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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花开》作为国内第一个亮出红色原创概念的作品,以平等视角(三个迥异的年轻女性的成长历程),结合厚重的时代背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红军主力转移,到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将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娓娓道来:70多年前,在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的土地上,一群普通战士,是怎样怀着无比高尚的情怀和坚定不移的意志,经历了动荡中真真切切的爱恨情仇,在炮火中平凡地牺牲。可以说,他们为这个偶像泛滥的时代树立了真正的偶像,为浮躁的社会树立了正确的偶像观。这部作品创作方向主要是强调人物塑造,以鲜活的人物个性来激活事件,同时又以现代人的视角来把握人物命运和时代命运的关系。
一、由“客体边缘人”成长为“主体中心者”
中国女性在文化史上的缺席,表现为女性在文学、哲学、经济等方面的无声无息。尽管千百年的中国文学史中都有女性形象,尽管很多男性作家也再现了女性的痛苦,有的也写出了下层女性的不幸生活,诗歌、词曲、戏剧中充斥着女性的呻吟和悲戚,但在同时,女性也被写成了物品。
在《那时花开》中,作品中的女性不是一味地呐喊呻吟,而是热血沸腾地唱响山歌,拿起武器,保卫天下穷苦人,为自由而战。她们不再是反映,她们直接成为了主角。在革命的舞台上,她们施展自己的才华,经历了血雨腥风,经历了山歌嘹亮。谢琴英初期的有勇无谋差点给队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而她的倔强又是那么的让人倍感珍贵,在革命前辈的劝诱和引导下,她逐渐成为了一名成熟稳重,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柳月雯一路的懵懂矛盾使她几乎成为红军队伍里的奸细,而她善良的灵魂教会她放弃爱情选择信仰,在几次置疑与颠覆后,她终于得到了心灵的皈依,为争取老百姓的好日子,献出了最闪耀的青春;就连抱着洋娃娃参加红军的黄丽丽,听到枪声会哭,看到血会害怕,却也明白了只有勇敢革命,才能够避免将来更多的人流血牺牲,进而历练成一个聪慧的女战士。她们不是无所反抗悄然死去的弱势群体,她们是伴随革命成长死得其所的女性英雄;她们不再需要通过受伤来获取同情,唤醒国人的悲悯之心,她们自己就参与到拯救整个民族的活动中来。因为她们的宣传,许多不舍得让儿子参加红军的老人,硬是把独子送上了前线;因为她们的保护,许多村庄里的妇孺老少躲开了危险,活了下来;因为她们的勇敢,国民党的美国进口机枪,也怕了穿梭在山林之间的女兵。
二、由“被动革命”转变为“自主斗争”
《那时花开》中的柳月雯是一个红色原创作品中的全新人物形象,她曾经在国共两党之间徘徊,她曾经面对自己心上人的挑唆,又深陷红军这一温暖的大家庭中不能自拔。是为了爱情作一个背信弃义的人,还是坚持信仰,和众多的劳苦大众一起,为人民的自由奋斗?她就如一张白纸,没有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去坚持,而是在一段一段的故事前,自觉地走进了红军的队伍,并且为此深感骄傲。为了全中国民众的自由,她可以抛弃自己的家庭,背叛自己的爱人,把自己的全部,都投入到红军队伍中去。她像是一枝娇嫩的花朵,含苞待放,却过早地凋谢;她像是一把小提琴,幽雅大方,悠长地演奏着革命的进行曲;她像是一只勇敢的海燕,机智矫健,在枪林弹雨中与敌人周旋。
她的确有阴暗的一面,多次提供给陈少卿红星宣传队的路线和地点让红军遭到很多次出其不意的袭击。但是,她在逐渐的认知和了解过程中产生了犹豫,甚至在与陈少卿的手下碰头的时候,她临阵逃脱,没有交出已经窃取的红军密电码。这就为后期她的转变和改造做了良好铺垫,我们不需要把她塑造成一个国民党十恶不赦的特务,在红军的教育下,经过思想改造下倒戈,从此以后死心塌地为红军卖命,这样这个角色就失去了它原有意义。我们需要的,正是她在这样一种红军对她保持绝对信任的环境下,自我地挣扎,领悟,成长,再到一个觉醒的过程。这样,人物形象就变得更加有味道,更加富有她自身蜕变的意义。
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故事发生在抗战期间的上海,一群进步青年为刺杀汉奸特务头子易先生,派出漂亮的女子王佳芝实施“美人计”。但在刺杀就要得手之际,剧情却戏剧性地发生逆转——王佳芝在老易为她买钻戒的过程中深受感动而改变初衷。读过之后我们禁不住要思考,是什么让这个我方的“卧底”宁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救这个“汉奸”,仅仅是昂贵的钻石,还是,在那个人人闹革命年代里被遮蔽了的人性的温情?
