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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勒克莱齐奥，一个游走在欧洲和非洲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奇特作家，他用自己的一支笔将家族发展的历史与两种异质文明联结了起来，勾勒出属于整个人类的生态美学和悲悯思考。《非洲人》，这部隽永的随笔，既是作者精神的一次回归，也是引领读者走近非洲、反思现代文明的一个契机。透过他的笔尖，穿越生命大树上非洲的一叶，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残缺，也在这残缺里重新找到了人类未来生存的希望。
关键词：非洲人 现代性 记忆 希望
一.失落的文明
非洲，世界上最大的荒野之地，悠长的历史孕育出堪比美利坚国土面积的广袤沙漠、世界上最肥沃的大草原以及世界上最大的盆地和瀑布。从乞力马扎罗山的乌呼鲁峰（斯瓦西里语意为“自由”）到阿萨勒盐湖，这里承载着无数未及传颂的古老故事和罕见的奇诡风景，它的神奇和魔力超乎我们的想象。然而，随着十五世纪欧洲新航线的发现，各样的灾难也纷至沓来，贪婪的资源掠夺、血腥的土地瓜分、罪恶的奴隶贸易……无一不加剧着非洲的贫瘠与衰落，本自相安好的世界文明被强力扭结在了一起，与世无争的非洲部族成了欧洲各国欲望的渊薮。作为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的非洲慢慢被挤到了世界文明的边缘，非洲失落了。
勒克莱齐奥，一个游走在欧洲和非洲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奇特作家，用自己的一支笔将家族发展的历史与两种异质文明联结了起来，勾勒出属于整个人类的生态美学和悲悯思考。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颁奖词这样评价他：Le Clézio was an “author of new departures ， poetic adventure and sensual ecstasy ， explorer of a humanity beyond and below the reigning civilization”.An author of new departures.五十余年笔耕不辍的文学创作即是他在诗意冒险、感官狂喜、不断启航路上的一个个路标，对主流文明之外和之下异域文明的探索更是动摇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基石，他用文学的力量向身处现代文明中的人们敲响了警钟，启示人类未来发展的途程。“弱水三千”，笔者最为《非洲人》这部仅一万余字的自传体小书所感动，它向我们展现了勒克莱齐奥童年时期的非洲记忆以及父亲的行医人生，在此记下一文，除却从小到大对诸如《狮子王》、《卢旺达饭店》、《沙漠之花》、《乌干达天空下》等非洲题材电影的理解，愿身心俱与勒克莱齐奥同返非洲，一起感受那阳光下狂热的桑巴舞、野性自由的赤脚奔跑，还有那难以言说的疼痛。
二.父亲的非洲：一场破碎的梦
勒克莱齐奥的父亲是毛里求斯白人后裔，年少奔赴英国求学，学成后不减乡情，遂向殖民政府请缨回非洲行医。虽常年求学并生活于欧洲，父亲的血脉中却始终流淌着非洲人的血液，归来不久，父亲便融入了这个群体，成为他们的亲人，这种落叶归根的踏实感使他相信自己永远也不会离开非洲了。孩子是生命的延续，随着妻子携孩子的到来，父亲更加坚定了扎根非洲的心愿。他和妻子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骑马、在明朗闪烁的星空下漫步、在震颤的鼓声中享受肉体的醉意……他知道，在这里孩子们能与大自然亲密相处、一起成长，生活简单快乐，孩子们也将成为这个地区的居民。对父亲而言，远离欧洲中心便意味着远离了利益至上的腐朽社会。
