败提供了温床，加大了社会经济的运行成本，造成社会人力物质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为了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有序、高效运行，惩治腐败只是治标，而竭力进行现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治本之道。其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和培育使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得以提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道德领域里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以权谋私、造假欺诈、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个人丧失理想信念，人生价值观严重扭曲，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这些问题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在官场尤其为甚。 说当官更难，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科学文化知识的爆炸式涌现，要求为官者加快知识的更新。当今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加快，而且各种知识分门别类，愈益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即便是专业领域里的学者，也要终其一生，不断学习，才不至于落伍，更遑论成为百科全书派式的集大成者。但为官者不懂得所需的基本理论知识，便无法履职胜任。当今时代为官者需要不断学习所需的相关科学文化知识，不学习就被动、无法胜任领导岗位，因而当官自然更难了。
其二，国内外形势波谲云诡的变化，要求为官者具有高超的局势驾驭能力。为官者只有足够的相关领域死的知识还不够，还必须将死的知识灵活运用，变成活的知识，将对的知识正确运用于实践，能够较好地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才行。国内外波谲云诡的新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复杂，这就要求为官者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积极作为，具有高超的局势驾驭能力，因而，当官自然就更难了。
其三，社会民众殷切的期待与党内外严密的监督，要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官者肩负着党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重任，面对着社会民众的殷切期待，在此任者万不可造次。党的用人原则是“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党的选人方针是“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同时党在逐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促进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再者，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监督使贪官坏官无所遁形。为官一任而毫无建树，这样的官吏理应淘汰让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指出：“改革政绩考核机制，着力解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可见，在新形势下，社会民众殷切的期待与党内外严密的监督，要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官自然就更难了。
“改革派官员是否容易”不应成为一个问题
吴志华：“改革派官员是否容易”之问，除了可以从不同语境中的正反两方面认知予以一般意义上解答之外，还应该从我国发展的历时性特征中进行比较性解释。
职业工作语境中的“容易不容易”的认知取决于一个人的工作状态。兢兢业业、尽心尽职、富有成效地做好本职工作，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事情，即使在平凡的职业或岗位，要做出不平凡的事业也很不容易。反之，如果不负责任、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地对待工作，工作就会被认为是容易的事情。当官也是一种职业，一种掌握公共权力和从事公共服务的政治职业，当官容易或不容易取决于如何当官。官员作为人民的代理人和为人民服务的职业工作者，对手中的权力时时怀有敬畏之心，忠于为官职守，做一个廉洁奉公、不谋私利、造福于民的清官、好官，尽管从理论上说是理所当然，但实际上不易。如果把当官看作是显示身份、地位、权力的荣耀，以玩忽职守、耀武扬威、无所事事的状态做官，追求以权谋私、吃喝玩乐的私欲，做一种庸官、懒官或贪官，那么，当官不仅是容易，而且是一种会使人上瘾的享受。
“当官是否容易”之问，除了可以从不同语境中的正反两方面认知予以一般意义上解答之外，还应该从我国发展的历时性特征中进行比较性解释，即作为一个不应该是问题的论题为什么成为一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追求GDP高速增长也势必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指标。尤其是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一大特征的投资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出现了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批租、旧城区改造等“物态”建设的高潮。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GDP年均9.8%的持续高增长、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日新月异、城市面貌的大变样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已经成为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建设标志性成就。但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批租、旧城区改造以及“招商引资”、经济建设项目的行政审批过程中，本来很少交集的官员与商人之间形成频繁接触的人际关系。在配置资源的市场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条件下，以及在对官员行为缺乏完备而有效的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掌握公共项目、公共资金、公共资源分配权的官员与谋求项目及利润的商人之间的频繁交往，就有可能滋生大面积的“寻租”和严重的腐败现象，同时也从中伴生出常态化的“三公消费”。在这一发展阶段的官员生态环境中，尽管官员在经济活动中忙于各种考察、商谈、应酬等公务，但基于追求GDP政绩的显性激励，加上事实上成为官员隐性激励的“三公消费”，与此同时，对官员行为的约束性制度规定又不够完备或者已有的规定在执行中“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因此，一些对“应该做什么样官”缺乏正确认识的官员，就会感到“当官容易”，甚至会因为权力带来的好处而乐在其中。
