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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人发动和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缔造了人民军队。伴随着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党的军事理论的创新呈现出了多层次、多视觉的特点，展示了前所未有的新内涵，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借鉴功能。
一、从不懂到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从忽视到重视军事斗争的实际工作，党的武装斗争思想的确立，凸显了军事理论创新的认识论意义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和战争学说就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规定党的奋斗目标和政治主张：“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①“一大”以后，通过对于中国国情的研究，通过活生生的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正处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里，革命的主要对象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是武装着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党的“二大”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这期间，党内许多人对武装斗争和战争问题发表了很有见地的看法。1922年9月，蔡和森提出了建立“人民武装”的思想。②同年11月，李大钊在《苏俄革命的历史及对世界的影响》演说中，列举了“十月革命的四大好处”，强调了拥有红军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多次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认为战争是伴随阶级产生而出现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只有随阶级的消灭而告终，而要消灭阶级以至消灭战争，就“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在此期间也曾提出过要由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并且不为私利的有力分子集合起来，“组织真正的革命军”。③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看法和认识，还仅仅停留于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宣传，更没有付诸于实际的革命斗争。这一状况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从1921年至1924年的三、四年中，中国共产党“还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④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更为广阔、更为丰富的活动平台，许多共产党人从此直接投身于军事斗争的实践。1924年5月，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以俄为师，为“建立革命军，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创建了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人对黄埔军校的建设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也为尔后自己创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从1925年秋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分别担任广州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六、八军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并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做政治工作。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人还掌握了一部分军队，如1924年11月创建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5年11月建立的叶挺独立团，以及卢德铭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朱德领导的南昌军官教导团、武汉军政学校和受中央影响的贺龙第二十一军等。这些部队在大革命失败后，分别参加了南昌、秋收、广州等武装起义，成为新生的人民军队的重要基干力量。
实践的加强，必然带来理论的深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斗争的实践越来越认识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革命，要推翻拥有如此庞大武装力量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没有可以依靠的革命军队，不搞彻底的武装斗争，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被毛泽东誉为“农民大王”的彭湃，提出了“农民非有武装不成，而且农民协会之根本问题亦非农民有武装不成”的思想。⑤工人运动著名领导人邓中夏认为“在国民革命群众思潮和革命运动已到了极剧烈的汹涌的时候，军事活动不特不可废，而且是重要的工作之一”，提出了“兵士运动确与国民运动有并行不悖之可能与必要”的思想。⑥在此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文件中都强调了“武装平民”、“武装农民”、“武装工人”等思想，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及共产党员把军事工作，放在“最重要的地位”。⑦难能可贵的是，党内一些同志此时已经开始提出了对于武装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了革命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问题。1927年2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一文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其在革命军队中之影响，这是争领导权斗争之很重要的一方面”，要求党“力求取得革命军队的领导权”。周恩来是最早从事实际军事工作的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对于革命军队的性质、任务和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制度等都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革命军队是党的军队”，⑧“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指出了“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⑨思想，等等。
应当指出的是，上述有关武装斗争及军队建设的正确思想，在当时还并没有在全党获得统一的认识，因此，在资产阶级右派一夜之间把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推向血泊之中时，缺乏准备的中国共产党毫无还手之力，完全处在被动地位。
“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毛泽东指出：“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⑩正是在这个极端紧要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探索革命的道路问题，刻不容缓地提到了自己的议事日程上。1927年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错误思想的领导，党的战略指导思想开始有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性的突破和发展。这时，中央领导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已经进到了土地革命的新阶段，提出了土地革命必须与政权相结合；农会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必需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的思想。毛泽东更明确地提出了党应该“要非常注意军事”，“实行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的重要思想。{11}朱德也提出了革命军队“一定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一个立脚的地方”，{12}上山进行游击战争等思想。这是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的最早信息。以南昌起义为发轫点的各地武装起义，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此起彼伏，至1928年底，全国各地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思想，终于从认识走向了实践，并且在建军初期军事斗争的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得到了深化和完善，凸显了军事理论创新的认识论意义。
二、从“城市中心”到“乡村中心”，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又一创新成果，揭示了中国革命斗争前进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一普遍的革命原则，“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这一原则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则因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中国的国情，规定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13}毛泽东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毛泽东认为，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因此，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毛泽东指出：“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泽东强调：“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14}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率先从理论的层面上对这条道路的内涵进行剖析。1928年至1930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论文，在强调中国是一个封建势力占优势的、由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迫切需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基本前提下，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胜利发展的主要原因：第一，由于农村经济的范围广大，“中国农村就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不依赖城市而求得自给自足，因而革命势力就可以在农村独立的长期存在”。第二，随着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划分和争夺，就形成大小军阀之间的长期混战和反动统治长期分裂的局面，因而就可以使革命力量在白色政权包围之中，在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农村地区长期存在和发展。第三，武装斗争的展开、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对于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5}毛泽东的阐述，奠定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基础，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从参与和帮助国民革命军到建立人民自己的军队，党的军队建设思想的创新，奠定了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理论基础