然而，始料未及的战争和不可逆转的现代性彻底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也在他的生命中无情地豁开一道裂缝。现代性使人类面临着难以克服的三大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精神危机。……如果说能源危机与生态危机预示着人类生命外在支撑系统的崩溃之危险，那么信念崩颓、欲望泛滥、唯利是图等表征出的精神危机则预示着人类生命内在支撑系统的自我瓦解之虞。这三大危机是现代文明的致命危机，人类若无法应对这三大危机，终究会沉沦于现代文明的阴暗面，完全丧失未来。这三大危机也是彼此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的。[1]二十二年非洲行医救民的日子恍若隔世。西方国家为了保护或争夺自己的利益（例如，对油田的竞相开采），默许或发动战争，傲慢地将自己视为人类文明的园丁，视暴行为修整花园的创造性活动，非洲生态饱受破坏，当地居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比夫拉大屠杀就是令人痛心的一例。这些不请自来的殖民者打破了非洲原有的平衡，给非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同时也激发了父亲对所有形式的殖民主义的愤怒。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2]可以说，殖民者对能源的攫取直接引发了生态的破坏，最终导致精神和信仰的溃败。父亲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不仅仅属于他自己，也根植于每一个人自我毁灭的盲目性中，生命整体性的真实存在决定了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置身于大屠杀之外。
本来因自己救死扶伤工作感到幸福的父亲，在战争中被迫入伍成为军医，一下成了与警察、法官、士兵并无分别的殖民强权的另一个因素。疾病不再是父亲与非洲人建立联系、相互关怀的一个纽带，开始有了令他反感的意味。单纯的医术于父亲而言也不再是值得自豪的技艺，而成了作用于人的一种权力，是父亲心头沉重的负担，因为战时的医学已经带上了政治色彩，“医学监控同样也是政治监控”。战争和暴力残忍地击溃了父亲的非洲梦，他不再心存幻想，“他固执地沉默着，直到去世。他甚至忘了自己曾经是个医生，曾经有过英雄般的冒险生涯”。父亲被迫异化为他自己也不愿意成为的样子，昔日拥有健康体魄和勇敢精神的父亲与如今被创伤记忆填满的父亲判若两人，他“是一个感到陌生的老人，被驱逐出自己的生活和激情，一个仅仅是活下来的人”。
异化通常始于个人意愿对集体意志的被迫性服从，倘若个体服从集体意志则必然导致个体自我判断力和反思力的丧失，反之，随着个体意志与集体意志的差异性增大，个体又无力对抗时，这种异化将内化为个体对纯真美好本性的极端压抑，最后导致精神折磨下的自我毁灭。父亲即是这样一个有着清醒自我意识的人。作为非洲之子，他亲历故土被殖民、被压迫却无能为力，甚至因为国籍原因被迫成为这段血腥历史的参与者，他的痛苦无言以表，对战争的厌倦扩展为父亲对自己所属人类的恐惧，他心头难以愈合的痛苦与其说是对欧洲掠夺、侵害非洲的愤怒和愧疚，不如说是对人类共同体互相伤害的痛心疾首。
关键词：非洲人 现代性 记忆 希望
一.失落的文明
非洲，世界上最大的荒野之地，悠长的历史孕育出堪比美利坚国土面积的广袤沙漠、世界上最肥沃的大草原以及世界上最大的盆地和瀑布。从乞力马扎罗山的乌呼鲁峰（斯瓦西里语意为“自由”）到阿萨勒盐湖，这里承载着无数未及传颂的古老故事和罕见的奇诡风景，它的神奇和魔力超乎我们的想象。然而，随着十五世纪欧洲新航线的发现，各样的灾难也纷至沓来，贪婪的资源掠夺、血腥的土地瓜分、罪恶的奴隶贸易……无一不加剧着非洲的贫瘠与衰落，本自相安好的世界文明被强力扭结在了一起，与世无争的非洲部族成了欧洲各国欲望的渊薮。作为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的非洲慢慢被挤到了世界文明的边缘，非洲失落了。
勒克莱齐奥，一个游走在欧洲和非洲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奇特作家，用自己的一支笔将家族发展的历史与两种异质文明联结了起来，勾勒出属于整个人类的生态美学和悲悯思考。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颁奖词这样评价他：Le Clézio was an “author of new departures ， poetic adventure and sensual ecstasy ， explorer of a humanity beyond and below the reigning civilization”.An author of new departures.五十余年笔耕不辍的文学创作即是他在诗意冒险、感官狂喜、不断启航路上的一个个路标，对主流文明之外和之下异域文明的探索更是动摇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基石，他用文学的力量向身处现代文明中的人们敲响了警钟，启示人类未来发展的途程。“弱水三千”，笔者最为《非洲人》这部仅一万余字的自传体小书所感动，它向我们展现了勒克莱齐奥童年时期的非洲记忆以及父亲的行医人生，在此记下一文，除却从小到大对诸如《狮子王》、《卢旺达饭店》、《沙漠之花》、《乌干达天空下》等非洲题材电影的理解，愿身心俱与勒克莱齐奥同返非洲，一起感受那阳光下狂热的桑巴舞、野性自由的赤脚奔跑，还有那难以言说的疼痛。
