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长江学者海外特聘教授在中国工作时间不够签约的9个月的情况，确实存在。但真正的问题不是拿了钱却没有干活，而是一些没有全职回来的海外学者，却占用了较大的资源
　　
　　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前不久又搅起一场风波。7月，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北大等国内高校，所谓全职引进（海外特聘教授）大部分都是假的。”他指出，校方这样做，是因为“引进一个人，可以从国家拿到几千万的资金。”此言一出，顿时激起国内多方议论。
　　
　　北大：能说的我们已经都说了
　　
　　在沉默了大约20天后，7月29日，北京大学在自己的新闻网站上，登出了新闻发言人赵为民的回应，认为丘成桐歪曲了事实。
　　北大表示，自1998年起，北大从海外引进人才约占全校教师总数的近40%。北大从海外引进人才是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评估和考核机制的。之后，在8月1日和4日，北大又做出了进一步的回应：严格的选拔制度和评价机制确保了海外引进人才的质量。这些人才，成为北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加速器。
　　8月16日，在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官员也对北大“假引进”一事做出回应，表示从北京大学的报告来看，北京大学在聘教授的时候很慎重。根据北京大学反映的情况来看，他们感觉到可能丘成桐不是特别了解情况。
　　但是，北大的上述反映却被媒体和网友们指责为答非所问。据媒体报道，北京大学承诺于近期公布引进人才的相关数据。然而，当本刊就此联系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赵为民时，他却改口表示：“能说的我们已经都说了，我们不会再接受任何采访。如果是比较公正的批评，我们能够接受，但这里面，实际上牵涉到很多丘成桐和他学生（经本刊查证，为北京大学数学系长江学者田刚）的私人恩怨。”并且他还谈到，关于北大将公布长江学者相关数据的消息并不准确，那是新华社记者误解了他的意思。
　　因此，究竟北大多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仍在两地兼有教职，本刊很难从北大方面得到准确数字。
　　在此期间，同时是北大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又是密歇根大学地质科学系教授的张有学，接受了《环球时报》的采访。他说，丘成桐教授的心意是好的，而且也听说过一些长江学者工作时间不够的小道消息。但他认为，这样不拿出具体事实而打击一大片的说法，既不负责任又有欠厚道。
　　而经过本刊调查，发现确实有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两地兼有教职，但事实也并不像丘成桐所指责的，大部分海外学者只拿钱不干活。
　　
　　教育部出资的“奖励计划”
　　
　　实际上，任何一所高校引进人才，本来并无明确的时间要求。只要学校与学者双方达成具体协议，去执行即可。但是，丘成桐的指责是，这里牵涉到了有关国家教研经费的流失，是因为这些海外学者的引进，均是在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框架下进行、由教育部出钱的。
　　所谓“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开始于1999年，长江学者分为特聘和讲座两种。目前，每年招聘特聘教授100名、讲座教授100名，聘期为3年，在聘期内享受由国家提供的长江学者奖金：特聘教授奖金为每人每年人民币10万元，讲座教授奖金为每人每月人民币1.5万元，按实际工作月支付。特聘教授要求保证聘期内每年在受聘高校工作9个月以上；讲座教授要求保证每年能在国内受聘高校一般工作3个月以上。
　　同时，教育部有关规定要求长江学者所在高等学校，必须为聘任的特聘教授、讲座教授配套必要的科研经费，并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其中，自然科学特聘教授科研配套经费不低于200万元，人文社会科学特聘教授科研配套经费不低于50万元。
　　
　　而丘成桐指出，现在很多中国学者在国外是全职教授，在美国的大学，要求全职教授每年必须工作满9个月以上。而这些教授，却又跑回来与中国的大学签约特聘教授。“这样的全职教授应该说是假的。”“有的应当来3个月，结果实际上只来了一两个星期，拿了钱就走，把学生一丢，自己出去玩。有的人一年可以放进自己口袋里100万元人民币。”
　　
　　工作时间不够，另有隐情？
　　
　　不久前还在北京大学担任过领导工作的刘涛（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了解的情况是，绝大多数长江特聘教授还是全职在这里工作的，虽然在各个学校都确实有一些特殊情况，但那毕竟是少数。“我们曾经准备聘请一位UCLA（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专家作为长江特聘教授，当时教育部已经批准，就要签约了。但是由于她无法承诺每年回国工作的时间，最后只好作罢。”
　　史新（化名），是第二批受聘于北大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在北大培养的第一个研究生——同时也是史新在北大实验室目前的负责人程英（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事求是地说，特聘教授要求大部分时间应当在国内，但是史老师并没有做到。他一年回国的时间，累计加起来也就有4个月吧。”
　　但是程英也指出，这其中另有隐情。她说，史起初也是抱着回国发展的想法，所以才应聘了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但来到这里发现，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各方面的配套设施太不理想。因此，在引荐其回国的一位中科院教授的建议下，他没有放弃美国的职务，希望利用那边的一些资源，来帮助国内这方面研究的发展。
　　为此，在2001年时，史新把他的3个研究生带到自己在美国的实验室，接受一年的联合培养，而这其中就包括了程英。“在美国的这一年，是我进入这个研究领域以来，收获最为丰富的一年。”程英说。
　　回国后，程英模仿史新在美国实验室的管理模式，完善了北大实验室的管理，使得实验室能够有序地运转起来。实验室成立5年来，以史新的名义，承担了国家863计划、973计划等多项重要课题。“如果不是这样的选择，我们不可能有如此快的进步。”