人民军队创建伊始，面对极其强大的敌人和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人把建设一支无产阶级军队的历史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从南昌起义到“赣南三整”，{16}从湘赣边秋收起义到“三湾改编”，从井冈山斗争到古田会议决议的制定，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初步得到了规范，特别是作为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古田会议决议，“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都肃清了。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队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17}
党的军队建设思想的创新肇始于对军队领导权的确立。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竭力帮助国民革命军的创立和发展，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由于领导权不是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国民革命军最终成了镇压革命力量的罪恶帮凶。血的教训严重而又现实地摆在了党的面前，党对军队领导的理念首先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南昌起义后不到三个月，党中央就明确提出了“党的作用高于一切”的原则，{18}接着又指出“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的行动”。{19}这一理念在当时各个起义队伍里得到了贯彻，其理论内涵也在实践中有所发展和提升。朱德、陈毅领导的“赣南三整”，整编的“重点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20}在南昌起义余部重新登记党、团员的基础上，成立党支部，并把部分党员分派到各个连队中，以加强基层建设。湘赣边秋收起义后，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一改过去一个团建立一个支部的状况，把支部建在了连上。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班、排都建立了党小组，各连建立了党支部，营、团建立了党委，整个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同时，经前委任命，团、营、连三级均设立党代表，由党代表任党支部书记或党委书记，负责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前委还决定，凡属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均须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就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树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巩固了部队的团结统一，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中的贯彻执行。“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21}
军队历来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工具，“国家或政治集团的阶级性质，决定其军队的阶级属性和使命”。{22}建军初期，军队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军队纪律、军队任务的规定，从本质上反映了人民军队的阶级属性。“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强调长官不准打骂士兵，士兵在开会时有说话的自由，规定团、营、连三级都建立士兵委员会，对长官有监督权，乃至制裁权，官兵在政治上的平等，为军队废除军阀作风，实行民主制度打下了基础。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内部的民主生活和士兵委员会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健全，“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官长同时为士委委员。”{23}此后，士兵委员会的称谓有所变化，但作为一种制度始终保留了下来。这是无产阶级军队区别于剥削阶级军队的一个显著标志。在军队实行民主主义的同时，毛泽东从秋收起义后，就一再强调军队的纪律作风建设，教育部队官兵不得侵犯群众利益，不拿群众一点东西，逐步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最初条款。此后，人民军队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一直实行了这些纪律，其内容虽然因为各个时期的实际情况不尽相同而有所变动外，但基本精神实质是一致的。毛泽东还明确规定了军队的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三大任务的规定，改变了部队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的旧军队那种把红军的任务单纯地理解为打仗，忽视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思想习气，树立了“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观念。古田会议决议更强调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24}这些思想，从根本上划清了红军和白军的界限。
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和战斗力源泉之所在，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党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包含上述所论及到的实行党对军队的领导；建立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规范军队的纪律；明确军队的目标任务等而外，从根本上讲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部队，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军队的思想阵地，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官兵的行动。红军初建时期，党和军队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古田会议决议就列举了当时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8种错误倾向，指出“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25}并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强调“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加强官兵的政治训练”，“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民主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展开，使部队一新其面貌。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这是对当时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最简洁明了的概括。为此，毛泽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26}
党的军队建设思想的创新，奠定了人民军队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折射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军初期理论创新活动的强大生命力。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纲领》（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英文译稿）。
②《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③《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页。
④⑩{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548、541～543页。
⑤《彭湃文集》，第85页。
⑥邓中夏：《论兵士运动》（1924年1月）。
⑦见《党中央、团中央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书》（1925年12月1日）、1926年2月党的北京中央特别会议文件等。
⑧周恩来：《国民军及军事政治工作》。
⑨周恩来：《军队中政治工作》（1925年6月2日）。
{11}见《中共中央紧急会议记录》（1927年7月7日）及《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
{12}见拙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历史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503页。
{13}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15}{17}{24}{25}{2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85、86、86、64页。
{16}即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在南下途中先后在赣南的天心圩、大庚、上堡进行的三次整训和整编。
{18}《中共中央通告第13号——为贺叶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
{19}《中央政治通讯》第16期（1927年12月21日）。
{20}粟裕：《激流归大海》，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一。
{21}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的初创时期》，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一。
{22}《辞海》上，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6页。