党的“十八大”之后，在推进经济建设和深化改革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政治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中央颁发了改进干部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开展了解决“四风”问题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三公消费”进行了严格规范和严厉治理，尤其是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此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和严格限制“三公消费”，对官员的工作作风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也使得“三公消费”的隐性激励基本上不复存在；加大惩治腐败力度对官员的廉洁自律形成高压态势；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既要求官员在开拓、创新中谋划发展，又要求官员严格依法行使公共权力。同时，对重大决策实行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再加上中央和地方各级巡视组的督查共同形成了对官员公务行为的强约束高压态势，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当官不再可以“任性”。在这种政治态势下，有些官员与以前那种强隐性激励、弱政治约束的官场生态相比较，自然产生“当官不容易”的心态，发出“当官不容易”的感叹。
当官作为一种掌握公共权力和从事公共服务的政治职业，从正面意义上说“当官不易”是一种应然常态。这不仅因为当官不易如同其它职业一样取决于与激励相关的工作者工作状态，还在于与其它职业有所不同的原因。首先，当官的职业选择动因主要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价值观，而不是看重薪酬等经济报酬，否则许多优秀人才就可能不会选择从政或从事公共服务职业。其次，官员的选拔任用有更高的资格条件尤其是“德”的要求。我国历史上选用和提拔官吏历来奉行德才兼备原则，尤其看重“官德”，强调为官者“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我国2014年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担任党政领导干部职务须具备涉及政治思想、政治信念、事业心、责任感、民主观、法治意识、清正廉洁以及道德品行等素质要素的六项基本条件。再者，官员的工作行为受到更多更严格的职业规范约束。我国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应当履行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模范遵守社会公德、忠于职守、勤勉尽责、清正廉洁、公道正派等义务；国外许多国家也对公务员的行为守则作出明确规定，包括民主价值观、职业价值观和道德价值观，涉及依法工作、接受公众监督、秉公办事、维护公共利益等行为准则。
目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步入治国理政的新阶段。这就是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战略举措，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四个全面”对作为领导干部的官员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官员锐意进取、善于谋划、勇于担当，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官员强化法治意识和提高依法治理能力，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官员心系群众、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在治国理政的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对做一个“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和好官再次提出多方面准则，要求当官者“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当官者要按照“四个全面”提出的新要求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为官之道来做一个好官，应该说是不容易的，但这些要求和为官之道将成为新阶段的政治常态。面对这种政治常态，大大小小的官员都需要在思想认识上和行为状态上进行调整或转变，把“当官不易”的认知或感叹转化为做一个有正能量的好官。
在这种情况下，激活“改革派官员”、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便具有了特别重大的意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探讨“改革派官员”的难与易，将会对我国官员推进改革有进一步的启示和指引作用。基于此，人民论坛特邀业界专家学者和干部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特邀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杨立华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陈抗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导 王天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教授 曹永栋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吴志华