实际上在通篇小说里都影射着这样的一种信息:王佳芝的革命是被安排的,是注入式的。是同学中的激进分子,因为她略显出色的演技而被无辜地卷入到这场不能重来的“戏”中。在这个危险的舞台上,她饰演的是别人交代的角色,她是工具,为了革命接近老易,虽然她自己根本不清楚到底什么是革命。在她付出了自己的身体之后,回到所谓的革命队伍中,大家却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她。作品中的一句话顶真切地吐露了王佳芝的内心感受:她是最完全被动的。在这一段爱情故事中,月雯也是受害者。她被爱情遮蔽了双眼,被爱人当作邀功的棋子。但是不似王佳芝那般无奈,在那个大时代里,无奈地献出自己,再无奈地承受污言秽语。当谎言再也无法掩盖住失望的伤口,月雯开始了自主的选择。与陈少卿在山洞的对话表明了两人的彻底决裂,一句“你可以枪毙我的爱情,但是你枪毙不了我的信仰”宣告了两人的感情走到了尽头;“我们是敌人”的定论使两人从此划清了界限,月雯在大爱和小爱之间终于做出了抉择,面对国家的危难,她勇敢而坚强地,亲手埋葬了自己的爱情,认识到了作为一个女性也应该具有的独立性。她不再唯陈少卿马首是瞻,从爱情的泥淖中脱身而出,蜕变成一个有自己的思想,自我追求的独立自主的,有着高尚灵魂的女性。在与红军的相处中,月雯接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观念,“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政策让她明白红军所说的为自由而战的目标;“红军就是要救受苦的人”让她深刻体会到红军为全中国的解放而战的宗旨。
对于死,月雯有她自己的想法——平静地死。平静地死,多么不容易做到,每个人死前的那一刻,似乎总是会觉得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情没有做,然而月雯,却是带着一颗对爱情绝望的心,为党尽忠,为人民尽责的心。因而无愧,所以平静。月雯最终暴露了身份,第三次面对陈少卿的枪口,她没能躲过。然而,如她所愿,她的确是平静的,没有怨言,没有太多的遗憾,就那么悄然无声,就如同,一朵花的开与谢。
那时花开,是为了一场泣血的爱情;
花落无声,是因为有比爱情更伟大的抉择。
三、由“革命者”延伸为“社会人”
《那时花开》的革命中也充斥着浪漫主义的情调。优雅的小提琴,抱着洋娃娃参加红军的稚嫩可笑,这些被视为与军人无缘的物件,都出现在了女主人公的身边,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她们个性的象征。作者并未把故事设计成一个国民党卧底被红军捕获,经过教育感化而改邪归正的老套模式,充满人性的关怀让作者不忍心让柳月雯受到过多的折磨,而选择了以一种感化的方式,让女性自身的觉醒给她带来了幸福之光,从而迈向革命的康庄大道。
杨沫的《青春之歌》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反映女性知识分子成长道路和革命历程的“红色经典”。讲述一个女知识青年“爱情+革命”的故事。作者满怀“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爱情生活描写,显得细腻,温婉和人性化。在那个反对“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小资产阶级情调”又确实顽固存在的年代里,真正体现人性真实情感的爱情故事。然而,《青春之歌》中时刻隐含着这样的观点:在爱情和革命面前,女主人公们只有选择革命,才有美好的青春和未来,否则,下场凄惨。
但是,《那时花开》在这方面做了更为圆满的处理,谢琴英曲折地爱上了政委顾岩,却在怀孕期间被告知顾岩成了叛徒,无法接受心中英雄叛变事实的她一度想要用结束自己的生命来逃避这种苦难。在同志的劝说下重新鼓起活下去的勇气,最后得知原来丈夫是卧底,幸福地死在爱人怀里。她从一个稚嫩的小丫头成长为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接着在红军队伍里收获了爱情,还体验到了为人母的艰难和幸福,虽然牺牲的时候还很年轻,但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精彩的人生。《那时花开》将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时代建构的主题有机地结合起来,革命与爱欲在小说的叙事中构成了一种反复缠绕的关系,并以二者之间构成的张力来推动叙述主题的展开。
我们与她们同喜同悲,灵魂与她们一样,接受了一场又一场战争的洗礼。置身于那个炮火连天的年代,感受着生命,信仰,自由的真实意义。在这里不妨借用剧中顾岩的一段话来对片中女性进行赞扬——
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欺
不战送山河,万世皆羞耻
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
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这首诗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广大女性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尽管它的角色不似《红色娘子军》那样清一色的女兵,但是在正面与反面的共同衬托下,显示出了它更为动人的魅力。
我们希望,那些峥嵘岁月里的点点滴滴谱写成的生命的颂歌会永久地流传下去。红色文化也能够一如既往地代代相传!
