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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A直译为社区农业，指具有“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特征、消费者与生产者合作的农产品直销模式。农民被边缘化，有机蔬菜高价难解，耕种信息尚未全部公开，种种问题使中国CSA产业链陷入多方信任危机。
在当下中国，CSA（社区支持农业）似乎更是一场城里人的游戏，城市人发起，城市人创办，城市人经营，城市人获益。而农民——这个本该担当农耕主角的群体，在这场游戏中正被边缘化。
与其它新兴行业一样，在中国发展不满10年的CSA，问题逐渐凸显，并引发众多争议。农场主、消费者、第三方，逐渐形成业内主要的三股话语力量，与专家学者、普通百姓的意见一同构成了这一新兴行业的话语体系。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体系中，真正的农民却没有太多话语权。
价格是否过高，成为一道难解之谜；农场是否应该系统地公布种养信息，也颇具争议。这条从“特供”走向“普供”的产业链，正饱受来自多方的信任危机。
“真正的”CSA
在北京市场上，几乎所有提前付费、每周配送的农场都说自己是CSA农场。
“如果从广义上讲，我们的农夫市集也是一种CSA平台；但狭义来说，我所知道的北京农场，只有‘小毛驴’一家是真正的CSA。”农夫市集负责人常天乐认为。
CSA直译为社区支持农业。“这个概念最初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指具有‘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特征、消费者与生产者合作的直销模式。”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办者石嫣说。
石嫣这几年成了媒体宠儿。她与同门师弟程存旺联姻并共同致力于中国CSA事业的故事，成了业内佳话。石嫣曾赴美“插洋队”，为的就是研究美国的CSA模式。归国后，她在北京创办了小毛驴市民农园，做了一场轰轰烈烈的CSA实验。
常天乐在分辨一家农场是不是纯粹的CSA时，主要看其是否每年只在播种之前招募消费者、筹集资金，继而确认播种面积，将资金用于种养当中。“如果做不到提前收费、风险共担的话，我认为就不算真正的CSA。”
常天乐告诉记者，目前北京绝大部分农场是全年招募会员的，“因为会员总是招不满”。但她认为，这种模式并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仅仅提前付钱、每周配送，只能算是“城乡互助”。
而在石嫣的理解中，CSA只是一个理念，而非一个固定的模式。“CSA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在生产与购买之间构建一个社区，让消费者和农民产生紧密、直接的关联。”她认为，“小毛驴”更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CSA，因为它更强调风险共担。但像农夫市集，虽也属于CSA的范畴，但“它让农民和消费者面对面，相互沟通和认知”。
谁是真正的CSA？这个问题看似无伤大雅，其意义却在于探寻中国的CSA究竟让谁获利。
最大受益者
尹瑞庆是一名退休干部，现为“小毛驴”的劳动份额成员。今年64岁的他，从2009年开始，在小毛驴市民农园包下了总面积60平米的两块地，自种蔬菜、玉米。3年来，他每周去两次菜地，每次来回耗时近3个小时，却乐在其中。
年轻时下乡插队的经历让尹瑞庆对土地和农民有很深的感情。这几年，他走访过全国各地的CSA农场，每到一处场，只关心一个问题：农场是不是农民自发形成的？如果农场雇佣农民，是否存在克扣工钱现象？
尹瑞庆透露，北京有一个活力有机菜园，是中关村的一群IT白领做的更为纯粹的CSA。他们凑钱委托大兴的农民种菜，要求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先付一半的钱，供农民买种子、农具；每到周末，白领们便去菜地帮忙，到秋天一同算账。记录成本、发放工资、20%的利润，这种方法深得农民支持。重要的是，这些种菜收入全部到了农民手中。