　　但程英也承认，由于导师不在身边，研究生的培养确实存在一些障碍。当实验进展不顺的时候，非常需要导师在一旁及时的指导和分析。“生物实验很多都是有图像的，而通过电子邮件，学生们根本无法给老师表达。如果导师能够一两周回一次国就好了。”程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程英说，原先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模式，可以说是完全不入流，“而史老师最大的贡献实际就在于，为我们带来了这一种新的研究模式，确立了新的研究方向”。
　　但是，当实验室已经形成规模以后，史新为何仍没有放弃美国的职务和研究？如果确实不愿放弃美国方面的工作，当时为何不提出申请改聘自己为讲座教授？记者希望向史新本人求证时，他始终不愿正面回答，只是说：“我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分散到这些与外界的无谓争吵上。从前在北大的时候（史新长江学者合同期至2005年结束，没有续约）每次从美国回来，下飞机当晚就会直接到实验室去做实验和指导，我会把自己有限的时间来做研究和教学。并且，基金和项目的申请均是建立在我完成的能力上的。”
　　史新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刚回来的时候学校连起码的住处都解决不了，有一段时间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凑合。这一点，张有学8月5日在美国一家网站上发表的文章也提到过。这篇题为《一个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看北大——丘成桐风波》的文章谈到，作为长江讲座教授，他在北大每个月的收入，比起其在美国的工资少了许多，甚至还低于他作为密西根大学教授出差时的津贴。另外他还谈到其在北大住的房屋、配套的实验室等都非常不理想。
　　
　　“弹性越多越好”
　　
　　刘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长江学者收入的主要部分是教育部给予的奖金，而学校方面开出的工资，一般与校内其他教授不会有太大差距，除非校方为吸引某位人才，承诺为其提供更高的薪酬待遇。
　　刘涛总结道，要这些海外人才完全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很多人是不愿意的，即使他们有着一颗报国的心。另外她还指出，这些学者之所以不愿长期回国，是因为他们如果回来了，可能就离这个领域的国际前沿远了，长此以往，自己的学术水平也会受到影响。
　　
　　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长、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座教授卢乃桂认为，既然有关方面希望这些海外人才能够回来，为国家出一份力，就不应为其回国的具体时间设定统一的标准；而学院既然要引进这名人才，一定是已经清楚他能够给该学院带来相应的帮助。
　　卢乃桂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了香港高校的做法。他说，对于特聘教授的工作时间，香港各高校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硬性规定，每个人要具体谈。在签订合约之前，学校会全方位的了解，包括学者的个人能力以及他实际能够为学校出多少力。另外，在签约之时，也一定会留有余地；而一旦签约，就必须按照有关内容去履行。
　　对于教育部的硬性规定，卢乃桂认为：“凡是你希望特聘的人才，一定是你非常需要的。所以，在引员的规章上，还是要有弹性，而且越多弹性，对于双方来说其实越有利。”
　　刘涛也认为，长江学者能否在学校工作满9个月并不是最主要的，关键只要他没有在两地都担任全职教授就可以了，这样他才能够保证有足够的精力去投入这里的工作。
　　程英透露说，教育部早就接到过长江学者工作时间不够的有关消息，并且在2004年对此进行了调查。但是，“有一些学者虽然说工作时间上不够，但也并不是拿了钱没干事，因此北大方面一直持保护的态度。”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长江学者的附加值
　　
　　如果国家对于长江学者工作时间的标准统一而不可变更，北大方面完全可以视情况，脱离“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框架，自行引进海外人才。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是因为长江学者的奖金由教育部提供，等于是国家额外给予高校的一项补贴。而国内高校的资源毕竟还是很有限的，一般只能靠国家的投入。”刘涛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
　　在2005年初，史新与北大的长江学者合约期已满。但是，他在北大所在学院的院长却希望能够把其北大长江学者的名字再保留3年，等到他在北大实验室的研究生全部毕业后再正式解除双方的合作。因此，虽然目前双方的合约已然到期，但在北大的官方网站长江学者名单上，仍然可以看到史新的原名。当然，目前史新在北大不再有报酬。
　　卢乃桂对此认为：“如果只是要好看，我们就付给他好看的钱；如果是需要他来干活，我们就应给他干活的钱。如果真的只是图他的名声，我们就直接聘他做荣誉教授好了，因为就是要聘一个‘花瓶’嘛。”
　　北大如此看重长江学者，其实并不是因为具体某个长江学者的个人声望，“北大真正重视的是长江学者的数量。”刘涛认为，这是我国大学评价体系的问题。“比如说你有几个长江学者、几个院士，这些都会影响到最后对你的评价。而你这个学校是否属于211重点工程，是不是国内重点大学，这一方面会关系到某些经济的因素，另一方面，是扩大社会影响、吸引生源的重要指标。”
　　另外，刘涛谈道：“这些引进的人不可能完全不做事。因此是否拿了钱却没有干活，并不是主要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些没有全职回来的海外学者，却占用了较大的资源。他们有的申领了上千万、上亿的科研经费，但只是找一些其他人帮他盯着。”
　　而这也正是丘成桐所指的关键所在：“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只知道放一大笔钱在一个项目里面，但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带领。很多大的项目，表面上请了很多人来，特别是引进很多外国专家，实际上都是假的。”
　　而卢乃桂介绍，在香港，通常申请课题，“一定是全职教授拿回来的。”尤其是较为大型的、重要的课题，一定要是在香港任职的全职教授来申请。虽然也存在由特聘教授领衔的进行研究的情况，但是要求本地合作的部分，一定也要有足够功力，这样特聘教授可以只是方向性的给意见。“我们最为关心的，还是那个全职教授，他本身的实力有多少。”卢乃桂说。
　　 （据北大官方网站显示，目前该校共有长江学者95人，其中特聘教授63人。）
　　 （实习生段海燕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