一、由“客体边缘人”成长为“主体中心者”
中国女性在文化史上的缺席,表现为女性在文学、哲学、经济等方面的无声无息。尽管千百年的中国文学史中都有女性形象,尽管很多男性作家也再现了女性的痛苦,有的也写出了下层女性的不幸生活,诗歌、词曲、戏剧中充斥着女性的呻吟和悲戚,但在同时,女性也被写成了物品。
在《那时花开》中,作品中的女性不是一味地呐喊呻吟,而是热血沸腾地唱响山歌,拿起武器,保卫天下穷苦人,为自由而战。她们不再是反映,她们直接成为了主角。在革命的舞台上,她们施展自己的才华,经历了血雨腥风,经历了山歌嘹亮。谢琴英初期的有勇无谋差点给队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而她的倔强又是那么的让人倍感珍贵,在革命前辈的劝诱和引导下,她逐渐成为了一名成熟稳重,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柳月雯一路的懵懂矛盾使她几乎成为红军队伍里的奸细,而她善良的灵魂教会她放弃爱情选择信仰,在几次置疑与颠覆后,她终于得到了心灵的皈依,为争取老百姓的好日子,献出了最闪耀的青春;就连抱着洋娃娃参加红军的黄丽丽,听到枪声会哭,看到血会害怕,却也明白了只有勇敢革命,才能够避免将来更多的人流血牺牲,进而历练成一个聪慧的女战士。她们不是无所反抗悄然死去的弱势群体,她们是伴随革命成长死得其所的女性英雄;她们不再需要通过受伤来获取同情,唤醒国人的悲悯之心,她们自己就参与到拯救整个民族的活动中来。因为她们的宣传,许多不舍得让儿子参加红军的老人,硬是把独子送上了前线;因为她们的保护,许多村庄里的妇孺老少躲开了危险,活了下来;因为她们的勇敢,国民党的美国进口机枪,也怕了穿梭在山林之间的女兵。
二、由“被动革命”转变为“自主斗争”
《那时花开》中的柳月雯是一个红色原创作品中的全新人物形象,她曾经在国共两党之间徘徊,她曾经面对自己心上人的挑唆,又深陷红军这一温暖的大家庭中不能自拔。是为了爱情作一个背信弃义的人,还是坚持信仰,和众多的劳苦大众一起,为人民的自由奋斗?她就如一张白纸,没有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去坚持,而是在一段一段的故事前,自觉地走进了红军的队伍,并且为此深感骄傲。为了全中国民众的自由,她可以抛弃自己的家庭,背叛自己的爱人,把自己的全部,都投入到红军队伍中去。她像是一枝娇嫩的花朵,含苞待放,却过早地凋谢;她像是一把小提琴,幽雅大方,悠长地演奏着革命的进行曲;她像是一只勇敢的海燕,机智矫健,在枪林弹雨中与敌人周旋。
她的确有阴暗的一面,多次提供给陈少卿红星宣传队的路线和地点让红军遭到很多次出其不意的袭击。但是,她在逐渐的认知和了解过程中产生了犹豫,甚至在与陈少卿的手下碰头的时候,她临阵逃脱,没有交出已经窃取的红军密电码。这就为后期她的转变和改造做了良好铺垫,我们不需要把她塑造成一个国民党十恶不赦的特务,在红军的教育下,经过思想改造下倒戈,从此以后死心塌地为红军卖命,这样这个角色就失去了它原有意义。我们需要的,正是她在这样一种红军对她保持绝对信任的环境下,自我地挣扎,领悟,成长,再到一个觉醒的过程。这样,人物形象就变得更加有味道,更加富有她自身蜕变的意义。
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故事发生在抗战期间的上海,一群进步青年为刺杀汉奸特务头子易先生,派出漂亮的女子王佳芝实施“美人计”。但在刺杀就要得手之际,剧情却戏剧性地发生逆转——王佳芝在老易为她买钻戒的过程中深受感动而改变初衷。读过之后我们禁不住要思考,是什么让这个我方的“卧底”宁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救这个“汉奸”,仅仅是昂贵的钻石,还是,在那个人人闹革命年代里被遮蔽了的人性的温情?