但是，活力有机菜园这种农户与消费者直接对接的模式，在传统CSA中并不常见。在中国，广义的CSA农场模式多由城市人主导，担当农场经营者，从事资金筹集、承租菜地、雇佣农民、市场推广和销售等工作。
在北京农夫市集，只有一户由农民自己经营，剩下的20余家都是农场形式。“CSA存在这样的弊病，对于真正的农民支持力度不够。”常天乐坦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市集的消费者对农民不放心，反而对农场更放心，觉得农场的管理者和自己一样是城里人，知道消费者要什么。
“小毛驴”也是由城市人主导的。总经理严晓辉坦言，农园创办至今，雇佣农民的工资远未达到市场平均水平，这是他的一大心病。“2009年，农民的月薪只有750元，现在平均1900元，都属于半志愿性质。”严晓辉希望靠种养增加收入，提高工人工资。
事实上，“小毛驴”种养的收入很不错。一般来说，普通农民种植化学农业，利润率达3%—5%，而“小毛驴”的利润率在10%—20%之间。
为何无法提高工资？严晓辉解释，目前“小毛驴”的收入除了用于支付员工报酬，还要支持农园教育、培训、科研等一系列项目，因此没有更多的财力提高员工工资。2011年，“小毛驴”的收支基本持平。
在中间人经营的CSA农场中，这种农民低薪的情况并不少见。
石嫣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做一种“更纯粹”的CSA。她辞去了“小毛驴”负责人的职务，在北京通州开辟了另一片天地。从西北到东南，石嫣这次改变的目的是 “让农民当家做主”。
“在‘小毛驴’，农民仍是工人，受农场雇佣而来工作。”石嫣尝试将农场交给农民打理，让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耕种，尽量承包他们能做的工作，做不了的再由石嫣的团队帮忙，比如推广和销售。
在石嫣的设想中，农民收入和作物产出是相关联的，这和“小毛驴”拿固定工资不同，农民的积极性也会更好地调动起来。为此，他们设计了一些规则。“农户如果能坚持五年，就能在公司占有股份；我们前期会组织一些顾客，只要愿意提前预付五年费用，就会成为我们的核心消费者。到最后，公司就成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联合体。”
显然，如何将权利和利益转交到农民手中，是中国CSA之路上面对的一大难题。
高价难解
150元一只鸡，也令常天乐费解，“怎么那么贵？”但当她听农场人员计算完成本后，发现“还真得卖这个价，再低农场就不养了”。 在第三届中国CSA交流会上，来自山东的CSA农场负责人曾撰文表示，在CSA圈子里，大家对价格都“非常敏感，不太想触及到”，但这又是不容回避的焦点。
的确，价格问题决定了CSA何时才能步入非中产普通家庭，但当下许多CSA都遭遇到成本控制问题，陷入了“不被信任—销售不畅—成本升高—价格升高—销售不畅”的恶性循环中。
石嫣曾经算过一笔账：超市里的有机蔬菜每斤价格在20—25元；大型有机公司蔬菜为15—20元；而在CSA小农场和小农户、农户小组里，这一价格分别在8—10元和3—5元之间。“小农户的土地不计成本、劳动力不计成本，种养殖结合决定了他们的低价。”
常天乐也觉得市场的价格偏高。“我发现一些时令蔬菜水果，即使农场丰收了，也不愿意降价卖，和普通市场的季节走势偏离了。”常天乐认为，CSA农场农户应该在可能情况下，更多让利给消费者。
即使价格饱受非议，业内又避而不谈，消费者还是照买不误。CSA目前在国内的最大客户群体是收入至少过万的中产阶级，这群人对安全的敏感度远高于价格。
这就是CSA市场价格的难解之处。围城外的人都嚷嚷着菜价贵；业内人士对高价格心照不宣；消费者反而满不在乎。
尹瑞庆觉得租地种菜挺划算，他算了所有的种植成本，得出一斤蔬菜均价不到4元的结论。“当然，要收获这么多菜是要付出时间、精力和辛苦的。春天要顶着寒风，夏天会汗流夹背，推粪要舍得用力，翻地拔草要忍得住背疼腰酸。”