【主持人】
人民论坛记者 谭峰
改革派官员在任何时候都是很难的
杨立华：为政不易，当官不易。但若政治清明、官员优异，自然也是人民之福、社会之福、国家之福，人人都在翘首以盼。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从更根本和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当官是否更容易了”事实上是一个“假”命题。我认为“当官在任何时候、任何时代都是很难的”。“当官”其实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是要解决“大”问题和“公”问题的。说具体点，除了和一般职业一样有基本职业要求以外，官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夙夜在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枕戈待旦”，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为“天下为公”，官员执国家和人民公器，自然恒无小事。
特别地，在当代和未来社会，官员所要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即使有技术和组织的改进和革新，可以部分地降低问题的复杂性，但由于社会自身复杂性的日益增加，当官，尤其是要当好官，只会越来越难，对当官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急剧转型的大背景下，各种矛盾集中爆发，许多问题错综复杂，这就要求官员不仅要有战略视野，也要有战术策略，不仅要精研理论看高远能够“顶天”，还要扎根基层接地气能够“立地”，不仅要有才，还要有德，不仅要有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也要有人文和道德关怀，还要适应当代社会新形势的要求，不仅能干而且能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实属不易。
一句话，为政不易，当官不易。但若政治清明、官员优异，自然也是人民之福、社会之福、国家之福，人人都在翘首以盼。
改革派官员为什么更难了
陈抗：在目前的体制下，官当得好不好，百姓怎么说还不怎么算数，关键是上级认为好不好。因此，制定一套评估标准对于调动官员的积极性非常重要。
现今当官到底是更容易了还是更困难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为官的大环境究竟起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又给为官之道带来哪些变数？我以为，现在的环境有三大变化。第一是社会变了。随着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互联网的普及、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给民众的参与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平台。这使治理的基础产生根本的变化。第二是要求变了。在结构调整期，官当得好不好的标准正在改变，这使许多人难以适应或者无所适从。第三是条件变了。以往那一套激励干部的方法不能用了，新的方法又还没有找到，使干部动力下降。不少人采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说“当官容易”其实是在发牢骚。
第一个变化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不过，随着近年来智能手机的普遍使用，变化正在加速，影响力也在扩大。以前当官的都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气派，干三两件大事、留几个可以称道的标志性项目，然后就功成名就、愉快升迁。现在民智已开，需求多元。你说是“造了福”，人家偏不买账。不但不给你评功摆好，有时还要引来骂名，批你瞎折腾，搞不好还要闹出个群体性事件来。要让人民满意似乎是越来越困难了。
社会基础的改变其实要求治理模式作出相应的转变。以前那种政府统管一切、以为官员比百姓高明的观念都不断地受到挑战。不少地方政府其实已经看到这个转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开始认真落实人民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在目前的体制下，官当得好不好，百姓怎么说还不怎么算数，关键是上级认为好不好。因此，制定一套评估标准对于调动官员的积极性非常重要。但是，这套标准在改革难度大的时期却又很难制定。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50多年以前就指出，高速增长是一股破坏稳定的力量。速度越快，制造的矛盾和社会错位越多，产生的利益冲突也越大。当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主要被少数人获取时，又会增强社会中“相对输家”的攀比心态和仇富心理。
目前我们又再度进入改革的艰难时期，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官员们似乎再次面临不明确的评估标准。一方面，“不以GDP论英雄”开始在考评标准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一旦地方的经济增长率太低又会面临“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考量，要地方官员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为当地的经济增长负责。这种要求每个地方的经济增长至少达到全国划一的最低增长率的做法实际上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从1960年到1990年，钢铁工业开始逐渐被淘汰。随着钢厂倒闭，大批炼钢设备被废弃，“钢谷”成为死城，每年人口平均减少1.1万人。在这30年里，服务业的提升远远无法抵消重工业崩盘带来的影响。显然，行业的调整给不同地区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要在“钢谷”保增长、人为地抵抗市场的调节，其结果只能是浪费大量宝贵的资源、放弃创造新增长点的机会。理性的人们一般不会指望经济结构的调整给各省、各市、各县的经济增长率带来同样的影响，要求各级地方政府保证在调整期经济增长达到全国划一的最低增长率也显然是非理性的。同样地，要推行协商民主、依法治国，也必须有相关的评估标准。官员如果看不到明确的标准，就会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可是，好的标准无法那么快就出现，需要花时间来制定。落实依法治国需要修订和废止保护部门利益的恶法、编列政府部门职能的正面清单、建立机制来惩戒不依法行政的行为；推行协商民主也需要树立典型、总结推广先进经验；这些都不是在短期能够完成的任务。