{23}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作者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
■ 责任编辑：王关兴
一、从不懂到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从忽视到重视军事斗争的实际工作，党的武装斗争思想的确立，凸显了军事理论创新的认识论意义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和战争学说就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规定党的奋斗目标和政治主张：“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①“一大”以后，通过对于中国国情的研究，通过活生生的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正处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里，革命的主要对象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是武装着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党的“二大”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这期间，党内许多人对武装斗争和战争问题发表了很有见地的看法。1922年9月，蔡和森提出了建立“人民武装”的思想。②同年11月，李大钊在《苏俄革命的历史及对世界的影响》演说中，列举了“十月革命的四大好处”，强调了拥有红军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多次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认为战争是伴随阶级产生而出现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只有随阶级的消灭而告终，而要消灭阶级以至消灭战争，就“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在此期间也曾提出过要由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并且不为私利的有力分子集合起来，“组织真正的革命军”。③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看法和认识，还仅仅停留于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宣传，更没有付诸于实际的革命斗争。这一状况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从1921年至1924年的三、四年中，中国共产党“还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④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更为广阔、更为丰富的活动平台，许多共产党人从此直接投身于军事斗争的实践。1924年5月，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以俄为师，为“建立革命军，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创建了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人对黄埔军校的建设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也为尔后自己创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从1925年秋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分别担任广州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六、八军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并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做政治工作。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人还掌握了一部分军队，如1924年11月创建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5年11月建立的叶挺独立团，以及卢德铭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朱德领导的南昌军官教导团、武汉军政学校和受中央影响的贺龙第二十一军等。这些部队在大革命失败后，分别参加了南昌、秋收、广州等武装起义，成为新生的人民军队的重要基干力量。
实践的加强，必然带来理论的深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斗争的实践越来越认识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革命，要推翻拥有如此庞大武装力量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没有可以依靠的革命军队，不搞彻底的武装斗争，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被毛泽东誉为“农民大王”的彭湃，提出了“农民非有武装不成，而且农民协会之根本问题亦非农民有武装不成”的思想。⑤工人运动著名领导人邓中夏认为“在国民革命群众思潮和革命运动已到了极剧烈的汹涌的时候，军事活动不特不可废，而且是重要的工作之一”，提出了“兵士运动确与国民运动有并行不悖之可能与必要”的思想。⑥在此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文件中都强调了“武装平民”、“武装农民”、“武装工人”等思想，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及共产党员把军事工作，放在“最重要的地位”。⑦难能可贵的是，党内一些同志此时已经开始提出了对于武装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了革命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问题。1927年2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一文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其在革命军队中之影响，这是争领导权斗争之很重要的一方面”，要求党“力求取得革命军队的领导权”。周恩来是最早从事实际军事工作的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对于革命军队的性质、任务和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制度等都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革命军队是党的军队”，⑧“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指出了“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⑨思想，等等。
应当指出的是，上述有关武装斗争及军队建设的正确思想，在当时还并没有在全党获得统一的认识，因此，在资产阶级右派一夜之间把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推向血泊之中时，缺乏准备的中国共产党毫无还手之力，完全处在被动地位。
“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毛泽东指出：“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⑩正是在这个极端紧要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探索革命的道路问题，刻不容缓地提到了自己的议事日程上。1927年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错误思想的领导，党的战略指导思想开始有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性的突破和发展。这时，中央领导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已经进到了土地革命的新阶段，提出了土地革命必须与政权相结合；农会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必需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的思想。毛泽东更明确地提出了党应该“要非常注意军事”，“实行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的重要思想。{11}朱德也提出了革命军队“一定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一个立脚的地方”，{12}上山进行游击战争等思想。这是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的最早信息。以南昌起义为发轫点的各地武装起义，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此起彼伏，至1928年底，全国各地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思想，终于从认识走向了实践，并且在建军初期军事斗争的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得到了深化和完善，凸显了军事理论创新的认识论意义。
二、从“城市中心”到“乡村中心”，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又一创新成果，揭示了中国革命斗争前进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一普遍的革命原则，“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这一原则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则因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中国的国情，规定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13}毛泽东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毛泽东认为，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因此，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毛泽东指出：“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泽东强调：“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14}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率先从理论的层面上对这条道路的内涵进行剖析。1928年至1930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论文，在强调中国是一个封建势力占优势的、由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迫切需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基本前提下，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胜利发展的主要原因：第一，由于农村经济的范围广大，“中国农村就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不依赖城市而求得自给自足，因而革命势力就可以在农村独立的长期存在”。第二，随着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划分和争夺，就形成大小军阀之间的长期混战和反动统治长期分裂的局面，因而就可以使革命力量在白色政权包围之中，在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农村地区长期存在和发展。第三，武装斗争的展开、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对于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5}毛泽东的阐述，奠定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基础，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从参与和帮助国民革命军到建立人民自己的军队，党的军队建设思想的创新，奠定了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理论基础