但尹瑞庆并没有将辛苦折算成菜的成本，反而成为他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到郊区呼吸新鲜空气，强身健体，和朋友交流心得，蔬菜反倒成为了副产品。”
信息公开缺失
在面对CSA这一全新模式时，许多人都会瞬间冒出大量问题，比如种子是哪里买的，是不是转基因的；肥料是成品的生物肥，还是鸡场的鸡粪；靠什么除虫？是生物农药还是防虫网；水源、土壤是否经过检测，周边有无化工厂，和常规土地隔离带有多远？
在尹瑞庆看来，这些信息都是消费者共同关注的，“生产者应该有开放的心态，将种植、养殖过程中涉及的食品安全因素公布。” 在他看来，“小毛驴”在信息公开方面做得还算不错，但在全面公开上仍未到位。“主动公开信息意味着一种态度，也有利于消费者进行监督。”
从去年开始，尹瑞庆不断地向“小毛驴”负责人反映这一问题。严晓辉说，“小毛驴”在官网有一定的信息公开，如蚜虫防治方法、肥料来源等，有时也会在微博上与同行交流心得。“我们做的是公开而不是公布。消费者问什么，我们都会如实解答，但没有主动去公布全部信息。”
而对于全面公布信息的要求，严晓辉表示，目前农场人手紧缺，没有专门人员负责此事。对于公布详细信息，他们也有一些顾虑。
记者多方了解到，目前在北京市场，还没有任何一家农场或农户系统公布过自己的原料来源及种养技术。严晓辉担心，如果“小毛驴”首先公布信息，可能会被消费者当作业界标准来约束其它农场，也可能使“小毛驴”因做了好事而成为众矢之的。“我们不提倡农业标准化。我们的标准和技术只适合我们的土地，用在别处不一定好。”
而这一观点，在常天乐这里也得到了回应。她认为，不公布不代表就是错的。而她更担心的是，一旦实行强制性公布，认真种菜的农户可能因为无法达到标准而遭到淘汰，公关能力好但产品质量不过关的农场反而取胜。
一年多来，常天乐接触了北京大大小小的几家农户、农场。在他们之中，有的人甚至不会使用电脑；而另一些人，由于已经有了非常稳定的客户，便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种好菜上。与此同时，信息公开所需的人力、物力成本也不容忽视，“可能导致一斤菜贵两块钱，这都是需要消费者买单的。”常天乐不无担忧地说。
在信息公开上，常天乐更愿意相信，消费者与农户之间的互信可以保障农产品的安全可靠。“CSA本来是社区支持农业，正是因为一些消费者的咄咄逼人，现在变成消费者调查农业了。”
（实习生张玲玲、高瑞轩对本文有贡献）
在当下中国，CSA（社区支持农业）似乎更是一场城里人的游戏，城市人发起，城市人创办，城市人经营，城市人获益。而农民——这个本该担当农耕主角的群体，在这场游戏中正被边缘化。
与其它新兴行业一样，在中国发展不满10年的CSA，问题逐渐凸显，并引发众多争议。农场主、消费者、第三方，逐渐形成业内主要的三股话语力量，与专家学者、普通百姓的意见一同构成了这一新兴行业的话语体系。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体系中，真正的农民却没有太多话语权。
价格是否过高，成为一道难解之谜；农场是否应该系统地公布种养信息，也颇具争议。这条从“特供”走向“普供”的产业链，正饱受来自多方的信任危机。
“真正的”CSA
在北京市场上，几乎所有提前付费、每周配送的农场都说自己是CSA农场。
“如果从广义上讲，我们的农夫市集也是一种CSA平台；但狭义来说，我所知道的北京农场，只有‘小毛驴’一家是真正的CSA。”农夫市集负责人常天乐认为。
CSA直译为社区支持农业。“这个概念最初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指具有‘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特征、消费者与生产者合作的直销模式。”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办者石嫣说。
石嫣这几年成了媒体宠儿。她与同门师弟程存旺联姻并共同致力于中国CSA事业的故事，成了业内佳话。石嫣曾赴美“插洋队”，为的就是研究美国的CSA模式。归国后，她在北京创办了小毛驴市民农园，做了一场轰轰烈烈的CSA实验。
常天乐在分辨一家农场是不是纯粹的CSA时，主要看其是否每年只在播种之前招募消费者、筹集资金，继而确认播种面积，将资金用于种养当中。“如果做不到提前收费、风险共担的话，我认为就不算真正的CSA。”