于是就出现名义目标看似明确、具体目标却不很明确的现象。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在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后收入显著提高。随后，城里的国有企业也开始发奖金。由于财政拮据，政府当时无法为官员提高收入，只好允许公职人员通过各种创收活动提高收入。这应该说是一种权宜之计。从政府到军队，从医院到学校，到处掀起创收的浪潮，形成了全民经商的态势。 “财政包干”、“分权让利”的政策使那些敢于尝试改革的地方政府能够扩大地方财政收入，掌握比别的地方更多的可支配资源，加大改善政府官员生活的力度。这种做法形成了与改革目标兼容的激励机制，把地方官员拉到改革阵营中来。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策略。然而，这个激励机制有很强的惯性，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造成了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至上的局面，由此衍生出形形色色的潜规则，造就了一个寻租社会，造成今天反腐败任务严峻的局面。原有的激励条件改变了，新的激励机制是什么呢？网上近来在热议公务员涨薪的事，还有关于养老金并轨、职业年金的讨论。一些地方试行的聘任制也令人关注。总的来说，激励机制的设计面临两大矛盾。一是基数大与激励不足的矛盾。二是流动性与稳定性的矛盾。在这方面，新加坡的经验也许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做法是用高薪激励处于决策地位的高级公务员，并且让他们终身任职以保证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对于一般公务员则服从能进能出的市场机制，以绩效考评制度淘汰懒政怠政者，不需要采用特殊的薪酬激励。
当前改革派官员面临两易两难的现状
王天恩：当前为官，满足高层次需要更容易，满足低层次贪欲更难；想干事更容易，要干好事业更难。
马克思早就深刻指出，人的本性就是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不仅受生理、心理所决定，更为文化和制度环境所影响。观念、文化和制度环境不仅会使价值观变形，而且使是非标准变形，甚至能使逻辑扭曲。
人之所以热心从事某种活动，总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只是在社会分工中，不同的岗位主要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
做官难易是相对于具体条件而言的，这些条件主要包括：一是社会外部环境；二是个人内在需要。这两方面条件又关联在一起，构成互动机制。八项规定和高压反腐急骤逆转了官场的社会环境，也必定逐渐使官员的内在需要产生重大影响。就这两方面具体条件来看，当前为官，两易两难：满足高层次需要更容易，满足低层次贪欲更难；想干事更容易，要干好事业更难。
“官”是管理岗位，本来是具有管理能力，能为大众谋福利，自己则在管理过程中，发挥自己的才干，成就一番事业的岗位。如果官职异化为谋求个人低层次贪欲的职业，甚至成了投资营利的场所，升官为了发财，官场沦陷为低层次私欲膨胀之地，那社会规则甚至法律就会形同虚设，遭到破坏，社会风气和环境就会陷于恶性循环。谋求低层次贪欲的人到了官员岗位，只能促成发财为官，产生贪官、“不作为官”。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只能是清官更难，贪官更容易；只有对的人到了对的岗位，才能促成事业为官，做官有所作为，成就“事业官”。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清官、“事业官”更容易，贪官、“不作为官”更难。
做贪官、“不作为官”需要一个好坏不分、是非颠倒的舆论及文化和制度被破坏、瘫痪甚至崩溃的环境。而清官、“事业官”则不仅需要一个清明的制度环境，还需要创新的环境，这样才能在管理岗位尽可能释放管理创造力。
就官场动力学来说，社会环境至关重要。在社会中，存在方式决定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而行为方式又构成社会的存在方式，由此形成恶性循环或良性循环。八项规定从行为开始，矫正行为方式，使社会环境——社会存在方式改观，从而反过来影响思维方式，并进一步影响行为方式，行为方式又使社会存在方式发生逆转，营造清官易，贪官难的环境和机制。
众所周知，为官不是“知”的问题，而是“行”的问题；而行的问题又是规则问题，规则问题是执行问题，执行问题是体制问题。体制好了，为官环境好了，官德也好了；这时候，做贪官、“不作为官”难了，做清官、事业官易了。
因此，八项规定制度化，使贪官、“不作为官”不易，清官、事业官不难，堪称当今清廉公正为官，事业为官人之福；当然更是中国大众之福。
当今中国官场，要让清官、“事业官”易，贪官、“不作为官”难，也不是个认识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无法可依，无规可循，执法不严，在这样的环境下，浑水摸鱼易，认真办事难。致力于制度建设的明智就在于：不指望人不做什么，只限制人不能做什么。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执法严明，在这样的环境下，认真办事易，浑水摸鱼难。
当社会环境与人的需要相匹配时，不管是社会外部环境与人的内在需要相契合，还是人的需要为社会环境所俘获，都往往会进入这样一个机制：行多意惬，意惬情同，情同知随——这在八项规定前是恶性循环的机制，而在八项规定后则可能成为良性循环的机制。也是当前为官，两易两难的根据所在。
因此，当前做官是更难还是更容易，取决于官员的需要、追求和人生目标，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的需要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官职是社会的高层次岗位，不是以低层次贪欲为主要追求，而是以为大众谋福利作为自己事业主要追求的岗位。因此，官职应当让那些以通过为大众服务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公民进入。这一方面是对官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官职应当成为满足这种需要的人的用武之地。只有这样，事业为官才会成为官员的内在需要。
要辩证地看待改革派官员的难与易
