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本芭娜娜是日本现代作家，以“治愈系”写作和对现代都市年轻人内心世界的纤细描写而受到海内外大量读者的欢迎，凭借独特的个人魅力在日本掀起一股“吉本芭娜娜热潮”。由于受到浓厚的外来文化影响加上特有的女性主义视角，吉本芭娜娜的写作透露出强烈的后现代主义意味，从其笔下描绘的家庭模式可见一斑。吉本芭娜娜解构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家庭模式，提出“非血缘家庭”理念，这实际上是打破了传统家庭中“男权中心”的文本召唤，另外“治愈系”写作目的也进一步促成了这种后现代意味的家庭观，因此本文围绕《甘露》对吉本芭娜娜所塑造的新型家庭进行剖析。
　　一、家庭的解体与重建
　　在时代潮流裹挟下成长起来的吉本芭娜娜，其书写中也相应沾染上了时代气息，对家庭问题作出了自己的独特思考。首先，芭娜娜笔下几乎无传统血缘家庭的踪影，其所描绘的家庭基本都是破碎的，而“死亡”是造成家庭解体的主要原因。其次，脱离了父权制中心结构，刻画了“父亲”的不在场情景。最后便是组建了“非血缘家庭”的新形式，家庭不再以血缘作为纽带而是形成一种开放式家庭，家庭成员通过情感共鸣来达到心灵契合，变成一种相对自由公平的关系。
　　（一）传统家庭的解体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后，日本的家庭关系由“父子轴心”演变为“夫妻核心”，也就是“家庭核心化”，以夫妻关系为前提的家庭逐渐被建立起来，因此，当时的人们一般认为圆满家庭的破裂是由于夫妻之间的情感不和引起的，芭娜娜笔下也存在着“不伦之恋”，但芭娜娜笔下的家庭形式多样，并不拘泥于一种形式，“不伦”只是一个诱因，主要原因是“死亡”。在《甘露》中体现为“在母亲生下我和妹妹真由以后，父亲因脑溢血猝然死去”。而妹妹真由也因酒驾撞在电线杆上去世了，死亡打破了原本家庭的美满。古清的家人除了他也全部离世，花娘的母亲去世后，父亲将她送到孤儿院令她作为孤儿长大。亲人的离世不仅使得家庭在结构上有了残缺，还给继续活在世上的亲人带来极大的痛苦，精神世界受到重大打击，所以《甘露》中“我”活在由失忆带来的混乱和妹妹真由的死亡阴影中，弟弟阿由精神失常，仅靠母亲在努力维持家庭关系，人物的死亡使读者在阅读中感受不到圆满家庭的存在。
　　受到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日本传统家庭模式同样表现为“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在家庭中妇女处于从属地位，被要求遵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四德封建妇道伦理，但在芭娜娜笔下这种伦理被解体，主要体现为父亲角色的缺席以及模糊的性别界限。《甘露》中朔美家几乎没有男性，只有一个还小的弟弟，但“弟弟还年幼，简直是个宠物”，不具备真正的男性身份。母亲先后经历了两次婚姻，第一任丈夫朔美的父亲因病去世，与第二任阿由的父亲因性格不合而分开，同母异父的三个小孩都失去了父亲。古清的家人在其长大独立后都以各种意外形式去世，花娘甚至在母亲去世后被父亲抛弃，在无爱的环境中长大。总之“父亲”一角在《甘露》中并不真实存在。实际上作家本人并无家庭破碎的体验，因此“有人认为这是芭娜娜长期以来试图超越父亲的潜意识在无形之中造成的”。也许这是受到时代的感召，在强烈女性意识引领下对压在头上的父权进行反抗的体现。
　　除了通过“父亲缺席”来消解传统家庭核心，作品中还模糊了性别界限来表达对封建家庭制的反抗，作品中存在着中性角色，《甘露》中性人物代表是古清。“我”以为住在塞班岛的他皮肤漆黑，性情开朗，但“不要说他漆黑，简直是没有色素，透明的棕色眼眸和头发”。这与以往固有的男性形象不同。在酒吧时花娘被醉鬼纠缠，古清吃味与花娘争吵起来，“丢脸的总是我。我是一个心胸狭隘的男人吧！”这样斤斤计较的性格似乎并不常在男性身上看到。芭娜娜极力撇开性别，强调同为人的身份，通过张扬人物个性来勾勒人物轮廓，从女性角度出发来审视男性，一反文学传统中男性作家塑造女性形象的做法。
　　（二）新式家庭的重组