常天乐告诉记者，目前北京绝大部分农场是全年招募会员的，“因为会员总是招不满”。但她认为，这种模式并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仅仅提前付钱、每周配送，只能算是“城乡互助”。
而在石嫣的理解中，CSA只是一个理念，而非一个固定的模式。“CSA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在生产与购买之间构建一个社区，让消费者和农民产生紧密、直接的关联。”她认为，“小毛驴”更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CSA，因为它更强调风险共担。但像农夫市集，虽也属于CSA的范畴，但“它让农民和消费者面对面，相互沟通和认知”。
谁是真正的CSA？这个问题看似无伤大雅，其意义却在于探寻中国的CSA究竟让谁获利。
最大受益者
尹瑞庆是一名退休干部，现为“小毛驴”的劳动份额成员。今年64岁的他，从2009年开始，在小毛驴市民农园包下了总面积60平米的两块地，自种蔬菜、玉米。3年来，他每周去两次菜地，每次来回耗时近3个小时，却乐在其中。
年轻时下乡插队的经历让尹瑞庆对土地和农民有很深的感情。这几年，他走访过全国各地的CSA农场，每到一处场，只关心一个问题：农场是不是农民自发形成的？如果农场雇佣农民，是否存在克扣工钱现象？
尹瑞庆透露，北京有一个活力有机菜园，是中关村的一群IT白领做的更为纯粹的CSA。他们凑钱委托大兴的农民种菜，要求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先付一半的钱，供农民买种子、农具；每到周末，白领们便去菜地帮忙，到秋天一同算账。记录成本、发放工资、20%的利润，这种方法深得农民支持。重要的是，这些种菜收入全部到了农民手中。
但是，活力有机菜园这种农户与消费者直接对接的模式，在传统CSA中并不常见。在中国，广义的CSA农场模式多由城市人主导，担当农场经营者，从事资金筹集、承租菜地、雇佣农民、市场推广和销售等工作。
在北京农夫市集，只有一户由农民自己经营，剩下的20余家都是农场形式。“CSA存在这样的弊病，对于真正的农民支持力度不够。”常天乐坦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市集的消费者对农民不放心，反而对农场更放心，觉得农场的管理者和自己一样是城里人，知道消费者要什么。
“小毛驴”也是由城市人主导的。总经理严晓辉坦言，农园创办至今，雇佣农民的工资远未达到市场平均水平，这是他的一大心病。“2009年，农民的月薪只有750元，现在平均1900元，都属于半志愿性质。”严晓辉希望靠种养增加收入，提高工人工资。
事实上，“小毛驴”种养的收入很不错。一般来说，普通农民种植化学农业，利润率达3%—5%，而“小毛驴”的利润率在10%—20%之间。
为何无法提高工资？严晓辉解释，目前“小毛驴”的收入除了用于支付员工报酬，还要支持农园教育、培训、科研等一系列项目，因此没有更多的财力提高员工工资。2011年，“小毛驴”的收支基本持平。
在中间人经营的CSA农场中，这种农民低薪的情况并不少见。
石嫣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做一种“更纯粹”的CSA。她辞去了“小毛驴”负责人的职务，在北京通州开辟了另一片天地。从西北到东南，石嫣这次改变的目的是 “让农民当家做主”。
“在‘小毛驴’，农民仍是工人，受农场雇佣而来工作。”石嫣尝试将农场交给农民打理，让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耕种，尽量承包他们能做的工作，做不了的再由石嫣的团队帮忙，比如推广和销售。
在石嫣的设想中，农民收入和作物产出是相关联的，这和“小毛驴”拿固定工资不同，农民的积极性也会更好地调动起来。为此，他们设计了一些规则。“农户如果能坚持五年，就能在公司占有股份；我们前期会组织一些顾客，只要愿意提前预付五年费用，就会成为我们的核心消费者。到最后，公司就成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联合体。”