实际上在通篇小说里都影射着这样的一种信息:王佳芝的革命是被安排的,是注入式的。是同学中的激进分子,因为她略显出色的演技而被无辜地卷入到这场不能重来的“戏”中。在这个危险的舞台上,她饰演的是别人交代的角色,她是工具,为了革命接近老易,虽然她自己根本不清楚到底什么是革命。在她付出了自己的身体之后,回到所谓的革命队伍中,大家却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她。作品中的一句话顶真切地吐露了王佳芝的内心感受:她是最完全被动的。在这一段爱情故事中,月雯也是受害者。她被爱情遮蔽了双眼,被爱人当作邀功的棋子。但是不似王佳芝那般无奈,在那个大时代里,无奈地献出自己,再无奈地承受污言秽语。当谎言再也无法掩盖住失望的伤口,月雯开始了自主的选择。与陈少卿在山洞的对话表明了两人的彻底决裂,一句“你可以枪毙我的爱情,但是你枪毙不了我的信仰”宣告了两人的感情走到了尽头;“我们是敌人”的定论使两人从此划清了界限,月雯在大爱和小爱之间终于做出了抉择,面对国家的危难,她勇敢而坚强地,亲手埋葬了自己的爱情,认识到了作为一个女性也应该具有的独立性。她不再唯陈少卿马首是瞻,从爱情的泥淖中脱身而出,蜕变成一个有自己的思想,自我追求的独立自主的,有着高尚灵魂的女性。在与红军的相处中,月雯接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观念,“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政策让她明白红军所说的为自由而战的目标;“红军就是要救受苦的人”让她深刻体会到红军为全中国的解放而战的宗旨。
对于死,月雯有她自己的想法——平静地死。平静地死,多么不容易做到,每个人死前的那一刻,似乎总是会觉得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情没有做,然而月雯,却是带着一颗对爱情绝望的心,为党尽忠,为人民尽责的心。因而无愧,所以平静。月雯最终暴露了身份,第三次面对陈少卿的枪口,她没能躲过。然而,如她所愿,她的确是平静的,没有怨言,没有太多的遗憾,就那么悄然无声,就如同,一朵花的开与谢。
那时花开,是为了一场泣血的爱情;
花落无声,是因为有比爱情更伟大的抉择。
三、由“革命者”延伸为“社会人”
《那时花开》的革命中也充斥着浪漫主义的情调。优雅的小提琴,抱着洋娃娃参加红军的稚嫩可笑,这些被视为与军人无缘的物件,都出现在了女主人公的身边,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她们个性的象征。作者并未把故事设计成一个国民党卧底被红军捕获,经过教育感化而改邪归正的老套模式,充满人性的关怀让作者不忍心让柳月雯受到过多的折磨,而选择了以一种感化的方式,让女性自身的觉醒给她带来了幸福之光,从而迈向革命的康庄大道。
杨沫的《青春之歌》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反映女性知识分子成长道路和革命历程的“红色经典”。讲述一个女知识青年“爱情+革命”的故事。作者满怀“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爱情生活描写,显得细腻,温婉和人性化。在那个反对“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小资产阶级情调”又确实顽固存在的年代里,真正体现人性真实情感的爱情故事。然而,《青春之歌》中时刻隐含着这样的观点:在爱情和革命面前,女主人公们只有选择革命,才有美好的青春和未来,否则,下场凄惨。
但是,《那时花开》在这方面做了更为圆满的处理,谢琴英曲折地爱上了政委顾岩,却在怀孕期间被告知顾岩成了叛徒,无法接受心中英雄叛变事实的她一度想要用结束自己的生命来逃避这种苦难。在同志的劝说下重新鼓起活下去的勇气,最后得知原来丈夫是卧底,幸福地死在爱人怀里。她从一个稚嫩的小丫头成长为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接着在红军队伍里收获了爱情,还体验到了为人母的艰难和幸福,虽然牺牲的时候还很年轻,但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精彩的人生。《那时花开》将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时代建构的主题有机地结合起来,革命与爱欲在小说的叙事中构成了一种反复缠绕的关系,并以二者之间构成的张力来推动叙述主题的展开。
我们与她们同喜同悲,灵魂与她们一样,接受了一场又一场战争的洗礼。置身于那个炮火连天的年代,感受着生命,信仰,自由的真实意义。在这里不妨借用剧中顾岩的一段话来对片中女性进行赞扬——
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欺
不战送山河,万世皆羞耻
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
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这首诗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广大女性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尽管它的角色不似《红色娘子军》那样清一色的女兵,但是在正面与反面的共同衬托下,显示出了它更为动人的魅力。
我们希望,那些峥嵘岁月里的点点滴滴谱写成的生命的颂歌会永久地流传下去。红色文化也能够一如既往地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