曹永栋：当官的易是从当官的政治社会环境所说的，当官的难是从为官者的自身素质而言的，它们都是统一于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当官更容易，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高压反腐的震慑力使得官场人际关系简约化。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以来，高压反腐，打“老虎”、拍“苍蝇”，整风肃纪，官场风气为之一变。这种暴风骤雨式的反腐举措，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使心存贪念的官吏不敢侥幸试足。习近平总书记说：“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珂、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其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顶层设计逐渐全面实施，将权力逐渐纳入有序、高效的法治运行框架。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君权神授，有法制而无法治，社会政治架构中家天下的统治秩序，使中国人深陷于三纲五常儒家文化人治传统的束缚。这种文化传统深植于民，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官员擅权妄为、百姓托情说事，甚至官场内外、大事小事，不托情就不能正常办事。这种人治社会传统使国家行政管理无序化、低效化，为权力腐败提供了温床，加大了社会经济的运行成本，造成社会人力物质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为了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有序、高效运行，惩治腐败只是治标，而竭力进行现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治本之道。其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和培育使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得以提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道德领域里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以权谋私、造假欺诈、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个人丧失理想信念，人生价值观严重扭曲，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这些问题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在官场尤其为甚。 说当官更难，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科学文化知识的爆炸式涌现，要求为官者加快知识的更新。当今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加快，而且各种知识分门别类，愈益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即便是专业领域里的学者，也要终其一生，不断学习，才不至于落伍，更遑论成为百科全书派式的集大成者。但为官者不懂得所需的基本理论知识，便无法履职胜任。当今时代为官者需要不断学习所需的相关科学文化知识，不学习就被动、无法胜任领导岗位，因而当官自然更难了。
其二，国内外形势波谲云诡的变化，要求为官者具有高超的局势驾驭能力。为官者只有足够的相关领域死的知识还不够，还必须将死的知识灵活运用，变成活的知识，将对的知识正确运用于实践，能够较好地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才行。国内外波谲云诡的新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复杂，这就要求为官者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积极作为，具有高超的局势驾驭能力，因而，当官自然就更难了。
其三，社会民众殷切的期待与党内外严密的监督，要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官者肩负着党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重任，面对着社会民众的殷切期待，在此任者万不可造次。党的用人原则是“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党的选人方针是“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同时党在逐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促进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再者，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监督使贪官坏官无所遁形。为官一任而毫无建树，这样的官吏理应淘汰让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指出：“改革政绩考核机制，着力解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可见，在新形势下，社会民众殷切的期待与党内外严密的监督，要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官自然就更难了。
“改革派官员是否容易”不应成为一个问题
吴志华：“改革派官员是否容易”之问，除了可以从不同语境中的正反两方面认知予以一般意义上解答之外，还应该从我国发展的历时性特征中进行比较性解释。
职业工作语境中的“容易不容易”的认知取决于一个人的工作状态。兢兢业业、尽心尽职、富有成效地做好本职工作，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事情，即使在平凡的职业或岗位，要做出不平凡的事业也很不容易。反之，如果不负责任、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地对待工作，工作就会被认为是容易的事情。当官也是一种职业，一种掌握公共权力和从事公共服务的政治职业，当官容易或不容易取决于如何当官。官员作为人民的代理人和为人民服务的职业工作者，对手中的权力时时怀有敬畏之心，忠于为官职守，做一个廉洁奉公、不谋私利、造福于民的清官、好官，尽管从理论上说是理所当然，但实际上不易。如果把当官看作是显示身份、地位、权力的荣耀，以玩忽职守、耀武扬威、无所事事的状态做官，追求以权谋私、吃喝玩乐的私欲，做一种庸官、懒官或贪官，那么，当官不仅是容易，而且是一种会使人上瘾的享受。