　　家庭模式和家庭核心的解体使得新家庭重组成为可能，吉本芭娜娜站在崩塌的家庭废墟上重构起属于她的“家”，主要从两个方面建立，即以情感作为家庭纽带以及家庭成员间的身份转换。新家庭并非仅靠血缘支撑，而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这种选择以情感作为支撑点。《甘露》中朔美的家就是典型的新家庭，家庭成员是“我”、母亲、同母异父的弟弟、母亲的朋友纯子和表妹干子。“大家生活在一起，却毫无干系，没有血缘之类的关联”。不再以血缘为必要前提之后的家庭开始对外人打开，排他性和封闭性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对他者容纳性的提高。看似没有核心凝聚力，实际上成员之间不乏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来自相互间的感同身受。朔美一家自不必说，纯子由于婚外情结束了上一段婚姻，成为从传统家庭中出逃并带有心灵创伤的人，所以相互间的慰藉使他们相处融洽，这似乎比只靠“血缘”来勉强维持家庭关系的情况稳固得多，正如书中所说“如果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长久生活，即使有血缘上的关联，那个人也会像令人怀念的风景那样渐渐远去”。
　　开放型的家庭模式推翻了无法选择出身的说法，在芭娜娜笔下可以选择符合自身愿望的身份来构建新家庭。彼此之间相互吸引靠的是相似的情感体验，《甘露》中的纯子可以看作母亲另一部分的化身，她“是母亲的老朋友，但性格与母亲截然相反。她温文尔雅，悠闲自得，从容不迫”。与母亲有着互补的性格，平时给大家做饭菜，关心“家人们”的起居，这个时候纯子拥有着“母亲的朋友”和家庭形式上的“母亲”双重身份。身份的随意变换意味着随时可以从家庭中脱离，所以纯子在最后选择离开去找回自己血缘上的女儿，舍弃了在组合家庭中的母亲身份。这种身份的随意转换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个性，使自我得到最大肯定。对旧家庭的解体和新家庭的重建的书写是吉本芭娜娜强调女性地位的平等和关注个体的生存境遇所作出的尝试。
　　二、新家庭书写的原因
　　吉本芭娜娜的新家庭书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现实背景。首先芭娜娜认为人与人之间必然有一种共通的东西，那就是“情感”，且受到商业大潮的冲击，芭娜娜非常考虑读者市场的需求，导致文学直观性变强，这种直观就是“通俗性”，她认为渲染情绪是达到通俗性的重要手段。为了达到“治愈”效果，吉本芭娜娜的小说通常喜欢制造极端事件，将人物置于极端困境中，然后细致刻画人物从颓靡绝望到奋起的心理变化，通过人物的情感宣泄来引起读者共鸣。而长久以来，亲情是作为支撑我们生活的强大情感后盾，是古老而深沉的人类情感，与至亲的分离、失去温暖的家庭环境更能使读者心理破防。
　　传统社会的“男尊女卑”思想延伸出“三從四德”的观念使得妇女长时间被困于家庭之中，沦为父权中心的附属品，走出家门是冲破男权建立的壁垒、以女性视角来审视世界的第一步，因此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社会思潮影响的女作家们，其笔下不乏对传统家庭解体的书写以及对新家庭模式的探索。“始于战后而至今的日本当代女性文学经历了社会的急剧变革，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女作家们以独特的视角、缜密的观察、细腻的笔触组成了女性作家创作群体活跃于日本文坛，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吉本芭娜娜作为具有高度主体意识的女性肩负起了那个时代的责任，她所提出的“非血缘家庭”理念建立了平等、共生的人际关系，是对自我境遇关注的体现。
　　面临经济转型的国内环境使得产业结构发生改变，劳动力需求相应增加，“单身赴任”者增多，使得丈夫长期在外工作无法和妻儿团聚，削减了家庭凝聚力。商品化社会使妇女就业率提高，家庭内部被快消费文化充斥，家庭离心率变强。且宽松的社会环境也使得妇女思想发生很大转变，自我意识逐渐增强。由于极端地追求“在外非常优秀的能赚钱的丈夫，在内能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妻子”的家庭模式，夫妻之间缺乏应有的交流和沟通，双方的精神得不到解脱，家庭成为令人苦不堪言的场所。另外，社会中有关家庭的问题日益加剧，对理想家庭图式的憧憬幻灭更加冲击了摇摇欲坠的传统家庭制度，在此种时代氛围的感召下，芭娜娜的新家庭书写相应地反映了时代的声音。
　　三、结语
　　吉本芭娜娜是有着高度现代意识和女性独立意识的女作家，从《甘露》的家庭书写主题可见一斑，她打破了传统家庭带来的桎梏，呐喊出属于自己的时代声音，对旧家庭的解体和新家庭的重建的书写是吉本芭娜娜强调女性地位的平等和关注个体生存境遇所作出的尝试。总体而言，吉本芭娜娜的家庭观一方面体现了对女性身份价值的肯定，另一方面表达了对性别秩序与道德原则的质疑，这是对道德失范的现代家庭的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