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近代化报刊的出现对于建构现代国家的作用，可以从许多方面论说。1907年7月1 5日秋瑾之死在当时报纸上引发的巨大反响，即是演绎得淋漓尽致的一种。
　　秋瑾因组织推翻满清政府的武装起义而被捕，且斩立决。其处死方式之残酷，放在上年9月清廷刚刚宣布“预备立宪”的背景下，迅即受到了报刊舆论的强烈质疑。由言论最为大胆的上海报界发端，对秋瑾被杀案的异议也波及全国。
　　上海的《申报》《时报》和《神州日报》，分别代表了中间、改良、革命三派的政治力量，而其在秋瑾被杀一案的报导与评议上，却显示了空前的一致。7月19日，《时报》已开始大力抨击杀害秋瑾的暴行，揭开了大规模抗议的序幕。
　　报界将秋案判定为冤狱的最初依据，是传闻秋瑾的“杀无口供”，而仅有当堂写下的“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诗。《申报》的社论因此将其与秦桧陷害岳飞相提并论：“古有‘莫须有’三字以兴大狱，而今竟以‘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以为罪案者，是则何人不在当死之例矣!”(8月1日《驳浙吏对于秋瑾之批谕》)秋瑾在京城结拜的盟姐吴芝瑛甚至以真名实姓发表《祭秋女士瑾文》，公开嘲骂下杀人令的浙江巡抚张曾敭为“反常移性”的“嗜欲之流”，“触情纵欲”的“禽兽之类”(8月11日《申报》)。
　　如此众口一词的激烈反应，也让浙江与绍兴两级官府领受到众怒难犯的沉重压力。张曾敭7月29日给绍兴知府贵福的电文，即专一追究证据：“所称当场搜出，系在身边搜出?抑在堂内?字据三纸内，何者是亲笔?”而其所顾忌的正是“报纸”“邪说”。为干息舆情，地方政府也不得不急忙将“搜获证据，刊刻传单”，在报上公布。
　　8月13日，由贵福提供的秋瑾供词率先在各报发表。但此举并未如浙抚绍守所愿，起到澄清事实的作用，相反却招来了更多的斥骂。《申报》在抄录口供的同时，又加按语，揭发其“可疑”，指责为捏造：“然死者已死，无从质证，一任官吏之矫揉造作而已，一任官吏之煅炼周纳而已。然而自有公论。”(《绍狱供词汇录》)
　　即使四天后，贵福匆忙将搜获的“罪案”文件一并公示报端，秋瑾之为革命党、策划暴动各情已彰明昭著，上海报界的挞伐仍力道不减。“不敢谓杀革命党之非也”(7月23日《论绍兴冤狱》)的《申报》同人，也照样刊出《敬告为秋女士呼冤者》一文，依据中国现实，理直气壮地为革命党秋瑾进行合法辩护：
　　女士果起革命军矣，固不能如文明国处以国事犯相当之罪，势必难逃一死。若革命未见实行，罪名未见宣布，而遽以“秋风秋雨”七字定谳，则是官吏蔑视法律，鱼肉我同胞也。
　　于是，问题也转为：“故今日之争，不必问秋女士之革命，真与不真；但当问官吏之杀我同胞，当与不当。女士当杀，杀之宜矣；乃杀而于法律未当，是不啻杀我无罪之同胞矣。”(8月25日)尽管中国其时距法治社会尚远，但为秋瑾辩护者所坚持的据法(现行法律)力争，便使其可以不为官方文告所左右，而在保障国民权利的更高层面上，讨论秋瑾被杀的意涵。
　　与秋案相关的各人，也由于处在报刊舆论的焦点中，因此决定了其命运。被指为告密者的绍兴府中学堂监督(即校长)袁翼，8月2日、4日接连发电函给张曾敭，只因张氏“电奏有绍绅密票字样”，“沪上各报”将其牵入。袁以事关名誉，要求张电示告密者姓名，“以雪沉冤”，却终难完全肃清先入为主的印象。山阴知县李钟岳，尽管为秋瑾的判决，与贵福发生过激烈冲突，却因其死刑执行者的身份，遭受了不堪忍受的精神痛苦，在不断高涨的谴责声中，三次自杀，终得如愿。
　　更能顯示舆论威力的是张曾敖的调任遇阻。这位备受攻击、权威尽失的浙江巡抚在署理当地已无法安身，而9月5日调其为江苏巡抚的上谕刚一见报，又立即受到江苏士绅的群起抵制。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下，清廷最后不得不收回成命，将张改派山西。嗣后贵福的调补安徽宁国府，也遭遇了同样的坚拒，重蹈覆辙。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