人民军队创建伊始，面对极其强大的敌人和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人把建设一支无产阶级军队的历史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从南昌起义到“赣南三整”，{16}从湘赣边秋收起义到“三湾改编”，从井冈山斗争到古田会议决议的制定，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初步得到了规范，特别是作为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古田会议决议，“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都肃清了。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队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17}
党的军队建设思想的创新肇始于对军队领导权的确立。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竭力帮助国民革命军的创立和发展，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由于领导权不是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国民革命军最终成了镇压革命力量的罪恶帮凶。血的教训严重而又现实地摆在了党的面前，党对军队领导的理念首先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南昌起义后不到三个月，党中央就明确提出了“党的作用高于一切”的原则，{18}接着又指出“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的行动”。{19}这一理念在当时各个起义队伍里得到了贯彻，其理论内涵也在实践中有所发展和提升。朱德、陈毅领导的“赣南三整”，整编的“重点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20}在南昌起义余部重新登记党、团员的基础上，成立党支部，并把部分党员分派到各个连队中，以加强基层建设。湘赣边秋收起义后，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一改过去一个团建立一个支部的状况，把支部建在了连上。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班、排都建立了党小组，各连建立了党支部，营、团建立了党委，整个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同时，经前委任命，团、营、连三级均设立党代表，由党代表任党支部书记或党委书记，负责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前委还决定，凡属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均须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就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树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巩固了部队的团结统一，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中的贯彻执行。“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21}
军队历来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工具，“国家或政治集团的阶级性质，决定其军队的阶级属性和使命”。{22}建军初期，军队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军队纪律、军队任务的规定，从本质上反映了人民军队的阶级属性。“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强调长官不准打骂士兵，士兵在开会时有说话的自由，规定团、营、连三级都建立士兵委员会，对长官有监督权，乃至制裁权，官兵在政治上的平等，为军队废除军阀作风，实行民主制度打下了基础。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内部的民主生活和士兵委员会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健全，“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官长同时为士委委员。”{23}此后，士兵委员会的称谓有所变化，但作为一种制度始终保留了下来。这是无产阶级军队区别于剥削阶级军队的一个显著标志。在军队实行民主主义的同时，毛泽东从秋收起义后，就一再强调军队的纪律作风建设，教育部队官兵不得侵犯群众利益，不拿群众一点东西，逐步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最初条款。此后，人民军队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一直实行了这些纪律，其内容虽然因为各个时期的实际情况不尽相同而有所变动外，但基本精神实质是一致的。毛泽东还明确规定了军队的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三大任务的规定，改变了部队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的旧军队那种把红军的任务单纯地理解为打仗，忽视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思想习气，树立了“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观念。古田会议决议更强调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24}这些思想，从根本上划清了红军和白军的界限。
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和战斗力源泉之所在，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党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包含上述所论及到的实行党对军队的领导；建立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规范军队的纪律；明确军队的目标任务等而外，从根本上讲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部队，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军队的思想阵地，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官兵的行动。红军初建时期，党和军队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古田会议决议就列举了当时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8种错误倾向，指出“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25}并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强调“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加强官兵的政治训练”，“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民主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展开，使部队一新其面貌。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这是对当时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最简洁明了的概括。为此，毛泽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26}
党的军队建设思想的创新，奠定了人民军队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折射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军初期理论创新活动的强大生命力。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纲领》（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英文译稿）。
②《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③《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页。
④⑩{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548、541～543页。
⑤《彭湃文集》，第85页。
⑥邓中夏：《论兵士运动》（1924年1月）。
⑦见《党中央、团中央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书》（1925年12月1日）、1926年2月党的北京中央特别会议文件等。
⑧周恩来：《国民军及军事政治工作》。
⑨周恩来：《军队中政治工作》（1925年6月2日）。
{11}见《中共中央紧急会议记录》（1927年7月7日）及《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
{12}见拙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历史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503页。
{13}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15}{17}{24}{25}{2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85、86、86、64页。
{16}即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在南下途中先后在赣南的天心圩、大庚、上堡进行的三次整训和整编。
{18}《中共中央通告第13号——为贺叶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
{19}《中央政治通讯》第16期（1927年12月21日）。
{20}粟裕：《激流归大海》，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一。
{21}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的初创时期》，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一。
{22}《辞海》上，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6页。
{23}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作者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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