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行车上至今还系着一只铃。
　　这铃很少唱了。有时行进在大街上，偶尔让它唱上几声，也不是提醒别人的意思了，只为饱一下自己的耳福罢了。
　　我对铃声真的太钟情了。
　　在故乡胶东农村，我从小就听惯了父亲自行车铃的歌唱。父亲在邻村烧碱，每日骑个破旧自行车早出晚归。别看车子老旧，但铃声却是相当好听。那车铃不像现在是安在车把上，而是装在车的前胎上面。一根细绳索连于车把，拽住绳，铃上的小轮就贴上车胎飞转起来，带着一只小锤敲打起了铃鼓，便唱出天籁般的歌谣。父亲还在铃的绳索上拴了一串红缨，火嘟嘟的，于是铃声也便上了颜色。清早送父亲出行，铃声顶着露珠，走出老远还能听见；晚上迎父亲归来，银子般的月光里，隐约听到那铃声就知道，父亲很快就会飞到我们面前。
　　故乡的铃声不光唱在自行车上。孩子一生下来，佩戴的脖锁上有铃，手镯上有铃——有钱人家是银铃，没钱人家是铜铃。越唱越亮的铃声里，孩子会笑了，会爬了，长大了。我们的村小学上下课的信号也是铃声。那铃不是现在的电铃，是手摇的铜铃。学校没有校工，每当上下课时间一到，老师们就轮着班摇起像喇叭花一样的铜铃。铃声里，我们就像闻到了花香的小蜜蜂一起飞进或飞出教室。故乡的牛儿马儿乃至羊儿的脖子上也系着铃。一天里，一年里，不论是白天还是夜间，哞儿咴儿咩儿里总伴着清脆悦耳的铃声。
　　铃声早已融入我的血液，成为童年的一部分。
　　十五岁时我扑奔兄嫂来到了大兴安岭，这才知道铃声不仅仅属于故乡，他乡也有马铃儿、牛铃儿、车铃儿。唱着掠过镇子大街小巷的自行车多像故乡麦浪上飞过的呢喃着的燕子，她抚平了我多少思乡的孤独、苦闷，甚至恐惧。
　　那以后，我离开了大兴安岭下乡到布特哈旗的一个偏远山乡，很快我知道了，这是一个与铃声更有渊源的地方。古驿道的铃声至今还缭绕在人们的心头。清道光年间，齐齐哈尔至呼伦贝尔驿路上设十七台，布特哈境内便有其三。传递朝廷文书的马匹系着脖铃，信吏挂着腰铃。茫茫荒野，他们昼夜兼程，风雨无阻，铃声阵阵。路人闻铃避之路旁，虎狼闻铃逃之山林。
　　我总也忘不了那夜那山那古驿道上一阵阵的铃声。那是我下乡第二年，一次乘四天一趟的班车去了五六十里外的一个公社办事，傍晚我必须赶回乡里，可是没了班车。我迈开双腿，跑过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山村，还有二十多里地山路，沿途没有一户人家了。那是春三月，岭上还白雪覆盖，路旁的林木遮星蔽月。已是深夜，筋疲力尽的我不时听到林子里传来细细碎碎的声音。老乡说过，孤猪群狼最厉害。眼下，我遇上任何一类都会立即报销，我的头发一次次乍起……
　　叮铃、叮铃……像从天而降，远远传来阵阵的铃声。我像蓦然回到了故乡，回到了父母兄弟姐妹身边。
　　一挂马车从我前边颠下岭来。叮铃、叮铃……马车颠过来，又颠过去，颠远了，可铃声还在唱。我大步前行了。我相信，前边一定还有铃声……
　　几年后，我住进了现在还居住着的小城。初始，小城街道上流淌着的铃声就像山涧流淌着的叮咚的泉水，粒粒可数。春夏秋冬又一个春夏秋冬，亲耳听到了各种马达、各类汽笛和形形色色的电子喇叭叫卖，还有不分昼夜的歌厅喇叭，更有无休无止、已经说不清是欣喜还是厌烦的手机的呼叫，不约而同汇成了大合唱。我的天籁般的铃声呢？渐行渐疏，离我远去。偶尔在一些商店闻得几丝铃声，那是店主为小离岗位时设下的报警音响，虽也清脆，却全然变了味道。
　　我想念我的铃声啊。
　　像一个调皮的孩子，我于大街偶尔摁动几下铃声，无人理会，偶尔有，皆先是诧异，然后一笑，像见到了天外来客。我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根本就没听到我的铃声一我的铃声被淹没了，他们的耳朵听不到。总记得那场令世界都震惊的印度洋大海啸过后不久，印度当局派直升飞机前往一个岛上察看那里的灾情，因为那岛上居住着的土著人长期与世隔绝——结果那里的人们竟安然无恙。原来土著人早已耳聪目明测得海啸将要发生，提前迁徙至高地。后来又有报道称，那里的人们大多能观天听地，行至海上，他们单凭桨声即可测得水深。
　　我担心的是，老祖宗留下的耳朵会不会也像我们的尾巴一样渐失功能——失因当然有别：一个闲懒潦倒，一个积劳成疾。
　　真的特别想念我的铃声。她不会再回来了吗？难道“现代”当真是铃声的苦主与冤家？
　　又一个深夜，城之声稍息，我翻开一份《作家文摘》，偶见作家冯骥才的文章。他说他这些年游览了好几个欧洲发达国家的城乡，他惊讶地发现，“那里的房子都很美，像童话一样。牛在山上吃草，脖子上挂着铃铛，山谷里到处都是铃声。篱笆上都编着花，人过着如诗如画的生活，几百年都没有变化”。
　　冯先生说他非常羡慕。
　　眼馋和耳馋的仅仅是冯先生？
　　我们的铃声本不该走。不该走的，就应该再回来。
　　我守望著。
　　责任编辑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