二.父亲的非洲：一场破碎的梦
勒克莱齐奥的父亲是毛里求斯白人后裔，年少奔赴英国求学，学成后不减乡情，遂向殖民政府请缨回非洲行医。虽常年求学并生活于欧洲，父亲的血脉中却始终流淌着非洲人的血液，归来不久，父亲便融入了这个群体，成为他们的亲人，这种落叶归根的踏实感使他相信自己永远也不会离开非洲了。孩子是生命的延续，随着妻子携孩子的到来，父亲更加坚定了扎根非洲的心愿。他和妻子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骑马、在明朗闪烁的星空下漫步、在震颤的鼓声中享受肉体的醉意……他知道，在这里孩子们能与大自然亲密相处、一起成长，生活简单快乐，孩子们也将成为这个地区的居民。对父亲而言，远离欧洲中心便意味着远离了利益至上的腐朽社会。
然而，始料未及的战争和不可逆转的现代性彻底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也在他的生命中无情地豁开一道裂缝。现代性使人类面临着难以克服的三大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精神危机。……如果说能源危机与生态危机预示着人类生命外在支撑系统的崩溃之危险，那么信念崩颓、欲望泛滥、唯利是图等表征出的精神危机则预示着人类生命内在支撑系统的自我瓦解之虞。这三大危机是现代文明的致命危机，人类若无法应对这三大危机，终究会沉沦于现代文明的阴暗面，完全丧失未来。这三大危机也是彼此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的。[1]二十二年非洲行医救民的日子恍若隔世。西方国家为了保护或争夺自己的利益（例如，对油田的竞相开采），默许或发动战争，傲慢地将自己视为人类文明的园丁，视暴行为修整花园的创造性活动，非洲生态饱受破坏，当地居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比夫拉大屠杀就是令人痛心的一例。这些不请自来的殖民者打破了非洲原有的平衡，给非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同时也激发了父亲对所有形式的殖民主义的愤怒。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2]可以说，殖民者对能源的攫取直接引发了生态的破坏，最终导致精神和信仰的溃败。父亲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不仅仅属于他自己，也根植于每一个人自我毁灭的盲目性中，生命整体性的真实存在决定了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置身于大屠杀之外。
本来因自己救死扶伤工作感到幸福的父亲，在战争中被迫入伍成为军医，一下成了与警察、法官、士兵并无分别的殖民强权的另一个因素。疾病不再是父亲与非洲人建立联系、相互关怀的一个纽带，开始有了令他反感的意味。单纯的医术于父亲而言也不再是值得自豪的技艺，而成了作用于人的一种权力，是父亲心头沉重的负担，因为战时的医学已经带上了政治色彩，“医学监控同样也是政治监控”。战争和暴力残忍地击溃了父亲的非洲梦，他不再心存幻想，“他固执地沉默着，直到去世。他甚至忘了自己曾经是个医生，曾经有过英雄般的冒险生涯”。父亲被迫异化为他自己也不愿意成为的样子，昔日拥有健康体魄和勇敢精神的父亲与如今被创伤记忆填满的父亲判若两人，他“是一个感到陌生的老人，被驱逐出自己的生活和激情，一个仅仅是活下来的人”。
异化通常始于个人意愿对集体意志的被迫性服从，倘若个体服从集体意志则必然导致个体自我判断力和反思力的丧失，反之，随着个体意志与集体意志的差异性增大，个体又无力对抗时，这种异化将内化为个体对纯真美好本性的极端压抑，最后导致精神折磨下的自我毁灭。父亲即是这样一个有着清醒自我意识的人。作为非洲之子，他亲历故土被殖民、被压迫却无能为力，甚至因为国籍原因被迫成为这段血腥历史的参与者，他的痛苦无言以表，对战争的厌倦扩展为父亲对自己所属人类的恐惧，他心头难以愈合的痛苦与其说是对欧洲掠夺、侵害非洲的愤怒和愧疚，不如说是对人类共同体互相伤害的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