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长微博引来各方议论。乘客张先生在飞行途中突发腹内疝并急性肠梗阻，向空乘求助后预约救护车，但飞机落地机场后50分钟仍不打开舱门。为何不开门、谁来扶下去、要不要有陪护……空乘人员和医护人员的争执、扯皮，让救治延迟，使得乘客生命悬于一线。好不容易病人自己挣扎着上了救护车，又被两次转院，一再误诊，最终在病痛发生15个小时后才切除0.8米的小肠，保住了生命。事后，航空公司方面已经登门致歉，但此事仍然引人思考：面对脆弱的生命，操作程序该如何让路？生命至上怎样确立？
　　回看事件，其中原因并不复杂。舱门迟迟不开，因为飞机滑行故障，需要塔台消息，否则会影响机场的调度，这是规定；生病乘客由医护抬下去还是空乘扶下去，一方认为凡是飞机上发生的事情就该由机组人员负责，另一方认为医护登机后就该肩负救治的责任，各有理由。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机场医院检查后认为病情复杂，无法处理，建议送朝阳医院或协和医院，并叫来了999急救车。急救车工作人员却说这两家医院“挂不上号”，强行将病人送往远在清河的999急救中心。在急救中心，医生先是怀疑病人吸毒，继而在无法确诊的情况下，又迟迟不给转院。直到病人向当医生的友人“求救”，才有机会转往北大医院，并被火速送进急救室，捡回一条命。
　　这个故事里，发人深省的元素实在太多。制度、程序，确实需要；但价值有高低，程序分急缓。如果有乘客因个人需要而提出有违规定的要求，不予采纳无可厚非。如果有乘客因为疾病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哪怕操作程序不甚允许，生死关头也没啥不可以的。
　　至于999急救中心的做法，着实令人生气、生疑。为什么要将病人舍近求远送往清河？凭什么不让病人及时转诊？有报道说，999急救中心属独立于各家医院“院前抢救”系统，那么，这种不问病情轻重、执意让救护车将病人拉回“自家的”急救中心的做法，是不是一种惯例？背后有没有利益驱动？公众有此质疑，当事者有责任做出说明，有关部门也有必要查一查，如有“猫腻”就该追究到底。
　　只有一切工作都围绕着“人”这个主体，生命才会在具体中显得最可贵。这就意味着企业文化应该有人的味道和生命的内涵，为树立生命至上的理念留出空间。
　　其实，我们并不缺少对生命的执着和对爱的传递。50多年前，一篇经典报道《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生动地呈现了为救治集体中毒的61名民工而上演的全国总动员；2008年，汶川地震的第三天，为了抢救从废墟中找到的小学生李月，70公里、中途转院、接力献血，一个生命有了众人的力量；2015年，南航创造了目前国内已知的最长距离的活体器官运输，航程近3000公里，让捐献的心脏在新生命里重新起搏。不难看出，有需要的时候就有生命接力，有紧急的情况不缺爱心畅通，而这不应该再分“你我高下”甚至“小人物与大集体”，因为每个个体都应该被尊重、每个生命都震撼人心。
　　制度和良知并不冲突，制度更不是生死之间“不作为”的挡箭牌。如果良知遭冷漠泯灭，心灵被利益熏黑，那么制度就可能变为逃避责任的借口，再好的制度也形同虚设。如果把生命与遵循制度的“程序”视为一场博弈，那么绝非是“有你无我”的零和状态，而应该是“你中有我”的双赢状态，其前提应该是在制度上赋予生命最高的意义、在程序上给予生命特别优先权，让那些硬邦邦的操作守则有彼此可感的温度。
　　生命最为大，应当成为每个行业和领域的“帝王条款”。一个鲜活的生命不是一件物品，难以承受“你推我挡”的折磨。或许，冬日里寒风吹紧了人们的身躯，但关爱每个生命应成为每时每刻的开放之举，如此，便少了冷漠、多了温情。