显然，如何将权利和利益转交到农民手中，是中国CSA之路上面对的一大难题。
高价难解
150元一只鸡，也令常天乐费解，“怎么那么贵？”但当她听农场人员计算完成本后，发现“还真得卖这个价，再低农场就不养了”。 在第三届中国CSA交流会上，来自山东的CSA农场负责人曾撰文表示，在CSA圈子里，大家对价格都“非常敏感，不太想触及到”，但这又是不容回避的焦点。
的确，价格问题决定了CSA何时才能步入非中产普通家庭，但当下许多CSA都遭遇到成本控制问题，陷入了“不被信任—销售不畅—成本升高—价格升高—销售不畅”的恶性循环中。
石嫣曾经算过一笔账：超市里的有机蔬菜每斤价格在20—25元；大型有机公司蔬菜为15—20元；而在CSA小农场和小农户、农户小组里，这一价格分别在8—10元和3—5元之间。“小农户的土地不计成本、劳动力不计成本，种养殖结合决定了他们的低价。”
常天乐也觉得市场的价格偏高。“我发现一些时令蔬菜水果，即使农场丰收了，也不愿意降价卖，和普通市场的季节走势偏离了。”常天乐认为，CSA农场农户应该在可能情况下，更多让利给消费者。
即使价格饱受非议，业内又避而不谈，消费者还是照买不误。CSA目前在国内的最大客户群体是收入至少过万的中产阶级，这群人对安全的敏感度远高于价格。
这就是CSA市场价格的难解之处。围城外的人都嚷嚷着菜价贵；业内人士对高价格心照不宣；消费者反而满不在乎。
尹瑞庆觉得租地种菜挺划算，他算了所有的种植成本，得出一斤蔬菜均价不到4元的结论。“当然，要收获这么多菜是要付出时间、精力和辛苦的。春天要顶着寒风，夏天会汗流夹背，推粪要舍得用力，翻地拔草要忍得住背疼腰酸。”
但尹瑞庆并没有将辛苦折算成菜的成本，反而成为他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到郊区呼吸新鲜空气，强身健体，和朋友交流心得，蔬菜反倒成为了副产品。”
信息公开缺失
在面对CSA这一全新模式时，许多人都会瞬间冒出大量问题，比如种子是哪里买的，是不是转基因的；肥料是成品的生物肥，还是鸡场的鸡粪；靠什么除虫？是生物农药还是防虫网；水源、土壤是否经过检测，周边有无化工厂，和常规土地隔离带有多远？
在尹瑞庆看来，这些信息都是消费者共同关注的，“生产者应该有开放的心态，将种植、养殖过程中涉及的食品安全因素公布。” 在他看来，“小毛驴”在信息公开方面做得还算不错，但在全面公开上仍未到位。“主动公开信息意味着一种态度，也有利于消费者进行监督。”
从去年开始，尹瑞庆不断地向“小毛驴”负责人反映这一问题。严晓辉说，“小毛驴”在官网有一定的信息公开，如蚜虫防治方法、肥料来源等，有时也会在微博上与同行交流心得。“我们做的是公开而不是公布。消费者问什么，我们都会如实解答，但没有主动去公布全部信息。”
而对于全面公布信息的要求，严晓辉表示，目前农场人手紧缺，没有专门人员负责此事。对于公布详细信息，他们也有一些顾虑。
记者多方了解到，目前在北京市场，还没有任何一家农场或农户系统公布过自己的原料来源及种养技术。严晓辉担心，如果“小毛驴”首先公布信息，可能会被消费者当作业界标准来约束其它农场，也可能使“小毛驴”因做了好事而成为众矢之的。“我们不提倡农业标准化。我们的标准和技术只适合我们的土地，用在别处不一定好。”
而这一观点，在常天乐这里也得到了回应。她认为，不公布不代表就是错的。而她更担心的是，一旦实行强制性公布，认真种菜的农户可能因为无法达到标准而遭到淘汰，公关能力好但产品质量不过关的农场反而取胜。
一年多来，常天乐接触了北京大大小小的几家农户、农场。在他们之中，有的人甚至不会使用电脑；而另一些人，由于已经有了非常稳定的客户，便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种好菜上。与此同时，信息公开所需的人力、物力成本也不容忽视，“可能导致一斤菜贵两块钱，这都是需要消费者买单的。”常天乐不无担忧地说。
在信息公开上，常天乐更愿意相信，消费者与农户之间的互信可以保障农产品的安全可靠。“CSA本来是社区支持农业，正是因为一些消费者的咄咄逼人，现在变成消费者调查农业了。”
（实习生张玲玲、高瑞轩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