“当官是否容易”之问，除了可以从不同语境中的正反两方面认知予以一般意义上解答之外，还应该从我国发展的历时性特征中进行比较性解释，即作为一个不应该是问题的论题为什么成为一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追求GDP高速增长也势必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指标。尤其是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一大特征的投资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出现了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批租、旧城区改造等“物态”建设的高潮。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GDP年均9.8%的持续高增长、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日新月异、城市面貌的大变样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已经成为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建设标志性成就。但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批租、旧城区改造以及“招商引资”、经济建设项目的行政审批过程中，本来很少交集的官员与商人之间形成频繁接触的人际关系。在配置资源的市场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条件下，以及在对官员行为缺乏完备而有效的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掌握公共项目、公共资金、公共资源分配权的官员与谋求项目及利润的商人之间的频繁交往，就有可能滋生大面积的“寻租”和严重的腐败现象，同时也从中伴生出常态化的“三公消费”。在这一发展阶段的官员生态环境中，尽管官员在经济活动中忙于各种考察、商谈、应酬等公务，但基于追求GDP政绩的显性激励，加上事实上成为官员隐性激励的“三公消费”，与此同时，对官员行为的约束性制度规定又不够完备或者已有的规定在执行中“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因此，一些对“应该做什么样官”缺乏正确认识的官员，就会感到“当官容易”，甚至会因为权力带来的好处而乐在其中。
党的“十八大”之后，在推进经济建设和深化改革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政治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中央颁发了改进干部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开展了解决“四风”问题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三公消费”进行了严格规范和严厉治理，尤其是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此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和严格限制“三公消费”，对官员的工作作风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也使得“三公消费”的隐性激励基本上不复存在；加大惩治腐败力度对官员的廉洁自律形成高压态势；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既要求官员在开拓、创新中谋划发展，又要求官员严格依法行使公共权力。同时，对重大决策实行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再加上中央和地方各级巡视组的督查共同形成了对官员公务行为的强约束高压态势，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当官不再可以“任性”。在这种政治态势下，有些官员与以前那种强隐性激励、弱政治约束的官场生态相比较，自然产生“当官不容易”的心态，发出“当官不容易”的感叹。
当官作为一种掌握公共权力和从事公共服务的政治职业，从正面意义上说“当官不易”是一种应然常态。这不仅因为当官不易如同其它职业一样取决于与激励相关的工作者工作状态，还在于与其它职业有所不同的原因。首先，当官的职业选择动因主要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价值观，而不是看重薪酬等经济报酬，否则许多优秀人才就可能不会选择从政或从事公共服务职业。其次，官员的选拔任用有更高的资格条件尤其是“德”的要求。我国历史上选用和提拔官吏历来奉行德才兼备原则，尤其看重“官德”，强调为官者“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我国2014年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担任党政领导干部职务须具备涉及政治思想、政治信念、事业心、责任感、民主观、法治意识、清正廉洁以及道德品行等素质要素的六项基本条件。再者，官员的工作行为受到更多更严格的职业规范约束。我国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应当履行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模范遵守社会公德、忠于职守、勤勉尽责、清正廉洁、公道正派等义务；国外许多国家也对公务员的行为守则作出明确规定，包括民主价值观、职业价值观和道德价值观，涉及依法工作、接受公众监督、秉公办事、维护公共利益等行为准则。
目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步入治国理政的新阶段。这就是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战略举措，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四个全面”对作为领导干部的官员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官员锐意进取、善于谋划、勇于担当，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官员强化法治意识和提高依法治理能力，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官员心系群众、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在治国理政的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对做一个“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和好官再次提出多方面准则，要求当官者“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当官者要按照“四个全面”提出的新要求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为官之道来做一个好官，应该说是不容易的，但这些要求和为官之道将成为新阶段的政治常态。面对这种政治常态，大大小小的官员都需要在思想认识上和行为状态上进行调整或转变，把“当官不易”的认知或感叹转化为做一个有正能量的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